为建设和改革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新华社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机构，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素质较高的新闻工作队伍。在几十年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在1989年那场风波当中，绝大多数地方分社表现都非常好，受到了表扬。当然，在此期间也有若干经验教训。搞新闻工作要想完全不出错，是根本不可能的。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每天都得表态，不像搞别的工作，如果对事情一下子看不清楚，可以先研究，三天以后表示一个非常鲜明的态度，谁也不觉得他有错误。但是新闻单位就难办，就不能等我想三天再表态。

新闻单位的这个特点也有个好处，就是锻炼人。时刻处于非常紧张状态，时刻都要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态度，时刻都要正确判断形势，而且要迅速做出决断。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新闻战线是很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

新闻报道，应当围绕着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为党中央，为全国人民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一，现在，整个国内的形势是好的。中国要稳定，这已经成为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估计到有许多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包括一部分思想不通的人在内，绝大多数都承认中国必须稳定。这在舆论环境分析当中是最重要的标志。但是还有很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国际上风云变幻，必然对我们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国内还有一小部分人，总还想闹一点事情。

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闯过这个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能够有今天是不容易的。如果发生逆转，大多数人的生活将急剧下降，整个国家将陷入分裂，陷入动乱，甚至陷入内战当中去。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局面在中国重演，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重新变成别国的附庸和殖民地。我们必须用我们全部工作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地、有秩序地坚持下去，发展下去。稳定才能推进改革开放，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我们考虑这个时期的舆论导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处理问题，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稳定。凡有利于稳定的，就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搞好；凡对稳定不利的，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改掉。

我们的报道怎样才能够有利于稳定？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最近我们突出地抓重点建设的报道问题。为什么提这样一个问题？目的就是用重点建设的报道来把人心引到经济建设上去，使人们真正感觉到有前途，有信心。如果天天只说困难，就容易使人们失去信心，就难以凝聚人心。

有关重点建设的报道已搞了一个月左右，在年轻人中也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原来有些青年人认为共产党什么事也没做，做的都错了。他们说，你们推出一个新的政策就说过去那个不对，然后又推出一个新的做法，又说过去那个不对，天天说的都是过去不对。当然这不是我们主观上要造成这个印象，但客观上，许多信息加起来，好像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充满着失误的历史，人们看不见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点思想调查，好几个老同志都反映，他儿子与他辩论，其中一句话就是你们共产党几十年究竟干了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进行的建设远远超过50年代的规模，远远不止141项和156项重点工程。现在开始做了一点报道，还不能说这些报道很令人满意，但是有了这些报道之后，他看1个月2个月下来，说我们没干什么事这句话就说不出口了。

香港有些报纸对人代会的报道做了一个分析，我看很有政治敏感。他们说，在前半年多，中央的宣传着重在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这次人代会的宣传看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注意宣传两个基本点和一个中心的关系。他们看见了我们这个变化，我看人家这个敏感超过了我们许多同志。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突出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自然就好摆了，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这个目的突出出来就好办了。

稳定，包括稳定人心，稳定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定要宣传出来。特别是农村，农民接受的信息比城里人少，但是他们特别敏感。有的地区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下去，还没有开始说话，农民就想到很多问题，想到过去有一次社教运动是怎么进行的。他就杀鸡，砍树。这种波动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很严重的。所以，要稳定就必须把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告诉群众，让大家看得见。对农民当然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但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去吓唬农民。你要做得过分了他们就不高兴。对城市里边的宣传，最近在各种报道当中都挂一句“市场疲软”。好像市场疲软已经是天经地义，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整个的市场都是疲软状况呢？日本来了几批经济学家考察中国的经济，考察完了回去，大多数人第一句话都是：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他们来之前，看我们的报道，也看他们的报道，似乎中国的经济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因为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疲软就是什么东西也卖不掉了。他们跑到这里来一看，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堆在那里卖不掉，市场还很繁荣嘛。北京今年一季度商品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是上升的，怎么能说整个市场都是疲软的呢？有许多东西老百姓想要的买不着，有许多畅销的东西摆在柜台上，摆不到一天、两天、三天就光，怎么能说这个市场是疲软的呢？确有一部分东西不好销，不好销的东西也不完全都是市场疲软的原因。有的东西就是不应该搞这么多，什么冰箱厂一个省可以搞二十几条生产线、二十几个厂，说这一个省二十几个厂的冰箱都要卖得掉，那这个经济不是个病态经济才怪呢？中国一年消费胶卷3500多万个，我们现在胶卷的生产能力到了2亿个，那能怪市场疲软吗？有一部分商品是群众消费心理推迟，要等落价。更多的是我们的产品结构还不能够做到适销对路。前几天《经济日报》的一个记者，在国外亲眼目睹一个外国代理商在那里卖某地的艺术陶瓷。这些陶瓷造型都非常漂亮，但是每一件都有毛病，几箱货没有一件没有毛病。顾客就在那里批评这个商店。这样的毛病我们技术上解决没有任何困难啊！这不是市场疲软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疲软。所以我建议，不要一概讲市场疲软。具体地讲，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然就把我们可以改进的，可以努力解决的问题统统掩盖了起来。

为了达到稳定，还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工作，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大多数。

第二，当前凝聚人心的最主要的旗帜是爱国。凝聚人心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对共产党员就得讲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但对全国来讲，最能够凝聚人心的旗帜还是爱国。这个旗帜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就是不让中国变成附庸国，不让中国变成殖民地，不让中国人再做奴隶。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火烧圆明园130周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90周年。我们怎么样运用近代史上的这些事件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可做的事情很多。亚运会离今天还有155天。世界各国开亚运会、奥运会这样大型运动会，都是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来掌握的。美国利用开奥运会的时机，在全国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搞迎接奥运会的长跑、接力长跑，一个人交2000美元。从电视里看转播，不断有星条旗出现。旧中国在体育上是一点位置都没有的“东亚病夫”的国家，我国运动员第一次到伦敦参加运动会，那个情景非常凄惨，现在老运动员谈起当时的情景都掉眼泪。新中国成立后建起了第一批运动队，足球队请一个教练是上海的资本家，他为了让中国的足球踢上去，把工厂关闭了，到这里来吃苦、当教练，就是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中国体育史可讲的事多的是。第一次在北京举行国际篮球赛是在东单体育场的泥巴地上，那是北京最好的篮球场了，朱德同志去了，连个看台都没有。现在我们能够在中国举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亚洲运动会，这不光是为中国人，而且为亚洲人争光。我们就是要把召开亚洲运动会，作为凝聚人心的一个载体，作为振奋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活动，作为在世界上广交朋友、打破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我们制裁的一个重要措施。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宣传，就大不同于一般的运动会的报道了。对亚运会的宣传，现在在北京热闹一点，但也不够深。对亚运会的宣传如果搞得好，是可以凝聚全国人心的。第一个为亚运会捐款的，是江苏盐城的一个小学生。昨天步行500公里到亚运会捐献全家攒的2万元钱的是沂蒙山区的一个农民。像这一类的报道是可以凝聚全国人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如何掌握好。

第三，贯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我们要突出宣传一切工作、一切部门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依靠群众做好工作。突出报道我们的一切措施同人民群众利益的联系。我们的宪法、法律、政策、措施和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但是，弄得不好就给人一个管老百姓的印象。比如计划生育，应该说是好事，但是现在变成天下第一难事。完全是为人民的利益的，但是有的地方变成了强迫，为什么呢？这里面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群众的实际困难。如果不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计划生育工作就很难开展。办好事也得有一种好的做法，不然就会引起群众的对立情绪。比如打击偷税漏税，查禁伪劣商品，这必然会引起被打击对象的不满和对立，但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多数正当商人的经营。我们要通过宣传使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这一点。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去年，北京汽车厂到海南岛试车，试车的人一去就得3个月。厂宣传部的人带了一台摄像机，将他们工作、生活的情况拍下来，挨家挨户把录像片放给他们的家属看，让她们了解她们的丈夫住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家属看了后很感动，都说共产党好，厂党委好。要通过我们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具体行动，使人们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想通。不能把群众放在一个观众的地位，而应把人民群众放在主人的位置。只要真正由人民群众自己做主，许多事情就好办。

第四，当前的新闻改革中四个需要改进的问题。

1. 应该有更多有现场感的、目击式的新闻。不能说我们的报道没有目击式的东西，问题出在我们虽然目睹了，但往往把它抽象概括起来写。除了写通讯写特写现场感比较多一点外，写新闻就比较少，因而可信性就降低了。如果我们的报纸上多刊登一些亲眼看到的、有现场感的新闻，那么，读者就会更感兴趣，就会更相信我们的报道。要求每一条新闻都是记者亲眼看到的，这做不到。但是，如果每个记者每个月都能写一条目击式新闻，那么汇集到总社就相当可观了。穆青同志写焦裕禄有一句名言，就是“不嚼别人嚼过的馍”。作为一名记者，总要有一点自己的、完全第一手感性的东西。如果他一辈子写的新闻都是人家的总结材料，没有一条是自己看见的，这样的新闻记者也就做得没有什么味道了。

2. 希望能够增加一些进行式的报道。现在，我们相当多的报道是过去完成式。要报道建一个厂，总要等这个厂建完了、开工了才报道。这样的报道往往不太吸引人，而正在进行中的新闻就容易吸引人。比如，这一次发射卫星，如果不是现场直播，是过两个钟点再放现场录像，看的人准没有那么多。又如足球比赛，为什么观众喜欢看现场直播？这是因为正在进行中的事情，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读者的注意力。没干完也可以报，干到什么程度了，还缺什么东西，如果某一种特殊标号的水泥现在没有，工程停在那里，正在等哪一个厂运货来，也可以报。整个工程都完了再报道，也不一定事情都那么完美。如果一定要把事情都写得那么完美，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事很容易办到。人们就会问：既然那么容易办到，为什么不多办点？

3. 希望对同样一件事情能够做出多侧面的报道。同样一件事情不一定只有一个角度可以写。比如说对亚运会的宣传，不光要讲我们有多少个场馆，而且要讲得细到某个场馆是打篮球的，地板的弹力是多少。还可以讲北京9月22日到10月7日之间，近50年来的平均气温是多少，50年的这17天平均有几个阴天，几个晴天，几天下雨。这种气象资料现在就应该向国外发出去，这是在人家下决心之前所需要的资料。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对同样一件事情，各种人往往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我们的报道应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

4. 要善于利用和提供背景资料。我举“亚洲一号”卫星为例。我们许多新闻单位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宣传，但是，港台报纸，包括国民党办的报纸，关于这个卫星的报道的篇幅都比我们大，内容也比我们多。他们把我们第一颗卫星是什么时候发的，在什么地点，火箭推力多大，卫星有多重，一直到现在发射的这一颗卫星，全报道了。这些历史资料用不着到国防科工委、航天部去要，资料室就有。还有一些东西，也是人家报道我们没报道。国外有些记者很会用资料。有的消息实质内容只有一句话，其他的都是背景资料。但是看上去还真充实。有许多背景资料，平常发出去没人看，在那一天那个时候，发多少都有人看。讲优越性也好，讲成就和意义也好，如果没有背景就没办法比较，人们就感受不到。这一类事相当多。我们写的人明白了，但看的人不一定明白。毛泽东同志说过：不要以为我们明白的事情，群众一概都明白了。也不要以为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群众一概不明白。

从以上四点看，我们的报道是不是有可能、有需要突破一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对我们记者队伍素质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它需要我们真正深入实际，而不是停留在会议上，不是靠人家的总结材料写东西。要跑到基层去用自己的眼睛看，交很多基层的朋友，要求我们记者能够懂得不同读者的心理和他们的需要。给领导干部看的是一种写法，给老百姓看的是一种写法，给外国人看的又是一种写法。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复杂的形势下判别出需要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才能知道哪些材料是特别可贵的，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形式，运用新闻这个工具，来为党的事业做出最及时的、最有力的贡献，才能为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最好的舆论环境。新华社有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到了新的时期，经验教训越积累越多了。把这些经验教训通通都变成我们全体同志的宝贵财富，我们的队伍才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才能得心应手地应付复杂的局面，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中国记者》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