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书画艺术与佛教关系的流变
佛教在印度时期与雕刻、画像类的美术已经存在很深的联系，但这种美术与本书讨论的中国山水、花鸟画以及书法艺术有一定的差距，故本书不将佛教在印度时期与美术的关系纳入本节的背景阐述范围。另外，北宋之后书画与佛教关系的发展虽然与本书主题有着连带的关系，但已经属于“周边”话题，故对北宋之后不做讨论。根据这种情况，本节分为三个阶段来阐述书画艺术与佛教关系的流变：第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隋唐五代时期；第三，北宋时期。并且附带提及学术界目前对于书画艺术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概况。
一 魏晋南北朝的发端时期
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时，因自身的传播需要而依附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加上佛经因传入的前后时间不同而造成当时的人对佛教义理认识的争论，以及佛教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文化领域等因素，使得中国的能书善画者们对佛教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这一阶段的书画艺术与佛教的关系就具有了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佛教对魏晋时期以描绘人物与故事为主的绘画，在内容与技法上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佛教绘画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重要内容，当时著名的佛画高手曹不兴（三国，生卒年不详）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仪范写之，其弟子卫协（西晋，生卒年不详）画七佛图；顾恺之（约345～407）尤其擅长佛画，相传他年轻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瓦官寺所画维摩诘像，形象极为逼真，出现了以十万钱争先一睹的局面。注9在技法上，张僧繇（？～约519）最早采用了印度佛画的表现方法，即用不同颜色同时上画的方式来表现凹凸的立体效果，而且他又把这种方法融入中国传统技法之中，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世人称之为“张家样”；曹仲达（北朝，生卒年不详）所画佛像的衣服几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这些画风直接影响了隋唐五代、宋朝的佛教画家，如唐代的吴道子（生卒年不详）注10、周昉（生卒年不详），宋代的高益等佛画高手。但是，这些佛画家受佛教启发的多是绘画的表现题材，并没有把受佛理启发而来的心得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
与绘画相反，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书法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早于绘画。注11应该说，魏晋一代开创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达到了顶峰，后人都以“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注12“明清小说”来说明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艺术特征。魏晋在书法艺术方面出现如此高的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马宗霍在《书林藻鉴》里列了三条，其中一条认为与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关。注13但马氏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其实，当时佛教与玄学的关系较为复杂，注14很多名士与佛教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当时的书法家王羲之（约307～365）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就很密切。王羲之曾为印度来华佛僧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注15并与当时佛教“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314～366）交往甚密，注16深受其影响。注17此外，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生卒年不详，南朝陈至隋间僧）就是一位参禅学佛的高僧，后人尊称他为“永禅师”，在书法上有“退笔成冢”之说，他的《真草千字文》（图1）就是历代学书之人的必习法帖。因此，虽然当时玄学思潮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佛教的影响也毋庸置疑。
图1 智永《真草千字文》 局部
第二，在理论上开始注意采用佛教的义理来解释书法、绘画艺术。这一段时期，书法在理论方面出现了王羲之的《书论》、王僧虔（419～503）的《笔意赞》、庾肩吾（487～551）的《书品》等著作，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乃是把表达书家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作为书法创作的最高准则。这一点与绘画的主张是一致的。中国绘画理论的出现最早要数顾恺之的三篇论画文章，注18其提出的“传神”和“迁想妙得”这两个概念，就已经注意到了画家主体精神对绘画创作成败的重要性。这两个概念与佛教思想就有很密切的关联。注19此后，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里提出的“澄怀观道”，在绘画史上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主体如何体悟山水之美做出了一些说明。虽然很多学者把宗炳在《画山水序》里的思想说成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注20但是因为宗炳思想复杂，又是一个佛教徒，并且也可以从佛教思想的角度来阐释他在《画山水序》里的一些思想，注21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宗炳在谈到绘画时就没有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来证明上述这些书论、画论与佛理的联系，但这些看似与佛教无多大关联的言论，其实在思维方式上都可以从佛教那里找到痕迹。
此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僧人书画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释支遁（314～366）、释康法识（生卒年不详）、释安慧（生卒年不详）、释保志（418～514）、释洪偃（504～564）等。这些禅僧从事书画的活动，在《高僧传》里俱有记载。
因此，这一时期的绘画，特别是佛画方面在创作实践上受到了佛教的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绘画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几乎与佛教无多大关系。而在理论方面，书法（同时也包括书法的创作实践）和绘画却已经与佛教有了某种内在的契合。
二 隋唐五代的展开时期
在佛教史上，隋唐五代是佛教宗派最多而且广泛流行的一段时期。由于这些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书画艺术与佛教有了真正的接触，并且有些书画家开始试着把禅意具体落实到山水画的创作中来。
首先践行这种工作的就是被后人尊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701～761）。王维能诗善画，对佛教尤为崇信，注22是当时最先对慧能（638～713）一派顿悟禅法有所领悟的文人士大夫之一。注23这些因素，为他创造了把诗与画、禅结合在一起的有利条件。在我们现在看来，王维在诗里所描述的物象，其实就是一幅幅山水画。而这些用诗描述出来的山水意象，又具有一种禅境。同时，王维把禅宗“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之中。如他所画的雪景、栈道、捕鱼、村墟等景物就充满了高远淡泊的禅意，后人对此也多有评论，注24加上他晚年隐居辋川时所进行的水墨画试验，这些因素都说明了王维已经有意识地把“禅意”“禅趣”融入山水画的创作之中。从他开始，便出现了一大批以追求高远淡泊、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画家。如宋代的荆浩（生卒年不详）、关仝（生卒年不详）、董源（生卒年不详）、巨然（生卒年不详），乃至米芾（1051～1107）、米友仁（1086～1165）。由于这个原因，董其昌在他的画论里，借禅宗南北之说，把中国绘画分为南北两派，称王维的禅意画是“南宗”。注25这种分法是否恰当，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以董其昌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直接把不同画风的形成与禅宗结合在一起来论述，亦足见王维首次把“禅思”“禅趣”引入绘画艺术对中国绘画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及唐代对以后中国绘画与佛教关系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实，对于唐代及唐之前的绘画与佛教的关系，潘天寿就有过一句评论：“不过唐以前的绘画，为佛氏传教的工具，唐以后的绘画，为佛氏解悟的材料而不同罢了。”注26站在专业画家的角度、放宽历史的眼界来看，潘氏的这种说法还是很恰当的。
隋唐五代书法的成就虽然不能与魏晋相比，但在书法史上却是“尚法”的最高时期，并且一大批有名望的书法家都与佛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如颜真卿（709～785）、佛僧怀素（725～785）就是代表人物。颜真卿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与佛僧的交往、求佛法、写经书礼佛、成为慧明大师（生卒年不详）的“菩萨戒弟子”等这些倾心向佛、参禅悟道的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看似与书法无多大的关联，但实际上，他的书法创作与理论在内在上已经深受佛教的影响。注27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麻姑仙坛记》（图2）所表现的不计工拙、随形任运，以及《祭姪稿》（图3）的那种不计法度、以表现自己感受为主的书风中得到印证。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佛僧怀素著名的《自叙帖》（图4）中，体会到禅宗超越的精神追求。从这些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的经历以及书风中，可以看出当时书法的发展情况。另外，虞世南（558～638）的《笔髓论》、张怀瓘（生卒年不详）的《书断》以及唐代张躁（生卒年不详）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28的主张和张彦远（815～875）在《历代名画记》里提出的书画同源说，虽然没有明显的材料证明这些理论的产生与佛教有关，但是从内容看，佛教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图2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图3 颜真卿《祭姪稿》，纸本，28.8×75.5cm，原卷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现据旧藏珂罗版影印
图4 怀素《自叙帖》局部
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批禅门书画家，如怀仁（生卒年不详）、齐己（生卒年不详）、大雅（生卒年不详）、高闲（生卒年不详）、亚栖（生卒年不详）、贯休（832～912）、景云（生卒年不详）、辩光（生卒年不详）、楚龟（生卒年不详）、文楚（生卒年不详）等等。其中尤以高闲、亚栖、贯休、辩光最具代表性，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他们都能身体力行地把书画艺术与禅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注29
因此，这一时期的书画家们已经在创作实践与理论上，开始把佛教的某些思想纳入书画艺术之中，并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为北宋的书画艺术与佛教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三 北宋的深入时期
就书画艺术的达情写意这一功能而言，北宋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直接影响了书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元明清乃至现在的书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一直深受北宋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北宋时期佛教深入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与禅宗思想以及士大夫们的参禅研佛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书画艺术在创作实践与理论上全面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从苏轼开始，然后逐渐波及他的几位能书善画的亲朋好友，这当中以黄庭坚（1045～1105）、文同（1018～1079）、米芾为代表。他们不仅同佛僧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以“居士”的身份参加学佛参禅的活动，希望从禅思、禅趣中获得感悟。例如，黄庭坚就直接把书法的最高意境与禅宗的闲澹无为、清虚空灵等同起来，指出参禅者可以领悟书法的意境。注30米芾则把表现书家主体的“趣”作为对上乘之作的最高要求，注31这种观点在内在上与禅宗的“心性”论有着相通的一面。并且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被后人称为“尚意”时期，其所指的“潇散简远”“虚淡”“疏淡”“飘逸”等书风，在内在上与禅宗追求的淡泊高远的禅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此后一直到明代的董其昌、徐渭（1521～1593），以及清代以郑板桥（1693～1765）为首的“扬州八怪”等书画大家们的成就，都与他们学佛参禅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禅僧书画家，如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巨然（生卒年不详），注32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又如宋初著名的诗画僧人惠崇（生卒年不详）就长于小景山水画，他的画还得到过苏轼的赞赏。注33而克勤（1063～1135）、宗杲（1089～1163）是继隋唐智永、怀素、高闲之后，最为著名的宋代禅僧书法家。此外，黄龙派的南和尚及其嫡嗣真净禅师，因笔法深稳而著称于禅林。其实，北宋前期，不乏上面论及的精心于书画、并以书画名世的禅僧。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就记载了很多佛门书画家，此处不再详述。
苏轼把学佛参禅得到的感悟具体运用在书画艺术之中的工作，就是在上述这种大环境下开始运行操作的。
另外，此处顺便提及学术界目前对于书画艺术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概况。
对于佛教与艺术关系的研究，在艺术方面最先引起关注的是美术，即塑像、壁画等佛画。直到近年来，艺术中的书法与山水、花鸟画才被引入与佛教研究的课题上来。很多学者开始注重从佛教义理（特别是禅宗思想）方面来解释书法、绘画，比如，出现了《佛教美学》《禅与艺术》《禅宗美学》等著作，而且很多中国艺术史论方面的论著也都涉及这个问题。在论文方面，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自己对佛教（禅宗）与书画之关系的看法，如方豪的《宋代佛教对绘画的贡献》等。此处不再详述，很多观点将在正文里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