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耶稣会传教士译介儒教的诸研究
（一） 在欧美的研究
传教士们的中国古典研究，被汉学（Sinology）的实证文献研究批判地继承。此后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此处不能详论。笔者在此想要谈论有关儒教古典的若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重要研究著作是法国人毕诺（Virgile Pinot，1883—1936）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注184此书论及以柏应理等为中心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表的《孔夫子》注185中提及的有关中国哲学的信息和“四书”被翻译成拉丁语的过程。
丹麦的龙伯格（Knud Lundbaek）在1964年以后的著作里注186，详细考察耶稣会传教士的儒教研究和他们采用张居正注释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四书”译文中批评朱子学的记载。
美国孟德卫（David Mungello）在1969年以后的论文和著作注187里，对柏应理《孔夫子》和卫方济（François Noël，1651—1729）《中华帝国六经》注188中的“四书”等拉丁语译文，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加以研究。
中山大学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在2002年以后的论文写作注189中，对古汉语原著和张居正等的注释对照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他还将《孔夫子》的大半部分翻译成英文。他可以说是目前中西思想研究的引导者。
（二） 在中国的研究
朱谦之在1940年发表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注190中广泛寻找中西研究文献，对东西方交流的情况以及中国哲学对于西洋的影响（如启蒙主义、法国革命等）进行考察，对后世产生甚大影响。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自1998年以来，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注191他的研究不但驰名中国，而且饮誉世界。目前，他的卓越研究是无人能及的。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莹博士在2010年以后的研究也令人瞩目。注192她对于《孔夫子》的成书过程及其在17—18世纪欧洲翻译出版“四书”时的情况，尤其对于《中庸》译本，运用了拉丁语等欧洲文字进行实证文献研究。
（三） 日本研究概况
由于语言障碍，日本的中西思想交流研究在全球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因此，我想在这里简单地介绍日本有关儒教古典和传教士的研究概况。
早稻田大学的五来欣造在1927年发表《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的可能影响》注193，分析莱布尼茨以及沃尔夫的德语和法语哲学文献，断定他们曾受到《易经》、《书经》等儒教文献的影响。
1933年，东京大学的后藤末雄发表了《中国思想法国西渐》注194，主要依据法语文献调查了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情况。他在此书中，比较研究《孔夫子》中提及《大学》的部分法译与古汉语原著之间的关系。
1982年，筑波大学的堀池信夫教授考察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时指出，莱布尼茨通过《四书大全》等文章，确信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儒教有相同之处，并拥护中国哲学。注195此后，他于1996年和2002年相继出版了《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吸收》上下两册。注196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自己的有关论文。
我从1992年以来分析的资料和研究的问题有：《孔夫子》序说注197；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注198；张居正《中庸直解》与《孔夫子》的鬼神论注199，《论语直解》与《孔夫子》的“天”观念注200；《孔夫子》对《易经》的理解；注201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的“孝”论注202；卫方济《中华帝国六经》中《孟子》译文涉及性善说、民本主义和革命论的部分注203，《大学》译文中提及的朱子《格物补传》注204，《中庸》译文中的性理说注205；《小学》译文中提及的初等教育论注206；《孔夫子》的佛教理解注207；《孝经》译文中提及的宇宙体系下的“孝”观念。注208
我对于以上论文资料进行大幅度修改，并补充说明沃尔夫在《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中称赞中国哲学的事实，于2009年出版了《宋学的西迁——通向近代启蒙之途》一书。注209
此后，我还继续发表研究：卫方济《中国哲学三论》中的“灵气”（Aura）论注210；斯比塞尔（Gottlieb Spizel，1639—1691）《中国文史评析》与青年莱布尼茨在他研究初期得到的中国哲学信息注211；有关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中庸》译文的信息与莱布尼茨注212；莱布尼茨、沃尔夫与《大学》和《中庸》有关的信息注213；比尔芬格尔（Georg Bernhard Bilfinger，1693—1750）的中国哲学观与青年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等。注214
以前人和自己研究的成果为基础，我想在此探讨，在路易十四支持下出版的《孔夫子》中的鬼神观、人间观和宇宙观以及这些观念与张居正“四书”注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