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三重体理论的传统村落保护认知

朱旭佳 罗震东 申明锐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给乡村地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遗产重要根植所在的传统村落，以其在全球化时代所独有的历史与地方价值备受关注。尽管近年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技术方法日趋成熟，但问题开始浮现。文章从认知乡村空间开始，结合皖南的传统村落案例，阐述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在社会生活建构层面所存在的困境。文章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不仅需要在空间环境建造上努力，更要实现村庄居民社会生活的回归，实现地方文化特色传承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体性。

关键词 传统村落；保护；空间三重体；乡村认知

1 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乡村一直是传统社会关系的主要载体，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因此被称为“乡土社会”①。这一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开始迅速失去存在的根基。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力量的复合，给乡村地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关系、产业结构、空间环境等都面临重大变革（龙花楼等，2014；申明锐等，2015）。乡土社会开始瓦解，乡村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实现健康城镇化、推进现代化转型的难点（张京祥等，2014），同时也成为政府、社会精英关注的焦点。“乡建热潮”于是在各地蓬勃兴起（张京祥、姜克芳，2016）。回归乡村、找寻“乡愁”成为共同的追求，各种各样的复兴实践不断涌现。

传统村落，这一具有独特地方价值与历史文化意义的乡村类型，在这一复兴实践中备受关注。一方面，得益于各级政府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许多传统村落成为“幸运儿”，较早地获得了保护的机会，然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保护方式上也面临着众多争议与质疑。许多传统村落尽管实现了物质空间风貌上的保护，但以旅游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开始受到诸如“过度商业化”“他者化”“迪士尼化”等多方面的批评（左晓斯，2010）。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根植所在（单霁翔，2008），一定程度上保护传统村落就是尊重与坚持传统文化（屠李等， 2016），这是任何时期、任何实践都必须坚持的。然而如何保护？当前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突破？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从认识论角度充分理解乡村空间这一研究本体（申明锐等，2015）。基于此，本文尝试应用“空间三重体”理论重新解读乡村空间，剖析皖南的宏村和碧山村两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复兴实践，分析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困境的产生逻辑。希望通过这一重新解读，能够对传统村落未来的保护理念和方法有所启发。

2 乡村空间的“三重体”认知

列斐伏尔从哲学层面为理解空间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他提出的社会空间“三重体”理论指出，空间包含三个面向：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哈尔法克里（Halfacree，2006）进一步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理论，提出了对乡村空间的三重体认知（图1）。哈尔法克里认为乡村空间包含三个部分——乡村地域（rural localities）、乡村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与乡村生活（lives of the rural）。乡村地域是由相对特色的空间实践所刻画出的，这些实践可能与生产和消费活动有关，体现了乡村空间概念的物质维度。乡村表述是被表达出的乡村，这其中意义化（signific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至关重要，趋向于一个语言性的符号系统，是乡村空间概念的精神维度。而乡村生活包含个体和他们的认知阐述、磋商中的社会要素（即“文化”），其主体是空间中的使用者，更趋向于一个非语言性的符号系统，是社会维度。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体概念类似，这三部分被归结为被感知的（the perceived）、被构想的（the conceived）和人们生活其中的（the lived）的乡村空间。

乡村空间的三个维度是三位一体的，相互区分而又辩证融合。乡村空间的表述是抽象的，通过知识和意识形态，对空间肌理的实际构成，也就是空间的生产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而乡村生活则是被人所体验的乡村空间，是活生生的，具有流动性和动态性的空间。无论是乡村空间的表述（空间的表征），还是乡村生活（表征性空间），都在空间实践中参与维持、塑造或改变着乡村地域空间，反过来它们也受到空间实践活动本身的影响（路程，2014）。

在传统社会，传统村落的乡村生活、乡村表述和在乡村地域的空间实践是紧密一体、协同一致的。传统乡村基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了传统村落的乡村社会关系和地域文化，并建构出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村落空间。乡村空间的物质、精神、社会三个维度相互均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政治、经济结构作用下的现代化进程，加之对抗文化全球化、传承和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使得传统村落原有的三位一体的空间格局被打破，并常常陷入失衡与撕裂的状态。

3 乡村空间三重体一体性的失衡与分裂

宏村和碧山村，两座同属皖南黟县，地理位置相近（图2），历史同样悠久，但保护情况与结果截然不同的村落，分别诠释了乡村空间三重体一体性的失衡与分裂。

3.1 宏村：乡村正规化表述主导下的三元失衡

宏村是徽州传统村落的代表，也是当下传统村落保护的旅游开发模式的典型，2000年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经由数十年保护工作的开展与旅游产业的开发，已成为徽州古村落典范和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由于保护工作开展较早，村落直至今日依旧保持着完整的传统风貌。宏村具有相当完备的保护规划和地方保护管理政策。保护规划主要有《黟县宏村保护与发展规划（1999—2010）》《西递、宏村古村落保护规划（2006—2020）》，以及其他相关规划，如2006 年的《宏村村镇总体规划及宏村镇区、龙川村建设规划（2007—2020）》；而保护管理政策则包含《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黟县宏村古村落保护管理办法》和2003 年颁布的《宏村村规民约》等。伴随着空间保护规划和相关管理政策的出台，宏村某些时间点——明、清、民国时期——在物质实体维度的地域空间特色，经由规划师、建筑师等技术专家以及文化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等的工作，被抽象化、符码化、合法化，而形成 “语言性符号系统”。宏村的社会生活文化和物质空间特色被提炼出来，形成对宏村的概念化表述——例如规划中规定“必须遵循明清徽建格局进行建设”。随后经由合法化过程将这种概念化表述上升为某种标准的、“正规的”表述，以政策的形式作用于日常的建设管理之中，如为了维持古朴的古村落氛围，对村民的行为进行约束：不能在游客视线内晾晒衣物，不能在旅游时间拉板车、家畜等。村庄功能上趋向单一，学校、政府、农贸市场等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功能都被迁出，只保留旅游功能和本地居民居住功能。

在这一过程中，正规的、被认可的“乡村图景”被构建而出，宏村在概念意义上被定格，原有的三位一体的乡村空间的均衡状态打破，乡村表述维度上升为主导性一维，并且形成了一套判断是否合法与正规的价值标准。在此标准下，乡村居民基于自身生活需求的、散漫的空间实践被忽视、压制、控制和支配。最终，尽管宏村在旅游开发上收获巨大成功，在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格局和风貌保护上成效显著，然而乡村日常生活被压制甚至涣灭所带来的问题同样突出。民怨加重，自下的反抗，放弃维修、搬迁、故意违反规划规定，与管理者打“游击战”等现象开始出现。宏村开始出现空心化，人的搬迁造成了宏村人文环境的破碎、族权空间的分裂，本土居民在这个过程中被物化，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多余的。宏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开始受到挑战（徐红罡等，2012）。

3.2 碧山村：各方力量作用下的三元分裂

碧山村没有宏村那般“走运”，眼见着周边的古村旅游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碧山人总爱嘀咕“我们的历史比他们悠久”（周伟，2014）。2011年始，以欧宁和左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动的“碧山计划”，将这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古村，带入了学术和公众视野。“碧山计划”的发起者正是基于对宏村模式的批判性反思而展开营建实践的。发起人欧宁一开始就拒绝了让碧山村变成“另一个宏村”的想法（石剑峰，2015），并且由于碧山村没有像宏村一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和旅游景区，因此避免了被诸多规划和管理政策建构的“正规的”乡村表述的过程，在发展方向上拥有更多可能。然而，经历了近五年的努力，“碧山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陈旻，2016）。回首“碧山计划”，尽管没有像宏村模式那样产生乡村正规表述占支配性地位而导致的空间三重体的失衡问题，却也并未重新建构起与传统社会类似的三元紧密协调的乡村空间体系，而是产生了空间三元的分裂。

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生活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大结构的影响而开始变迁。一方面围绕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就业结构瓦解，另一方面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解体为更加松散的关系结构，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风俗文化开始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罗震东、周洋岑，2016）。同时，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乡村富裕家族的迁出和乡村传统教育职能的消失，使得传统乡土文化和知识出现断层，传统空间实践方式出现知识性遗失，村民的审美取向开始呈现简单的现代化转向。故而村民当前自发的空间实践总是倾向于推翻、改变传统乡村的原有特色风貌。

因此，在“碧山计划”中尽管发起人以自身资源带领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到碧山村，开展了“黟县百工”等记录碧山地方文化遗产的工作。但这些为外来艺术家、知识分子们所看到和珍视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建构的“理想的”、复归传统的乡村表述，却并没有为村民所认知和接受，发展的知识和方式也未能为居民所学习和推广。最终，在地的乡村营建活动——不论是碧山书局，还是猪栏酒吧②（图3、图4）——仍旧依赖于外来的投资者和商人，并变成村民口中的“就是一群城里人来我们这买房子、建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周韵，2014）。外来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碧山图景，与村民自身出于发展需求和对未来的想象所开展的空间实践格格不入。与宏村以政府的力量通过建构正规化的乡村表述“逼走了”村民所不同的是，碧山村村民在认知和观念上同拥有田园情怀的这些外来艺术家的鸿沟，最终“逼走了”艺术家。

4 结语

无论宏村还是碧山，无法维持乡村空间三重体的一体性，最终都将导致乡村空间的异化和乡村营建的不可持续。因此，在乡村空间的认知上，传统村落不应仅仅被视为文化遗产，更应被作为活着的具有生命力的人居聚落看待。保护不仅是保存其物质空间，更重要的是要能维系、延续其社会生活。换言之，要想实现传统村落风土人情的真实性、原真性，重构村庄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一方面，经由专业工作者总结提炼的传统村落的地方特色，需要重新内化入乡村生活，被居民所认知、认同，并可经由在地日常生活实践而自然体现；另一方面，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应能重新外化为对村落的认知表述和空间实践，其作为一种生活场所的价值需要重新重视，进而在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不仅需要在村落空间环境建造上传承文化遗产、继承地方特色，更需要通过相关产业的创新引入、治理机制的探索和相关政策的设计来实现本地村庄居民社会生活的回归，实现地方文化特色传承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体性，从而建设真正地方居民生活的、自主建设维护的家园。唯有如此，传统村落才能摆脱依赖外部力量维系的局面，成为被当地居民的生活实践长久经营与建造的特色空间。

注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开篇即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② 碧山书局的投资者是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而猪栏酒吧的建造者则是来自上海的诗人郑小光夫妇。

参考文献

［1］ Halfacree, K. 2006.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 In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H. (Eds.),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2］ 陈旻：“‘碧山计划’为什么突然死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EyODUzMQ==&mid=2650220403&idx=1&sn=2fca684f514fcdef57b20077429899cf&chksm=87e8610fb09fe819badfa0bc3acc988188e95cadfedcc76ba6a5103b7b46870395bd6083c43c&scene=0&open_source=weibo_search, 2016-09-24/2016-12-08。

［3］ 龙花楼、刘彦随、张小林：“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8期。

［4］ 路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

［5］ 罗震东、周洋岑：“精明收缩：乡村规划建设转型的一种认知”，《乡村规划建设》，2016年第6辑。

［6］ 单霁翔：“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研究(上)”，《城市规划》，2008年第12期。

［7］ 申明锐、沈建法、张京祥：“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 《人文地理》，2015年第6期。

［8］ 石剑峰：“欧宁的碧山和耐心”，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2828_1, 2015-08-11/2016-12-08。

［9］ 屠李、赵鹏军、张超荣：“试论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基础”，《城市发展研究》， 2016年第10期。

［10］ 徐红罡、万小娟、范晓君：“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以宏村为例”，《人文地理》，2012年第1期。

［11］ 张京祥、姜克芳：“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10期。

［12］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国际城市规划》，2014年第5期。

［13］ 周伟：“碧山：乡村理想的现代守望”，http://www.dili360.com/article/p53e46a5cda28e71.htm, 2014-08-08/2016-12-08。

［14］ 周韵：“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9359.html, 2014-07-08/2016-12-08。

［15］ 左晓斯：《可持续乡村旅游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