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人伦理关系变化的客观条件

60年来中国的伦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研究成果非常丰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文明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的变化也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关注这些资源，将为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归根到底是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存在需要有一定的行为准则。这是客观的，带有必然性的。6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变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内容和方式都变了，行为准则也不可能不相应地发生变化。要把伦理学的研究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就不可能不研究引起人们伦理关系变化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

从经济上看，60年前中国大多数人处于吃不饱饭的境地。人口那么多，耕地这么少，产量这么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很弱，大多数农民年人均口粮不足300斤。现在已有两亿多绝对贫困的农民脱了贫，至少是肚子可以吃饱了。人均收入比过去提高几十倍到100倍。当然不能认为饿肚子的人就没有道德。但是饿肚子的人和吃饱饭的人的道德肯定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人们的自信力就上升了。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人们开始逐步富裕，过上了小康生活。同时产生了一部分富裕阶层，人们感到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有的人致富手段又不那么规范，甚至很不正当。这种情况可能引起人们的不满，也可能被有些人羡慕。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资产。60%至70%的城市居民买了自己的住房，不再是无产者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主人翁感觉的变化。

从政治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自豪感在不断上升。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费很大力气解决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今天是大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在平常时期，社会责任感却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在外国，都看见过。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在危急存亡之秋说的。许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都产生在类似的时代。世界各国，大凡承平日久，经济繁荣，生活稳定的时期，群众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就下降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自己身边的日常小事上。欧美近几十年全国性的大报发行量普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每个城市自己的都市报。到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汶川地震、奥运会，中国人的国家责任感又会陡然急升。

从文化上看，变化更大。旧中国1895年开始办大学，到1949年，54年中一共只毕业15.7万人。那时候大学毕业生是很稀罕的。现在每年正规大学毕业600余万人。旧中国上小学比现在上大学还要难，能上小学的不到当时人口的20%。现在上亿人有大学文化程度，他们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能像过去一样吗？他们自己看自己、别人看他、他看别人都会不一样，他们的行为也会不一样。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同过去不一样了。科学技术飞快地进步，对道德带来什么影响呢？举一个小例子，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都会有孩子说“妈妈你不懂”或者“爸爸你不懂”。从前孩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这反映了科学技术在飞快地进步，因此某些事物大人还没有接触过，孩子就先接触了。由此，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权威性就有所动摇。社会的道德有一个传承的过程，最基础的道德行为是幼年时期在家庭中养成的。父母受孩子崇拜，道德传递的力量就强。父母的威信下降了，孩子又不可能区分哪些事父母暂时不明白，哪些事父母要比自己明白得多。结果就是家庭中道德传递的力量受到削弱。这种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但是首先要看到存在这样的现象。

从社会层面看，人的流动性在增加，人际交往的关系无限地扩大了。旧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许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他的交往范围就是半径30里路之内的300人左右。他的道德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就是处理这300人左右范围之内的准则。现在有两亿人出来打工，他们要接触多少人，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吗？我在大别山下一个乡里，看见他们自己办的工厂，从印度买来孔雀毛，从美国买来火鸡毛，从云南买来青檀木，加工成大的挂扇和其他羽毛装饰品，卖给美国和欧洲，一年两个亿。这还是过去的农民吗？他们从前的道德规范肯定有用，也肯定不够用。

现在许多城市外来人口都超过了原有人口，大量移民城市出现了。移民城市有它的苦恼和优点。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移民离开了原社区，摆脱了过去的约束，敢想敢干敢于创造，富于活力。同时过去社区对他们的道德约束力不存在了，新的社区的道德约束力又难于很快地形成和巩固，也容易发生道德失范的问题。

社会层面的另一个大变化是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人的自主意识增强，归属感下降。许多单位的凝聚力、人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下降了。这也是一个值得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观察的现象。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变化也极其深刻。不仅是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且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家庭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也就自然成为社会的基础。中国几千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许多伦理关系都是从家庭中开始构建的。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已经不是生产单位，它作为物的生产单位的功能正在逐渐消退。家庭变成主要是生活的单位，或者是人（下一代）的生产单位。从这里开始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也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人们获得的信息，无论方式或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人们的道德状况也不可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带来的变化大家都看见了。最深刻的变化可能还是计算机、互联网带来的。人类发明计算机不过60多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使用工具使人类告别了动物界，使用火掌握能源使人成为地球上各种生物的主宰，文字的发明使人类从野蛮时代迈入文明时代，计算机则给了人类一个从来没有的虚拟世界。60多年来这个发明已经带给我们无数新事物，以后的发展更难以预想。从伦理领域看，羞恶之心是各种道德观念、道德情感的重要起源，但是在虚拟世界里人们不会感到脸红。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相信人类总会找到办法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问题，但首先要看到问题，认真地面对问题。

以上只是简要地列举了若干在这60年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实际的变化当然要丰富复杂得多。这些变化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存在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自身的一系列变化，人际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种行为准则的一系列变化。我们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动之中。有些变化今天还只是萌芽，今后展开的形态我们还难以完全想象。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伦理学研究、我们的道德建设都不能不面对这些变化。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研究牢牢地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加面向实践，也对实践产生更有效的推动。我们应当看到今天中国的变革的划时代意义，我们有幸生活并工作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做出自己的不辜负这个时代的贡献。

（《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