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朴安和他的《文字学ABC》
王立军
在中国古代，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统称“小学”。传统“小学”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经典的解读，因而一直被视为经学的附庸。直到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正式提出“语言文字之学”的名称1，才宣告了旧“小学”的终结和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建立。作为语言文字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字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汉字学是综合研究字形、字义、字音的。如何仲英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1922）、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1932）、马宗霍的《文字学发凡》（1935）等，其主体部分都由“形篇”“音篇”“义篇”三部分组成。张世禄的《中国文字学概要》（1941）也强调要建立“完全的文字学”，要“把字书偏旁之学、训诂之学、音韵之学打成了一片，才可以得到中国文字的秘奥”2。这种形、音、义三分的格局，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小学”的味道，并没有突显文字学的独立价值。
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汉字学课仍包括形篇、义篇、音篇三部分。但是，形篇和义篇由朱宗莱讲授，而音篇则由钱玄同讲授，二人分别撰成《文字学形义篇》（1918）和《文字学音篇》（1918）讲义。这种把音篇跟形义篇分开的做法，后来被许多学者采用，形成一个新的文字学流派——形义派。如沈兼士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的讲义《文字形义学》、杨树达的《文字形义学》（1943）、高亨的《文字形义学概论》（1963）等。形义派可以视为“文字学由传统小学逐渐蜕变为科学文字学体系的过渡”。3
文字包含形、音、义三要素，但三者在文字中的位置并不是平行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的音、义来源于语言中的词，而形体才是属于文字自身的。基于对文字本质认识的逐渐清晰，另一个以研究形体为中心的文字学流派——主形派，也在这一时期随之而生。如吕思勉的《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顾实的《中国文字学》（1926）、蒋善国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构造》（1930）、容庚的《中国文字形篇》（1931）等。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前论》（1949）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主形派”的学术宣言：“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实际上，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4
胡朴安的这本《文字学ABC》（1929）就是早期“形义派”的代表性著作。
胡朴安（1878—1947），原名韫玉，字朴安，安徽省泾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精通经学、小学，在《诗经》学、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幼年饱受家学影响，喜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且好自创怪诞解字之说，对此胡朴安在其《中国文字学史》自序中多有自嘲。后受高人指点，方入文字学正途。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治大学等，主讲文字学课程。文字学方面的著作有《文字学ABC》《中国文字学史》，编有《文字学丛论》，著有《汉碑在文字学上之价值》《中国文字之发生与变迁》《从文字学上考见中国古代之声韵与语言》《文字学之价值》等论文。
其中，《文字学ABC》一书隶属于世界书局的“ABC丛书”，是一本介绍文字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是典型的“大家小书”。按照丛书发刊旨趣所描述的，该丛书是要为大中学生提供一套有系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或参考书，给读者提供通俗的大学教育和新知识的泉源，并且力图使青年们阅读时不会感到一点儿的疲倦，于极经济的时间内收到很大的效果。单从《文字学ABC》这本书来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胡朴安身为国学大师，饱读诗书，学问极为渊博，从他的《中国文字学史》所引用材料之丰富、阐释之深刻，即可看出他在文字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他能放下身段写作《文字学ABC》，已是难能可贵；又能对这本小书倾注心力，精心设计，以极为通俗生动的语言，将深奥的文字学原理阐释得如此浅近清晰，更是堪为称道。例如，字的读音问题，本是最复杂的，初学者往往望其艰涩而却步。但在胡朴安看来，却是“本极简单”的。他在上篇第二章讲解字音的原起时，用小孩儿的哭笑呼喊做比喻，让晦涩难懂的音韵原理变得鲜活生动。他说：现在文字复杂的声韵，都是由言语复杂的声音而来；言语复杂的声韵，都是由自然简单的声韵而来。比如小孩初生时只有哭声，哭声是最自然最简单的，是纯由喉部发出的。《说文》的“喤”是小儿哭声，是深喉音；“呱”是小儿啼声，是浅喉音。由哭到笑，笑也是喉音。《说文》的“咳”是小儿笑，是深喉音。由喉音加上唇的作用，便有爸爸妈妈一类的称呼；由喉音加上舌的动作，便有哥哥弟弟一类的称呼。这些字音，完全是自然的。胡朴安用日常生活中一连串通俗的比喻，让读者觉得那些原本陌生的音韵，变得亲切起来。
《文字学ABC》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讲文字的源流，包括文字通论、文字形音义的原起，以及文字的变迁、废弃和增加。对甲骨文、古文、篆文、隶书这些汉字发展的重要阶段，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中篇主要讲六书的条例，包括六书通论及各书的说解。对每一书都能条分缕析，结合具体的例字，说明其正例和变例。下篇是研究文字学的书目，相当于一个简明的文字学研究小史。如果将这一部分与他的《中国文字学史》对照着看，就会发现作者博而能约的出色能力。非卓然大家，不能有此等删繁就简、驾轻就熟之功力。全书虽不足5万字，文字学的重要内容都已经涵盖其中了。读者只需一日工夫，文字学的概貌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该书虽然写作于1928年，但现在读来并无任何过时之感。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该书开卷便开宗明义地说：“文字是替代言语的符号，因文字的创造，是由言语而来。”正是因为对文字的性质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作者在全书的内容安排上采用了当时“主形派”的学术理念，以汉字的历史演变和结构原理为主线，而不是形音义三分或者形义并重。而且作者一方面强调研究文字要以形体为核心，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忽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内部联系：“文字是合形、音、义三个要素组成的；我们识字是从形辨音，从音析义；古人制字却是从音定义，从义定形。”“没有文字，先有言语；没有言语，先有声韵。”“文字既是替代言语，字义的原起，当然与声韵有关系。”“《说文》中的文字，都是形由义生，义由形起。”这些关于文字的性质及形音义关系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深刻的。反而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却产生了模糊的认识，竟认为文字是可以独立于言语而存在的，是可以直接记录人的思维的。与胡朴安先生的观念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倒退。
再如，关于文字随语言的发展而孳乳分化的现象，清代学者的主流观点是排斥的。如朱骏声认为，“府”由藏文书的地方辗转引申为脏腑，后用孳乳字“腑”表示；“张”由张设弓弦辗转引申为肿胀，后用孳乳字“胀”表示。这些为引申义而造的“腑”“胀”诸字，都是“后世之俗书”，是不应该产生的。对此，胡朴安提出了科学的观点：“人类文明，由简陋到精密；文字也由少而多。”他认为，上古时候人们的知识比较简单，对事物的辨别能力也比较弱，看见一棵树，只知道是一棵树，不能辨别它是松树还是柏树，所以初造文字时，关于树就只有一个“木”字，现在从“木”的字有四百多个，都是后来增加的。他还说：“形的变迁，计有两种：……古时没有，后人逐渐增加的：此种增加的文字，学者都以为俗字；其实是文字发达自然的变迁。例如古时‘夫’‘容’二字，现在写做‘芙’‘蓉’；古时‘昆’‘侖’二字，现在写做‘崑崙’。这‘芙’‘蓉’‘崑’‘崙’四字，实在不可叫做俗字。”的确，文字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最初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比较简单，言语也就没有那么复杂，需要的文字也就相应较少。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丰富，语言中的词汇日渐增多，旧词不断派生出新词，原有的文字也就发生相应的孳乳演变，产生新字。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字的工具性质所决定的。清代学者为了追求字词关系的简单明了而反对使用后代孳乳字，违背了语言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胡朴安的观点则代表了民国时期关于这一问题认识的新高度。
关于文字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废弃的问题，胡朴安也有精彩的论述：“文字是时代的产物；文字的作用，是纪录事物，替代言语；时代是息息演进的，事物和言语，也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文字当然也要随着事物和言语的变化而增加废弃。社会上没有这件事物，没有这句言语，便不必有这文字；所以《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现在应当废弃的，有二分之一以上。”胡朴安将文字分为死、活两种，认为活的文字才是日常通用的，而死的文字只需供给专门学者参考。这种观点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汉字规范工作很有启发。在界定某一时代的汉字系统时，只能包括那个时代实际应用的汉字，而不是那个时代所存留的所有汉字总和。如仅《汉语大字典》所收“网”的15种不同写法中，只有“网”字可以在现代汉语通用层面使用。除“網”字可以在繁体字文本中作为正字使用外，其他写法都属于历代累积下来的古文籀文的转写字、俗字及讹字，这些字形在现代汉语通用层面是毫无价值的。对当代汉字系统进行优化，应该首先排除这些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死字、废字，而不能将不同历史层面积淀下来的汉字字形不加区分地堆积在一起。这正如胡朴安所特别强调的：“文字在于应用，不必把脑经当作字典。”
当然，囿于时代和材料的因素，胡朴安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将词义的引申也归入“假借正例”，认为“‘理’本为攻玉的理字，假借为义理的理字”“‘道’本为道路的道字，假借为道德的道字”，混淆了本无其字的假借和一字兼表数义的引申之间的界限。再如，胡朴安过度强调“声是义的根本”，认为“凡字声之所在，即是义之所在；无论什么字，但举右旁的声，不必再举左旁的形”，这种说法明显带有传统“右文说”的痕迹。不过瑕不掩瑜，《文字学ABC》总体上仍可谓普及性读物中的上乘之作，其通俗易懂、简洁明晰的写作特点以及较高的学术品位，一定能给读者带来知识的营养和阅读的享受。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师来说，这本书也很有参考价值。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教学也就必然成为语文教学的基础内容。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曾经说：“‘字’是学好汉语汉文的第一关。这是个大关。过不了这关，提高语文程度很困难；过了这一关，提高就比较容易”。5汉字能力是学生必须具备的最根本的语文素养，其重要性不只是表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识字教学中，而是表现在阅读、写作以至整个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其形体和意义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由字形出发，可以抓住一个词的本义，进而系联其引申义，使得词义的系统性得以很好地呈现，让语文教学中的词汇教学变得有序可循，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有效促进阅读和写作等语文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早期汉字的象形性，使得汉字既具有优美灵动的外部形体，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能充分利用汉字独特的文化和审美魅力，可以很好地提高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因此，汉字教学确实是语文教学的基石。胡朴安的这本小书，对汉字的基本概念、汉字的形音义关系、六书的基本原理等文字学基础知识，以及汉字发展的历史和基本规律，都有简要的介绍，而且善于通过具体的例字去分析问题，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非常适合中小学语文教师作为案头常备的教学参考书。
2016年10月写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