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自序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洒落旷达，于世道悲天悯人，于官场光风霁月，于艺术妙笔匠心，于佛学渊博精深，进则秉直刚猛、朝堂上针砭时弊，退则有守有为、山水间体悟自然。这样一位千古风流人物，有太多的不凡经历令人不由心向往之，也不由要去努力探寻隐藏在其绚烂人生背后的思想脉络和精神意蕴。这是十几年前，我选择苏轼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最初想法。而后，我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将这种想法落实在了对他的书画与佛学之间关系的解析上。当这一工作完成后，我意犹未尽，又对四百五十多年之后几乎与苏轼齐名、同样在中国书画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董其昌，做了一次书画与佛学的探讨。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发现正是佛学的进入，彻底影响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一千年前的苏轼，就是引领这场历史转变的积极实践者，对于实现佛学义理与书画艺术的相互印证、促使两者相得益彰，他做了很多尝试性与建设性的工作。

然而，书画艺术发展到今天，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理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人们对书画的看法已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很多人过分地突出自己的情感诉求，过于关注艺术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文化要求。这些现象无疑令人担忧，也正因如此，我们再次回味当年苏轼借用佛学来探讨书画的心得体会显得十分必要。

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人为的自然化”，即以人为的手段来达到自然的状态。并且，越是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越能显现书画艺术的广度与深度。孔子曾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符合“道”作为一个人做事的大原则、大方向，而把“艺”作为一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素养。换言之，通过艺术可以体悟人生，同时，以道来统摄艺术，艺术才会走得更长远、更深入。苏轼是一位大文人，也是一位大智者，他深谙道与艺的这种关联。例如，他经常以“墨戏”“游戏”来指代艺术创作，书画对他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兴趣与爱好，而从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苏轼的这种态度完全符合孔子“游于艺”的人文精神，也符合佛学教人如何于平常生活中修身悟道的宗旨。

“禅坐”是佛教中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通过它可以觉悟人生，成就佛道。然而，禅坐只是通往成佛之路的一种手段，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把禅坐当成佛道，就会舍本逐末，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就不太主张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当然，若想成就佛道，对禅坐的反复修习却不可省略，禅宗史上，慧能的“顿悟”说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也少不了神秀的“渐悟”作为铺垫。而把这份论述放在书画艺术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书画艺术的反复练习是为了掌握形式之美，给内容寻找一个安放之地，但如果过度包装，甚至把外在形式当成是艺术的“道”（内容），那也是“颠倒是非”。苏轼一生精于佛学，对佛教中的这种修行现象非常了解，因此他的书画创作，既不执着于名画法帖，得形忘意，也没有荒废笔墨章法上的基础功夫，始终讲求“胸有成竹”而方能“心手相应”。

随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书画的目的、功用以及创作手段等都已与古代大不相同。然而，即便如此，艺术创作的一些大经大法并未改变。大浪淘沙，凡是被历史所记述的书画大家，无一不曾借助笔墨来获得对“道”的感悟，苏轼如是，董其昌亦如是。而一生在形式与技法上纠缠不休的人，则大多只能沦为陪衬。因此，一千年后的现代人不妨循着苏轼探索和开拓的这条“墨戏”与悟道之路，心怀喜悦地享受佛学与艺术所带给我们的广阔无垠的天地与多彩多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