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要适应新形势，迈出新步伐

一、宣传工作的形势

这是个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的题目。一段时间有人讲现在是“改革的春天，基本建设的夏天，思想工作的秋天，纪检工作的冬天”。恐怕多数同志不赞成这种看法。在我们看来，现在是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好的时候。党的思想工作无非是把人心凝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要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党的领导正确，党的领导如果老是不正确，人家就不愿跟着我们走，总的路线方针不对，思想工作就很难做了；另一个条件是使被领导者能够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我想现在正是有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十四大明确宣布，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理论和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步走”的战略目标，90年代的十大任务，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也觉得中国走的这条路对。快到年底了，人们都在算这一年的账，美国经济衰退，欧洲经济衰退，日本经济状况也不好，就是东方这一片好一些，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几，这个速度世界第一。有了一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政策和正确的目标，加上老百姓真正得到好处了，应该讲是宣传工作最好做的时候。从整个党来讲，十四大把理论、路线搞得更清楚了。以往宣传工作难做，难就难在今天这么说，明天又不算数了，群众不高兴，说你们老有理，宣传干部也觉得口难开。现在这一套基本的东西比较明确，比较确定了，宣传工作应该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一样，迈出新的步伐，跨上新的台阶，开创新的局面。

二、十四大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十四大后召开了一中全会，江泽民同志有个讲话，主要的意思是大政方针已定，现在要真抓实干，要把十四大精神扎扎实实地贯彻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十四大之前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宣传战线就是要贯彻十四大精神，贯彻这个文件。头等重要的事情，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并且在人民群众中深入地进行宣传，使它能够指导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就能统一，就能形成非常大的力量，整个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就可以稳步走上新的台阶。

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最重要的还是领导干部的学习，首先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要学好，同时宣传干部要学好。这两部分人学好了，就能够带动全党的学习。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既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的老传统，又有许多新的内容、新的做法。1993年工作的改进，要以客观形势的变化为出发点，十四大后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在那个班上我说了至少有几个变化，是不能不注意的。第一个变化是老百姓吃饱饭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件事。过去拿粮票、油票，配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农村困难的地方，有计划还没有钱买，发了救济粮还要发救济金，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老百姓的肚子是吃饱了。我们考虑工作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这个变化。肚子没有吃饱的人，想问题的方法，生活的方法、愿望、要求、行为方式和吃饱了饭的人必然不一样。肚子吃饱了，有了新的愿望、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工作还是老一套，对不起，人家就可能不接受了。第二个变化是和十几年前比，中国多了个东西，叫作市场。尽管还不能算很健全、很发育，但总是有了，而且在各个领域里都有。现在，消费品可以买卖，生产资料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也可以买卖，股票、外汇、专利、技术都可以买卖，当铺也开出来了，还有劳务市场，跳蚤市场，花样多得很。有这么多的市场和没有市场，人们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思想工作的做法也不一样。1992年一年国外进来的人有3100多万。工作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县委地委管多少人，以及工作好坏，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看不那么清楚了，虽然户口在你那里，人却不知道在哪儿。这种变化带来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第三个变化是科学技术发展了。不管哪一个行业的人，或多或少都接触到新的科学技术。农业上的薄膜覆盖，一下子提高了多少产量，新品种又出现了多少。以前如果说农民种地要有“绿色证书”，一定认为是海外奇谈，现在在许多地方已成为现实。以前请个把式帮忙种一季西瓜，顶多几百块钱，现在山东寿光县一个种菜的师傅被甘肃请了去，包吃包住之外，回家至少还带上1万块钱。黑龙江的农民到独联体去指导种菜，回来也能带上万把块钱。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出现了一个人民群众得到信息非常之快、非常之广泛的变化。1950年全国报纸总发行量为360万份，现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700多种，还不包括各地自己批准公开发行的1800多种报纸。只这1700多种报纸的发行量就是1.7亿份。现在老百姓手里有收音机2亿多台，电视机2亿多台，农民也在家里看《编辑部的故事》了。上海街头流行的红裙子、黄裙子，电视里一出现，第二天云南某个地方就照样子穿出来了。这样的变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态势呢？50年代人们的社会信息主要来源于支部书记，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他就可以一国际二国内三本地地做报告了，还全是新鲜事。现在人们的社会信息70%多直接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百分之十几来自街谈巷议小道消息，从支部书记那儿得到的不超过10%。这样的态势下，我们的基层干部就有点苦闷了，小气候顶不过大气候了，大气候的影响一下子就到下面了，小气候的影响却超不过10%。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态势还在变，我们有时跟得上，有时就会跟不上。世界上的事情客观变了主观跟不上的时候往往比较多。比如1979年以前，中国没有录音机，在座的同志玩录音机早于1979年的恐怕也没有。1979年国家教委向中央打报告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人学外语，才特批进口了一批。当时我们想没想到这东西会对意识形态发生影响？没有，头脑还反应不过来，没想过这东西还可以听音乐。人们拿到这东西不光要学外语，还要听音乐，我们又没有录音带，于是大街小巷以放邓丽君歌曲为最时髦。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拿不出东西来嘛。后来请来了歌王帕瓦罗蒂，在北京卖票卖到130美元一张还抢不着。到人民大会堂唱，电视一转播《我的太阳》，青年人中轰动了：原来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首先是大学生纷纷找团委要求洗掉自己手里的流行歌曲录音带，录上好听的歌曲。这完全是自发的现象。后来又进来了迪斯科，我们开始也看不顺眼，但小青年很高兴，不好禁止，又不好提倡，听之任之的结果是老百姓想出了办法，全国不少地方早晨的公园里全是迪斯科，但是变成了老年健身操，老年大秧歌。科技进步了，我们有一个如何跟上这个变化的问题。第四个变化是我们国家开放了。中国与全世界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各样的交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500亿美元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群众必然要更多地关心国际形势，关心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格局。可能还有些大的变化，但至少以上四个变化是明摆着的。这些变化都对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都对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发生影响。我们研究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不考虑这些实际变化，不能不考虑这种变化下思想工作到底要做些什么事。

第一要紧的事情是要把人心凝聚到经济建设上来，因为归根到底中国还是太穷。无论什么道理，妨碍了经济建设，这个道理就不对。有人说我不靠经济建设，参加有奖销售，买了两件衬衫就得了一辆夏利车。确有这样的事，没搞经济建设也发财了。个别人这样做可以，11亿人都富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经济发展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做法，但最终要有利于把人心引导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搞了半天人心都散掉了，不想干活了，经济下来了，这样的思想工作，效果就不好。

当前一个问题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做文章。对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比较陌生的。一年前我们还只说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现在大家都明确了十四大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因此人人都在说市场。但大家心目中的市场不完全是一回事。市场的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搞了市场政府是不是就不管了？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投到市场中去的风险有多大？怎么能够减少风险？这里有许多文章需要做。就宣传工作来讲，需要把市场的态势、市场的规则、市场的知识更多地告诉广大群众，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知道、要了解。

这个会是《时事报告》编辑部召集的，现在《时事报告》很受欢迎。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不那么受欢迎了？也许我们讲的时事报告人家不爱听，不需要。当然也可以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客观上人们需要了解时事，了解形势。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把形势与不同人们的利益关系联系起来，搞清楚人们需要了解什么。今天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就是市场，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把市场的态势引入《时事报告》。举个例子，现在纺织行业生产能力大，销路小，全国都在限产，产品市场价格上不去，棉花又涨价，许多纺织厂都亏本。有一次我到一个纺织厂，厂子的日子正不好过，好不容易接了美国人需要一批纺织品的买卖，但美国人要求的交货日期很苛刻，过期要罚款，再过期不收货。厂长动员工人加班，工人认为机会来了，因为前一阵子没任务，只发基本工资，几个月没发奖金了，现在因为出口任务要加班，拿厂长一手的时候到了，加班费要增加，不然不干。厂长更苦恼了，原认为是为工人着想，可工人并不领情，双方似乎都有道理，思想怎么统一？我看，还是要讲清形势，使工人了解整个纺织行业的现状就是生产能力超过需求，一些工厂要倒闭，倒闭对工人意味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产品向外打，向外打就要忍受人家的条件，只有实现利税任务工资总额才能不下降，这都在工人自己手里。把形势和道理讲给工人，他就可以选择到底要什么了。还可以进一步讲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美国经济衰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美国工会统计比前几年下降12%，少说也有5—6%，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超过15000美元，中国的东西便宜，这是打入美国市场比较好的时机。但自从有资本主义以来，每次的经济衰退都有到底的时候，现在还不至于一直衰退到资本主义崩溃，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一年、二年最多五年到底了，然后就是回升。我们不知道现在到底了没有，看样子快到底了，因此有可能明年开始回升。一旦回升美国老百姓购物心理就要发生变化，钱少了他买化纤，钱多了就要买天然织物，钱少了有衣服穿就行，钱多了就要买名牌，钱多了就要对产品质量更挑剔。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分析和准备，到时候就可以卖高点价钱，多赚些钱，如果不做准备，产品质量上不去，打不出名牌，美国的经济好转了，我们的生意却会反而不好做。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企业的管理，企业的技术改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是把钱都补发了奖金，还是大家再熬一熬先投资搞技术改造，使大家以后有饭碗？这样讲思想就好统一了。做这样的形势报告，工人是愿意听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要有分析市场态势的本事，这种市场态势不仅仅是商品行情，还包括政治上的斗争，不管是布什还是克林顿，谁上台也是经济的态势决定的，是经济力量的斗争，美国人打萨达姆，背后也是经济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人到那里去主持公道。除了讲市场的态势，还要讲市场的运行规则，这个规则是市场的必然要求。人们对市场有很多误解。有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对假冒伪劣一切都不要管，至少也要大大放松。前不久我去新加坡考察，新加坡只有622平方公里，比我们许多县还要小，只有280万人，每年外国旅游者600多万，1992年可能超过700万。新加坡并不出产什么东西，大米从泰国进口，喝的水是马来西亚买来的，物价也明显比香港高5—10%，但旅游者花费的70%是在新加坡买东西，窍门在哪儿？就是它可以夸口说新加坡不卖假货，在我这儿买的东西都是真的。这样，即使贵一点人家也愿在新加坡买。我国去年到10月份的统计，海外游客3100多万，旅游外汇收入才31亿美元，等于一个人在中国花100美元，其中又只有15美元用在买东西上，占旅游消费的15%，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拿不出很高档的质量好的东西来。这样的事例就可以告诉人们市场经济并不是可以卖假货的经济。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请客送礼。但是世界银行的官员到我们某省贫困地区考察，因为接待太讲究，太排场，宴会、请客，送礼太多，而取消了原定要给的贷款。他们说，这个地方给了钱不知道会怎么用。有人说拿回扣落到私人腰包（不是中间商人拿佣金）是正当的。那为什么日本几个内阁官员都因为拿了回扣倒台呢？市场经济是有许多可以赚钱的机会，北京向挪威出口五金工具，我们提出一美元一把，挪威方面只肯出0.95美元，相差五美分三天还谈不成。请了一位外贸专家咨询，他说，挪威实行普惠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只要能证明从原料到加工全部是在这个国家做的，就可以减税15%。马上搞了个证明，价钱改成1.01美元，双方都多赚了，所以一谈就通了。世界市场情况很复杂，明白了才可以多赚钱，所以需要把思想工作做到这上面去，要介绍知识。

还要两手硬，抓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不是外加的东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所必需的。现在群众最不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不正之风，一件是社会治安。我们还是需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提供精神支柱，提供思想保证，提供舆论环境。江泽民同志说还是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在帝国主义国家眼里中国是块肥肉，想方设法整我们欺负我们，如果中国人没有一点骨气，人家一压我们就软了，利益就要被人家抢走。我们只能自己奋发图强。在国内建设上必须有集体主义思想，因为改革是使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只有聚结在企业里才能实现与劳动对象的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单个的个人。企业如果没有向心力就一定要失败。搞现代市场经济，决不能搞成人人只问钱的拜金主义。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作流通手段。货币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人创造了货币之后又可能拜倒在货币脚下，货币成了人的主宰。这是人本身的一个悲剧，也是人自身能力不够的一个表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运用货币的本领，要能够驾驭它，而不要变成拜金主义。这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

在宣传方法上也要改进，要了解群众的需要，要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要在这个过程中给以引导。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个通俗文化盛行的情况。因为工业化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但大多数人又不可能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而工业劳动又是定时的，总有下班的时间，总有余暇时间，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人群就会需要通俗文化。各个民族需要的通俗文化内容不尽相同，但要求有通俗文化这一点是共同的。我们只能关心它引导它，不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1991年我们搞了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1992年又抓了个中华舞曲系列，为跳交谊舞的人提供最好的音乐带子，满足群众正常的正当的娱乐要求。又例如传统节日，有许多被淡化了，没有过去那么热闹了，这似乎不太合算。古人写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因为每年到了这一天都有同样的活动，人们才会印象深刻。没有了这样的活动，到了佳节他就不会“倍思亲”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培育爱国主义感情。我们到了新加坡正好碰上过中元佳节，我们国内已没人过了，是七月半的祭鬼活动。新加坡华人过中元节要过一个月，把大陆、台湾、香港的剧团都请去。那里77.7%是华人，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回大陆一趟不容易。七月半大家一齐来祭祖宗，搞得很热闹，这就形成了凝聚力。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白居易写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词。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一天当做中国的情人节，省得小青年去过外国的情人节。再仔细想，全世界那么多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个共同现象总有道理吧，总是人群的一种需要吧，不满足人的这种需要，人的感情得不到宣泄，人的心态没有起伏节奏，他就不高兴。又比如说结婚，我们年年讲反对大操大办，效果甚微。人家结婚是一生的大事，只到乡政府办事员那儿登记了就算了？心理怎么能得到满足呢？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婚礼都是隆重的？总有一点需要吧。有一个乡的书记，他帮小青年办婚事是买两张飞机票，从北京到天津不过几十块钱，小青年就可以上天结婚了，到了天津玩一玩，再坐火车回来。农民什么时候想过到天上办婚礼？这样办了，支部书记在小青年中威信就很高。我不是说大家都去这样办，总之要想办法满足群众正当的要求和愿望，才能有领导权。新的时期总要有点新的做法。有了很好的理论做指导，工作又从实际出发，围绕着经济这个中心，说话办事都能凝聚人心，建设自己的好生活，我们在群众中就会有威信。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创造。大家有了更多的创造，《时事报告》这个刊物就会办得更好。

（《时事报告》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