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语序的改变引起主观性程度的变化

无标记的语序变为有标记的语序还可以起到深化主观性程度的作用，使主观大量变得更大，主观小量变得更小。这种程度深化的主观大量我们称之为“元”主观大量，因为它属于“语言量”，是对语词表达的量的主观态度。

3.1 名词与数量的语序颠倒

这一节我们要讨论“名词+数量”格式表示主观量的问题。现代汉语名词与数量词的无标记顺序是数量在前，即“数量+名词”。胡附（1984）认为，名词在前的有标记情况有两种：

第一种是列举事物的时候，如“我买了白菜一斤，猪肉一斤”；第二种是加强语气的时候，如“再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对此，储泽祥（2001）又加上一种，即在凸显数量时数量也可以后置。他指出，由于频繁使用常规语序“名词+数量”，交际双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于是说话人为表达突出的信息要用反常规“名词+数量”语序。也就是说，“名词+数量”主要是说话人为引起听话人的注意而采取的变序手段。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也有一点可以进一步探讨。储文将“名词+数量”格式分为数量为“一”的和不限于“一”的两类：前者数量的地位削弱，凸显的是名词所负载的属性信自；后者凸显的是数量，强调数量多或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认为表示主观量主要是后者（强调数量）的功能。表示主观量的例子如下（转引自储泽祥，2001：412）：

（29） 他叼着烟卷儿大摇大摆涉过冰河，一步步走到螃蟹李面前，哗哗啦啦递上来二十块银洋。螃蟹李面无血色，伸手去接。阎二敢突然缩手回去，咬牙切齿看螃蟹李，一板一眼说，咱们赌一赌这冰河吧。你要是胆敢过河跑到对岸，我输你大洋八百块。

（30） 厂里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地皮一块，又是国有资产，我不好动的。

第一例“二十块银洋”和“大洋八百块”前后对比，说话人用颠倒语序来表示“八百块大洋”数量多。第二例是强调数量少，把“一块”放在焦点位置，与前边的“只有”形成呼应。用我们的话来说，前例表示主观大量，后例表示主观小量。

这里“名词+数量”语序的主要作用是表示“强调”主观量，也就是使主观大量或主观小量更加凸显化。上例“大洋八百块”因为与前面的“二十块银洋”形成对比^[4]，所以主观大量的程度更深。“地皮一块”因为与前面的“只”字连用，所以主观小量的程度更深。去掉“只”主观小量的意思就大大减弱，如果仍然有，这是因为与前小句中的“一分钱也没有”形成对比造成的。总之，语序颠倒后，其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意思更加明显，也就表示元主观大量。

“名词+数量”语序表示元主观大量这一语义性质同样可以说明数量为“一”的情况。储文正确地指出，从信息量的角度看，数量“一”要低于名词，采用“数量+名词”语序容易导致在说话人心目中数量地位的进一步减弱。但是他又说，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顺序象似原则，说话人先把认为信息量高的，对听话人而言预测度较低的信息说出来。这样的解释会有问题。因为实际情况是说话人经常把自己认为信息量高的词语放在最后说出来，句子的语义重心一般在句末。语义重心在句末是无标记的语序。如果用有标记语序来解释就不成问题，说话人在可以采用无标记语序的情形下采用了有标记语序是为了表达一种元主观大量。下面举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在餐厅吃饭点菜的时候一般用的是“数量+名词”的无标记语序。例如：

（31） 小林马上掏出一块五，递给摊主：“来一碗炒肝!”（刘震云《一地鸡毛》）

有意思的是，当餐厅的服务员把客人的话向里边的厨师传达的时候，一般就把顺序倒过来说“炒肝一碗”。下面客人与餐厅的服务人员的一段对话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32） 客人1：吃什么呢? 你简直没有主意。你就随便说一个，牛肉面吧。

服务员1：嗷，……牛肉面一碗……

厨师：牛肉早就没有了！要说多少次！

服务员2：嗷，……牛肉没有了……

客人2：那么随便吧，猪肝面吧。

服务员1：嗷，……猪肝面一碗，……

（汪曾祺《落魄》）

对顾客而言，说出菜名是最重要的，菜名的信息量高于数量，因此用“数量+名词”语序，而对餐厅的服务员和厨师而言，一旦客人点出菜名，对服务员而言菜名的信息地位就降低了，因此菜名脱离句末的正常凸显位置移到了句首。然而对厨师而言，强调菜名又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也需要将菜名移到有标记的句首位置来，实际这也是强调。从“数量+名词”变为“名词+数量”后，实际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从凸显名词变为凸显数量；另一种是使已经凸显的名词更加凸显。当数量“一”的信息地位很低时，“名词+一量”就属于后一种情形，例如：

（33） 人称“呱哒板子”的是一个螳螂般长脖的中年人，一张嘴一天到黑“呱哒”个不停，干起活儿来却是草包一个。（孙少山《八百米深处》）

（34） 我算什么杰出？家庭妇女一个。（王朔《刘慧芳》）

（35） 坐在去碱场的交通车里，有人说我是猪八戒挎腰刀，邋遢兵一个。（王小波《2015》）

储泽祥（2001：413—414）指出，正因为这些名词具有凸显的语义特点，能进入这种格式的名词一般属于基本层次范畴下面的范畴（下位层次范畴）。因为基本层次范畴表示的是基本类别，不包含具体的属性。包含具体属性的名词容易凸显，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因为无标记语序的“一量+名词”没有这种强调功能，需要强调其属性时，前面要加上表强调的词语。例如：

（36）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王朔《过把瘾就死》）

（37） 搞得我呀，整个儿一个穷光蛋。（《编辑部的故事·谁是谁非》）

（38） 这哪儿像领导干部，十足一个流氓嘛。（《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

上例中“一个”前的“整个（儿）”“十足”都是增强名词属性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功能可以由颠倒语序来代替，句子的意思基本相当：

（36′）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苦命人儿一个。

（37′） 搞得我呀，穷光蛋一个。

（38′） 这哪儿像领导干部，流氓一个嘛。

储文还指出，这种格式“总是把它所判定或评价的对象往小里^[5]，差里、坏里说，至少也是表现所述的对象的不足，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正面义的词不能进入该格式，如“一个血性汉子，怎么一下子蔫了?”中的“一个血性汉子”不能换成“血性汉子一个”。出现在这种格式里的名词大多数都是表示反面意义的。

这一观察是对的，关键是为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强调人的某种属性时，其属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然而，“名词+一量”格式明显倾向于表示反面意义，那是因为它有“程度深化”的元主观大量功能。具体来讲，上例中的指人名词在说话人心目中，对其属性而言都是具有较高程度的词语：（引自储泽祥，2001：413）

（39） 小毛孩子一个    傻帽儿一个    混蛋一个

书呆子一个    臭流氓一个    病秧子一个

俗人一个    糟老头子一个    神经病一个

可以看出，大部分名词都表示较明显的贬义，没有贬义的“家庭主妇”“孙子”“过客”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含有贬义。正如储文指出：在“我算什么杰出？家庭妇女一个”里，“家庭妇女”让人们知道了说话者对自己属性的判定。这个名词在进入格式前在说话人心目中已经具有较明显的反面属性意义。因此，即使把语序倒过来说“我算什么杰出？一个家庭妇女”，反面意思还是没有变，但其反面程度明显减弱了。

可见，上述的“往小里、差里、坏里说”这一语义特点并不是因为语序的颠倒而产生的。语序颠倒的主要功能就是，强调名词原有的属性程度（深化其程度），使原有的属性更加显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名词+一量”格式中的名词大多都表示反面意义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一般来讲，人总是向往好的而不向往坏的，好的是无标记的、正常的；坏的是有标记的、不正常的。然而，不好的事情具有认知凸显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坏事比好事传得快，火灾、水灾、交通事故、杀人等事件总是比好的事件报道得多。对人也一样，坏人比好人显著，更具有属性特点，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容易成为我们强调或夸张的对象。我们认为，“名词+一量”语序就是为满足这一表达需求而产生的。

3.2 时段词和“过去了”的语序

（40） a. 过去了三天。

b. 三天过去了。

“时段+过去了”格式也可以看作是时段词从动词“过去了”后面移到前面变来的，这样看来它也是一种语序的颠倒现象。从逻辑的角度，这里的时段词可以是较短的量（秒、分、时，日），也可以是较长的量（月、年）。然而，我们在考察此格式后发现，这里的时段词多数为较大的量。下表以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和北京日报2001年版为语料，分别考察“秒”“分”“时”“天”“月”“年”等五个长短不同的时间单位进入这一格式的分布情况，结果如表2：

表2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倾向，能进入这一格式的时段词大多数都是相对大量，“年”出现的频率最高。例如：

（41） 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张炜《柏慧》）

（42）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邓贤《中国知青梦》）

（43）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唉，过去了十年。我们久已失却音信，忽然又在上海重逢。（李健吾《怀王统照》）

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时段词都带有主观大量的意味，例（41）表示说话人认为“三天”长或至少不短，例（42）表示僵持的时间“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长。这种格式往往与“一晃”“转眼”“一转眼”等表主观小量的夸张性词语同现，使后面的时段显得更长。如例（43），句中两种语序“十年过去了”和“过去了十年”都出现，而前一种语序“十年”和“一转眼”搭配，因而更加强调了时段长。如果倒过来说成“一转眼过去了十年”就不如原句自然，或者主观大量的意味减弱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客观的时间量不长，而说话人感到长，那么也可以用这种格式，如：

（44） 不料，一两分钟过去了，那位的哥毫无动静。（北京日报2001-01-25）

（45）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没有枪声，我悬念着的心才放下来。（郑义《枫》）

从客观上看“一两分钟”“几分钟”时间并不算长，但如在等人（或等人做什么）或者在医院、战场等特殊语境下，人们也会感到时间很长（或者至少不短）。如果变换成正常的“过去了+数量”语序，主观大量的意思就大大降低。试比较：

（44′） 不料，过去了一两分钟，那位的哥毫无动静。

（45′） 过去了漫长的几分钟，没有枪声，我悬念着的心才放下来。

正是由于这种格式有深化表主观大量的语义特点，所以客观上相对表大量的“年、月”比表小量的“秒、分”更容易进入这个格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这个格式经常用来做情节或故事转折的开端。

3.3 “整整、足足、满满”的位置

这些主观量标记词离开无标记位置移到有标记位置之后，表示主观性的程度也会加深，看下例：

（46） “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整整”充当定语，直接出现在数量词语前，这是无标记的句法位置。如果“整整”前移到动词前充当状语，这是个有标记的位置，其表达主观大量的程度就得到加强。下面是引自李宇明（2000：156—158）的例子：

（47） 装了满满一车        满满装了一车

躺了整整一天        整整躺了一天

（48） 搬来刚五天          刚搬来五天

隔着仅仅一层苇席    仅仅隔着一层苇席

例（47）中的“满满”“整整”“足足”表示主观大量；例（48）中的“刚”“仅仅”表示主观小量。李文认为，这两组的每对例子（这些标记当定语的和当状语的）“在表义上可能有些许差异，但差异并不明显，多数情形下可以互换”。

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是主观量程度的差异，这些词语充当状语时的主观量程度高于充当定语时的程度。这也反映了同一词语既可以充当状语又可以充当定语，前者的主观性比后者要高一些。这是因为，定语一般修饰名词性成分而状语修饰谓词性成分，然而谓词性词语的主观性比名词性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也说明句子外围成分的主观性一般高于句中成分，这是因为外围成分更倾向于用来表达情态意义。看下例：

（49） a. 他觉得世界的确是变了。（老舍《火葬》）

b. 他觉得的确世界是变了。

c. 他的确觉得世界是变了。

d. 的确，他觉得世界是变了。

上例由（a）到（d）表示语气的副词“的确”由动词前的位置（句中）逐渐前移到句首（外围），在（a）中“的确”只修饰谓语部分“变了”，而在（d）中则修饰整个句子“他觉得世界是变了”。可以看到，（d）说话人的肯定态度远高于（a），也就是（d）的情态义最高。下面三句“足足”越往前移表主观量的强度越大：

（50） a. 但这回却在羊角坞滞留了足足五天。（廉声《月色狰狞》）

b. 但这回却在羊角坞足足滞留了五天。

c. 但这回却足足在羊角坞滞留了五天。

单音形容词在句中的位置变化也可表示主观性的程度不同，看下例：

（51） a. 一笔大钱    一块大蛋糕

b. 一大笔钱    一大块蛋糕

“大”在这里都表示主观大量，但句法位置不一样，主观大量的程度也不同：在（a）中“大”出现在数量结构后名词前，（b）中“大”往前移到量词前，后者的主观性程度明显高于前者。（c）则“大”移到动词前充当状语，主观性程度更高。这也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因此下面二例中“大”的主观大量义逐渐增加：

（52） a. 他去年赚了一笔大钱。

b. 他去年赚了一大笔钱。

c. 他去年大赚了一笔钱。

3.4 动宾句和把字句

一般认为把字句是动宾句的宾语移到了动词之前，把字句是有标记语序。这种语序变化有时也造成量的变化，例如：

（53） a. 他喝了汤了。

b. 他把汤喝了。

（a）一般理解为他喝了一些汤，“汤”是部分量，（b）要理解为他把汤全都喝了，“汤”是完全量。不少学者如戴浩一（Tai，1984）、孙朝奋（Sun，1996）、张伯江（2000）等都已说明，跟相应的动宾句相比，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为表示“完全受影响（total affectedness）”。拿上例来说，（a）句后可以加小句“可是没喝完”，而（b）句则不能加。Goldberg（1995）指出，这种“完全受影响（或强影响）”的语义是句式带来的。这一意义可以从“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邻近便是影响力的加强”（Lakoff & Johnson，1980）这一原理中得到解释，具体说把字句的宾语更贴近主要动词，受的影响更完全。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有的把字句明明是表示宾语部分受影响，请看下例：

（54） a. 我洒了一半酒。

b. 我把酒洒了一半。

上面所说的“部分”和“全部”都是从客观量着眼的，其实把字句的一个重要的语义特点是表达主观量。“一半（酒）”虽然客观上是个部分量，但如果说话人主观上认为他洒得多了就采用（b）句式，带有主观大量的意味。这说明把字句的“完全受影响”主要是由说话人判定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把字句能表达主观量这一点已在沈家煊（2002）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这种主观量还跟说话人的“移情”有密切关系，即说话人对把字宾语所表达的事物及其量寄予一种感情。比如沈文指出，下列句子中的把字宾语带有“些”“几”等表示主观小量的词，相当于英语的little或few：

（55） 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儒林外史》）

（56） 把几个零钱使完了。（《儿女英雄传》）

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变为有标记语序之后带有主观量义，这种情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语中所谓的“处所交替动词”（locative alternation verb），如load、spray、pack、stuff、clear、drain等。下面例子引自Jackendoff（1990）：

（57） a. Bill loaded hay onto the truck.

b. Bill sprayed paint into the wall.

（58） a. Bill loaded the truck with hay.

b. Bill sprayed the wall with paint.

跟例（57）相比，例（58）的处所the truck、the wall都具有“完全受影响”的意思，相应的动作有“完全”（complete）或“完成”（perfective）的意思。因此，其宾语hay、paint不能受表示部分量的some修饰，例（56）则没有此限制。例如：

（59） Felix loaded some books onto the truck.

（60） Felix loaded the truck with ^*some books.

这种由语序引起的语义差异在一些表示特殊动作状态的动词中尤为明显：

（61） a. Bees swarmed in the garden.

b. The garden swarmed with bees.

（b）句里the garden和the floor有“充满”的含义。重要的是，“完全受影响”的含义是主观移情的结果，“完全”是主观量，也不一定完全是客观性的。正如Jackendoff指出的，这种语义的差异是有关概念结构的差异，而不是传统所说的语义结构的差异。

附  注

[1]  转引自刘焕辉（2001：70）。

[2]  这只是粗略的说法。严格的说法是，无标记项“就”既能表主观大量又能表主观小量；有标记项“才”只能表主观小量。

[3]  李宇明（2000：126）用的是“依变关系”“正依变关系”“反依变关系”，分别对应于陈先生的“比例关系”“正比例关系”“反比例关系”。

[4]  这种由量对比形成的主观量，李宇明称之为“感染型”主观量。

[5]  这个“往小里”说不要和程度上深化主观小量，相混淆二者属于不同的层面。前者是主观小量，后者是主观大量。

参考文献

陈小荷  1994   《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储泽祥  2001   《“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中国语文》第5期。

胡  附  1984  《数量和量词》，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树鲜  1985  《略析一类表“省”或“费”的句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焕辉  2001  《言与意之谜——探索话语的语义迷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陆俭明  1991  《现代汉语时间词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与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  2002  《如何处置“处置式”？——论把字句的主观性》，《中国语文》第5期。

石毓智  1992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学生书局（台北）。

殷志平  1996   《试论“一V一V”格式》，《中国语文》第2期。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6期。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vón, Taml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ckendoff, Ray 1990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mly, Leo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1.Cambridge: The MIT Press.

（本文系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