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形势和大学生的思想工作

我们的高等学校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现在每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大概在60万左右。从人口统计看，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每个年龄段大约在2400万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同龄人当中，大约只有2.5%能进入高等学校。没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四化”就不可能成功，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我们也很难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要工作。

为什么必须对大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呢？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将要担负起完成我们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还要担负起运用改革的成果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2000年要完成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2000年以后，我们还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首先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然后再创造人均3000—5000美元的水平。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大家都承认经过7年的努力，现在是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归根到底，一切财富都要靠人民自己创造出来。创造了财富，才能分配，财富多了，吃饱了肚子，才能有余力拿出来改善生产条件。不能只讲需要，从需要讲做得不够的事还有很多，但是从可能性来讲，这些事都要马上解决，就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每一项决定都要花钱，但是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到这个程度，并没有创造出这么多东西，又要花钱，只有发票子，票子多了，就要发毛，物价就很难控制。所以要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代大学生毕业之后要挑的就是这样一副历史重任。这就不能不要求当代的大学生具备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素质。

有的人认为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概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共产党怕学生闹事。说共产党太脆弱了。你不是怕吗？那我就非闹一闹不可，“大闹大解决”啊。和这个相联系的另一个看法是，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学生管住。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我们的实际。

闹事，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首先，我们要对大学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国当代的大学生会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我看不会，我说的不是个别人，个别人是什么样的都有的。就总体来讲，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为什么？因为大学生的利益和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完全一致，这个完全一致并不是讲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完全一致，而是讲在基本的方向上完全一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现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哪一年都好，而且还可以有把握越来越好。如果要改变这条路线，对任何人包括大学生都没有好处。而且，我们党的这条路线尤其为年轻人开辟了最广阔的前途，包括我们在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包括我们所实行的开放政策，也包括干部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使得有才能、有知识而又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文化贡献给祖国事业的年轻人，有了表现自己的最广阔的天地。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苦恼了。大概许多人还是有各种苦恼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过去好得多。如果要退回到10年前的政策，那时正直的青年人面前的机会就比现在少得多。为什么前几年杂志上讨论问题，出来一个潘晓，提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现在就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因为现实的路比以前更宽了，不是窄了。所以客观的条件，决定了当代大学生从整体上讲必然是拥护改革的，是拥护党的现行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在拥护中也有议论纷纷，有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挑剔，有牢骚。但是从整体上说，大家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路线。这是对大学生的基本估计。

其次，我们对中国的形势也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在中国有两件事已经发生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一件是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把它改过来，说这条路不走了，咱们成立资本主义共和国，可能不可能呢？这是没有可能的。第二个事实是中国已经进行改革了，能不能把改革半路停下来，倒退回去不走？也不可能。在农村中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开辟了多种经营，使农民的生活在五六年当中提高了几乎一倍，有许多地方提高得更多。现在如果谁想用一个什么力量，使农民回过头来不承包了，等着打钟上工，等着队长派活，等着算工分，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农民不会答应。这反映了对平均主义的抵抗，它证明了在中国已经改了的东西再要倒回去，行不通了。这不是说我们的改革已经很好了，很完善了，不是这样的。前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不完善的问题需要解决。然而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再要逆转是不可能的。那么，走到资本主义去，是不是可能呢？我今天不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某些大学生中有争论，可以另外专门讨论。我们先来看看事实。中国老百姓已经走上了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事实。走上了这条道路，再叫他回过头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行得通吗？我看是不行的。尽管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过去有许多错误的观点，比如说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步富裕，把按劳分配理解为平均分配，还有不敢讲商品经济，等等，这些都应当而且已经在改变，但是真要搞资本主义，提倡剥削加压迫，搞贫富两极分化，老百姓还是不能容忍的。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去年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坐公共汽车难，刘心武还写了《公共汽车咏叹调》。“难”是从哪来的？除了许多客观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有情绪。为什么有情绪？和出租小汽车的司机比，他们的收入太低。这个差别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政府的政策规定错误？其实政府并没有规定出租汽车司机拿多少钱。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北京的旅游事业发展了，大家反映叫不着出租车，于是政府把政策放开，让大家都来办出租汽车公司，一年之中就增加了1万辆出租汽车，这是个成绩，但是也带来了矛盾。1万辆汽车可以花钱买来，但出租汽车司机不可能进口，就要在北京招。这一年当中办了许多汽车司机培训班，用了很大力气，只解决了8000名司机，按道理，一辆出租车应有两个司机，一天可以运行14个小时，再加上星期天，歇人不歇车，这辆车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为什么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个月能够拿到300元呢？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这也是合理的，他付出了超额劳动嘛。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呢？也有，比如有的司机对外地客人敲竹杠，从火车站到前门明明就那么点儿路，可是他偏绕一个圈子，多收钱。有的司机逼乘客用外汇券付车费，不给外汇券就不开车，收了外汇券，又不上缴，高价倒卖。对于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内，许多出租汽车公司的领导是不敢管的。因为只要稍微批评一下，那个司机就可以不干，还有别的单位在等着他呢。今年的情况就稍微好一点了，因为今年又培养出一批汽车司机来了。出租小汽车的司机再要拿那么多钱就不容易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差距过大，也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且这一点差距也还没有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是，在社会上就引起了那么大的动荡。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象，如果真要搞资本主义制度，那就一定会造成极大的动乱，就谈不到现代化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容忍的。可以说，连外国人也害怕会有这样的结果。前几年，我看到那些外国高级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常常表示担心中国这样搞会不会搞资本主义。我觉得不好理解，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怎么会担心中国搞资本主义呢？是不是怕我们发展太快，会同他们争夺国际市场？也不像。因为中国真要能有在国际市场上同那些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至少是三五十年后的事，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会不懂这一点。那么他们担心什么呢？后来有一天我看电影看到一个镜头，集市上一群人打起架来了，那些小贩纷纷收摊逃路。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混乱的集市上做不了买卖。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是要做买卖的。如果中国是一个不安定的、动乱的国家，他们来投资就会不放心。所以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也担心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会发生内乱。

有了对中国形势两个不可逆转的基本估计，又有了对大学生情况的基本估计，我们为什么还会害怕闹事呢？不可能闹出什么大地震来。实事求是地看，在改革的过程中议论纷纷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一部分人一时对这些问题那些问题想不通、不习惯，甚至反感，出一点小的动荡也是不可避免的。想不通了，矛盾尖锐了，小一点儿的自杀，大一点儿，无非就是罢课、罢工、游行、示威。那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也不会因为有这一点事就承受不了。如果我们连这一点承受力都没有，没有思想准备，那改革就很难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既然是革命，这点风险还能不敢承受！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尽可能地做到安定团结，减少动乱，因为处理这些事终归要分散精力，要影响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要讲效率，就要尽量减少内耗。所以我们对闹事的问题还是要重视。特别是对少数想浑水摸鱼的人，一定要敢抓、敢管。有的人根本不是大学生，混到大学里搞反革命煽动。对这样的人，不及时抓，就会影响学生，对学生的成长和前途不利。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些忧虑的话，主要就是考虑接班人的素质问题，也就是怎样帮助、引导当代的大学生，使这些人当中产生更多的优秀分子，能够担负起祖国未来的重担。这就是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

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稳定的。因为我们有对于实际情况的基本估计。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受一些暂时发生的，好像很热闹的事件的干扰。比如说，现在在一部分大学生当中有一种出国热。一些人对自己前途的打算，是大学毕业考研究生，并且要考出国研究生，其中相当一些人实际上打算出去以后就不回来。他们也有“理论”，什么“科学无国界”，什么“在外国争得了名声，对中国一样有好处”，等等。那么，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要不要看得太重呢？我看不必，因为他们的想法不现实，毕竟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我们让不让他们出去的问题，而是美国能不能要那么多人。我国现在一年招收60万大学生，自学的、上“电大”的还不算。如果毕业以后都要出国，哪个国家能一年要60万人？前几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多一点，加起来也不过几千人、万把人，而且这是在多年没有人出国留学的情况下走的。即使出去了，要想留在美国，还要办“绿卡”，人家能给吗？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对我国一年60万大学生来讲，即使一年能出去1%，6000人，其中有600人拿到绿卡，恐怕美国就要说受不了。美国如果听任第三世界的人去抢他的饭碗，他的工资水平就要下降。所以99%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得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还是得留在或者回到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来。大家的命运同中国10亿人口的命运拴在一块，这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10亿人能过得着好日子，每一个正常劳动的人大概也过得着，我们这10亿人过不着好日子，谁想过得太好也有困难。现实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它终究是要教育人的。无论什么“热”，同现实发展的方向不一致，最后总要冷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前两年是存在主义，最近几个月是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这些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的东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对于这些有用的东西我们要有本事拿过来，用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是好事。也有相当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有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用，有的我们认为时髦的东西，在西方早已过时，拿到我们这里来更没用。即使传进来了，也长命不了。许多流行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的命运大概只能是“各领风骚没几年”。热闹那么三五年，即使不去批判它，青年人也就不相信了，没兴趣了。对存在主义我们做过什么认真的批判？它现在对青年人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没有了，今不如昔了。为什么？就因为它和我们的实际不合拍。没有用，解决不了青年人遇到的问题。没有用的东西想长期存在是很困难的。我不是说对错误的观点不要批评。而是说不必大惊小怪，过分紧张，要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信心，对我们的群众有信心。

青年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敏感，能够很快吸收新鲜的东西。但是他又不稳定，今天相信了，明天可以不相信，后天又相信另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做思想工作当中对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只看他哪一天口头上把某一个观点说得好极了，就认为他崇拜这个东西，说不定他睡一觉明天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观点去了。他情绪激动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说，但未必见得都是深思熟虑的。我们就不能把这些话看得太认真。那些鼓吹各种流行的错误观点的青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说胡话，其实他并没有认真了解那些观点是什么意思，有的连第二手材料都没有认真看过就胡说。我们对于这样的青年，第一，不要过于认真对待。列宁说，上帝都允许青年说胡话。第二，要看到这种思维方法对青年人的成长很不利。因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光凭感想，凭灵机一动，就下结论，就来一套体系，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很难在科学的领域里有所成就。另外有一些年轻人是认真地说错话的。话虽然说错了，但他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就可以引导他们继续认真地去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相信他们有这样一种认真的态度，尽管暂时找错了门，终究是会找到真理的。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值得重视的就是大学生能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能不能适应改革的形势，能不能经得起改革的考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和有些大学生对自己的估计不大一致。有些大学生自以为自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改革派。你说他别的问题他都可以承认，但如果说他对改革的态度是落后的，有抵触，他非跳起来不可。愿意以改革者自居，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改革不仅是口说的，更要看实践。今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受改革实践的检验。对自己估计太高了，并没有好处。现在有些人无论做什么事，总爱说这是第二次“五四运动”。举行一次游行，是第二次“五四运动”；开了一个讨论会又是第二次“五四运动”。这也是“五四运动”，那也是“五四运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多少次“五四运动”。为什么老说这个话呢？原因就在于，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总以为只有自己才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该明确地说，今天不是五四时代。五四时代整个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底下，死气沉沉，新鲜的东西进不来，除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敏感，很少有人接触外国的东西。那时引进来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对中国的封建传统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今天，不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给这个国家放一点新鲜空气的局面了。今天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实行了开放政策，大量的外来信息是国家用各种手段主动地向人民展示出来的，从来没有哪一天像现在这样把国外的大量的信息引进来。从来没有哪一天有现在这么多的中国人出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学习考察，各行各业，各省、各市、各县几乎都派人出去跑。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现在是我们整个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研究新时期的新问题，其中就包括集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意见在内。研究各种新问题的机构之多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我们党提出来，要在新的时期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提出要扬弃那些过时的，不适用的结论。今天不是少数人在那里呼唤改革，而是整个社会都处在变革之中。实践已经往前跑了，很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一些不了解实际的同志，反而要落后一点。

从去年秋天少数大学生的表现看，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就是相当不理解的。大概他们在主观上也并不想反对改革，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和改革的方向是相反的。今年的情况似乎好得多，大学生中，说改革好话的多了，这首先反映了人们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同时和今年物价比较稳定也有关系。如果明年物价有新的变动，大家会怎么样？拥护不拥护，理解不理解？会不会又有新的思想波动？恐怕还要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经济体制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把背离价值的价格调顺。价格要反映价值，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样经济才能正常发展。都靠补贴过日子，旧的体制就改不过来。现在主要是原材料的价格太低。但是，如果把煤、钢之类的价格调上去，或者放开，对于加工工业不可能不发生一点影响。不过这一关，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前进。究竟是不是赞成改革，还要到那时再看。

需要调整的还有房租。建筑业在全世界都是经济发展的支柱，盖房子越多，经济越繁荣。盖房子要用钢材水泥，炼钢厂、水泥厂都跟着繁荣了。唯有中国盖房子越多包袱越重。因为房租低，不但盖房子的投资根本收不回来，而且连起码的维修费都不够。由于这个原因，谁多分到房子，就等于得到更多的补贴，没有分到房子的就得不到这个补贴。因此，现在不正之风相当集中在房子上，人们的不满也集中在房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商品化，按照盖房子的成本加上维修房子的费用来收房租或者由住房者自己买房子。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也是对人们的一个考验。

还有一个劳动制度改革，现在进了工厂门，就是拿到了“铁饭碗”，这个饭碗是终身制的，工人都拴在那个工厂里想离开也走不了。打破这个“铁饭碗”，就要使工人成为合同制的工人，干部也要变成聘任的。大家都说赞成企业有独立自主权。企业当然应当有权辞退它所不需要的工人，真要这样做了，会有些什么议论？如果两个钳工，同样都是六级工，在不同的工厂工作，这个厂月工资200元，那个厂月工资只有150元，会有些什么议论？可能有人会骂我们的改革不配套，有人会说改革是系统工程，你们没有全面考虑；有人会说改革没有理论基础；甚至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买卖劳动力，等等。

大学生有许多优点，但是有一个弱点，就是观念和实践脱节。这也不能怪大学生，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实践的机会。这就使他很容易把观念的东西看得太重，放在第一位，以为只要观念变了，事情就办成了，而且以为观念是可以凭坐在那里讲道理变化的。观念的改革是否重要呢？是很重要的，没有新观念，就没有改革的计划、纲领、措施、方针，改革就会遇到阻力。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树立适应改革的新观念。但是新观念又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普及。要使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接受新观念，不能靠上课的办法。那样，全国几亿人需要办多少个训练班？又由谁来办？即使办了那么多的训练班，人家也不一定接受。实际上，新的观念只能在改革的实践当中被人们接受；而且新观念本身，也只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充实和完善。坐在那里想出来的许多观念往往抓不住要害。弄得不好，还可能把应该破除的某种观念当作好东西，去迎合赞扬人们观念上的弱点。比如说，电视剧《新星》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它当然有优点，这部电视剧是宣扬改革的；它对不正之风有满腔的愤怒，这都是和人心吻合的。但要是按照这个电视剧里的李向南的方式去做事情，效果未必最好。它是文艺作品，不是改革教科书，不能要求它写的东西都在实践中行得通。但是，它是把这种根本行不通的东西当作能够行得通的东西来赞扬的，这就是毛病了。观众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希望能够按照这部电视剧的模式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希望自己周围也出个“新星”。这是许多人观念中的一个大的毛病。就是不按照实际情况，不按科学办事，而是凭主观的愿望，幻想一种不费力气的、坐享其成的或者至少是很便宜的改变现状的方法，简单一点说，叫作急于求成。旧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都是局限在一小块土地上耕种，生产力很低、很穷，大家很希望快一点改变自己的地位，但是眼界又比较狭窄，没有科学的认识，不懂得只有掌握科学的规律才能够有力量，才能改变现实。这样在长期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往往寄希望于一种很容易改变现状的方法，不管它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现实不现实。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很快就变成了中国的样子。流行最广的一个派别叫禅宗，它是讲“顿悟”的。甚至可以不要读经，不要持戒律，就可以一通百通。至于普通老百姓信佛教更是把全部佛教经律变成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这6个字，就可以登西天，这是最廉价的天堂入场券。1958年“大跃进”也是用便宜的方法，不讲规律，急于求成的一个例子。那时我二十几岁，真是发了疯似的拼命苦干。在全国有许多人当时和我这种思想状态差不多。我们当时觉得苦干3年就能超英赶美实现共产主义，那真是太好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动员起群众来，也同群众中有急于找一个便宜的方法来改变现状的思想有关。比如说住房不是紧张吗？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要有合理的住房政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增加生产，要有钱，有物资来多盖房子。这样做，当然是相当慢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当权派、教授、资产阶级权威打倒，把他们住的5间房大家分着住。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想当权威了，也没有上进心了，社会就不用前进了。从整体上讲，解决住房问题更困难了。我小的时候住在日本统治的沦陷了的旧上海，恨透了日本人、汪精卫。我就幻想有一个侠客收我做徒弟，我学会了武功，就把汪精卫刺杀了，中国就过太平日子了。这样的幻想在小孩当中并不奇怪，但许多成年人也往往有类似的思想方法。总希望出个包公，什么不公平的事都可以解决了。当然完全像戏里那样的包公，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人们还是幻想出现这样的奇迹。看现在的戏，就希望出一个“新星”。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有一个救世主把世界上做不到的事情，都能做到。人们看了这样的戏，觉得很痛快。在痛快的同时，也加强了那种不问客观规律，想不费力气，急于求成的观念。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旧观念。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都只能是中国人民自己奋斗的成果。不能指望等待任何救世主。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有救世主的能耐，我们自己更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还是要讲科学，讲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由穷变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我们今天研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着重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上，大学生思想会有什么矛盾，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矛盾，帮助他们奠定走出大学之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格局，并且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为祖国建设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

在现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必然会形成许多矛盾甚至冲突。对于许多事情，是站在支持发挥新体制作用的一面呢，还是站在加强旧体制的一面呢？这样提问题，可能很容易回答：当然是站在新体制一面。但是在实践当中，就未必都能做到。比如，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物价应当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浮动，但是西红柿贵了，人们就会不高兴。又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很赞成。但是这个改革必然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精简政府机构。这几年有些大学生认为一个很好的前途是直接进入中央机关工作，今后可能有一段时间这种机会要比过去少。前几年是急剧膨胀，例如，文化事业，出版社由100多家增加到400多家，文学刊物由几十种发展到600多种，报纸几年当中增加到1700多种，这就大量需要人才。青年知识分子求过于供，到处都在拉人。这个局面能长期维持吗？能继续以这个速度膨胀吗？我看不可能。科学研究机构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没有进人，一旦开放就大量吸收新人，包括吸收许多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到高级研究机构工作。发展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再进人就要有选择了，要求就要更严格了。到那时会不会有的学生又感到前途渺茫了？其实，真正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新体制的要求，前途当然不会渺茫。一个是将有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实践中去，到第一线去，到基层去。这对于真正有才干的人成长是极其有利的。在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才也要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一个就是到第三产业去。拿北京来说，最有前途的就是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服务业、旅游业、邮电业、金融业、律师、会计师，等等。各种高级技术人才，例如计算机专家，如果能和第三产业相结合，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再有，工资制度，总归要变成不以文凭作为评定工资的根据。真正的按劳分配，还是要看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实际的贡献。这样，就可能有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工资不如中专生。这时会不会有人说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呢？现在大学生中还有一些混文凭的人，有一些靠考试作弊过关的，有些学生的实验报告里有许多伪造的数据。当然，你现在可以用这个数据对付老师，但你将来不能用这个数据对付生活吧。

还有一个，助学金制度的改革。现在上小学，上中学，都要交学杂费，上大学不但不交学费，不交住宿费，还要拿助学金。恐怕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制度。有的学校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助学金改成奖学金。有的学校开始收或多或少的学费。有的帮助学生找接收单位，资助或贷款上学，学生承担毕业后为这个单位服务若干年的义务，等等。总之，大学生也不能再吃“大锅饭”了。全国的“大锅饭”都打掉了，唯有大学生的不打掉，能行吗？但是，大学生的生活也要改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改善。按照旧体制的办法，就只能向国家伸手，等待增加经费，这个老办法的结果只能是限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新体制考虑，路子就宽得很。勤工俭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学生既可以改善生活，又增加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对学生素质的提高，会有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也不会没有人反对。

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增强民主和法制观念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制一定会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健全。首先是企业内部工人的民主要求必然会十分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民主决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既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是一种小生产者的落后的幻想，是比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更反动的东西。民主的本意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统治。大学生大概大多数人都是民主的拥护者。可是真正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未必人人都能习惯。因为这和他想象中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在大学生生活中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实践是很弱的。法制的健全也是人们的希望，但真要求各种事情都依法办理，又可能有许多人不习惯，不适应。比如，大家看足球，世界杯比赛，明明有个球进了，裁判看错了，说没进，你也只好服从。事后当然可以不让这个裁判继续当裁判，但当时就必须服从。法律的条文有时也可以考虑得不周到，有的情况应该重判，但法律没有规定，只规定了轻判条款。当然法律也可以修改，但在修改之前，还只能按法律的条文判。大家都认为不合情、不合理也不行。发生了矛盾、纠纷，依靠法律来解决，可能在相当时间内人们还不容易习惯。

这些都是改革时期大学生必须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大学生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这样的思想工作，是有充分有利条件的。首先，我们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是给人民带来利益的。其次，今天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支持改革的。而且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比较敏感，知识比较多，因此也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定要改革，要适应新的形势，找到新的方法，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打开，才能为祖国培养一批批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栋梁之材，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