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

中国封建时代，各级官学所采用的教学用书，如“四书五经”，以及各朝代颁发的注疏、正义、大全、大诰之类辅助读物，都是由封建统治者亲自选定或亲自组织编纂，以“钦定”的形式颁布，即使是用于启蒙教育的识字用书，也必须是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默认才能流行于世。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和专制，使古代教学用书的发展在异常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清末，由西方传入的教科书审查制度有审定制和国定制两种。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实行审定制，这对于促进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由于教科书出版单位的推销竞争日益激烈，行贿受贿事件日趋严重，1902年日本开始转而实施教科书国定制。按清廷的主观愿望，当然是更倾向于国定制，因为国定制与传统的钦定制更为接近，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更为有利，他们本能地希望“钦定”一种教科书颁行全国，以便有效地控制新式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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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定制就是国家颁发统一的教科书，这样有利于全国的教科书整齐划一，有利于控制国民的思想和全国的教育。审定制就是允许民间自由编辑教科书，经政府教育部门审查通过后，才能由学校采用的一种教科书制度。从当时世界各国教科书制度来看，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审定制。

虽然从京师同文馆开始，官方就开始有组织地翻译西学教科书，但主要是中等程度的教学用书，且其规模和数量极为有限。1897年，孙家鼐在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就明确提出，应在上海等地开设编译局，编写新式教科书，但未果。面对民间创办新式学堂兴起，新式教科书的问题被高度关注。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后，管学大臣张百熙再次奏办京师大学堂，重申设立编译局，希望实施统编教科书。他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写道：“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现在各处学堂，皆亟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上海南洋公学，江、鄂新设学堂，即自编课本以教生徒，亦不得已之举也。臣维国家所以变法求才，端在一道德而同风俗，诚恐人自为学，家自为教，不特无以收风气开通之效，且转以生学术凌杂之虞。”^注104建议慎选学问淹通，心术纯正之才，从事编辑，假以岁月，俾得成书；书成之后，再请颁发各省学堂应用。政务处采纳后上奏要求：“教科各书，前经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明编译中西各书，用为学堂课本，请敕下该大臣迅速编译颁行各省，俾有遵依。”^注105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成立，张百熙聘严复为译书局总办、林纾为副总办，聘李希圣为编书处编辑总纂。严复就职后，制订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其中前三条就是对教科书进行整体规划。

一、 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深浅专科，立限付译。

二、 教科书通分二等。一为蒙学，二为小学。其深邃者俟此二等成书后，再行从事。

三、 教科分门，一地舆、二西文律令、三布算、四商功、五几何、六代数、七三角、八汉弧、九静力、十动力、十一流质力、十二热力、十三光学、十四声学、十五电磁、十六化学、十七名理、十八天象、十九地气、二十理财、二十一遵生、二十二地质、二十三人身、二十四解剖、二十五人种、二十六植物状、二十七动物状、二十八图测、二十九机器、三十农学、三十一列国史诗、三十二公法、三十三册帖、三十四庶工（如造纸照相时表诸工艺）、三十五德育读本。^注106

1904年春，严复辞去译书局总办之职时，京师大学堂已翻译了一些程度较高的西学教科书。但由于编书处编写人员的素质不论是其知识结构，还是对新教育的认识程度，都不具备条件在短时间内迅速编撰出全国统一的教科书。1903年编书处颁布了《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供新式学堂参考，但在这本书目中，连一本由编书处自己编写的教科书都没有。不久，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对短期内编出国定教科书提出了异议：“查京师现设编译局，专司编辑教科书，惟应编各书，浩博繁杂，断非数年所能蒇事，亦断非一局所能独任。”^注107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晚清政府明确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凡各科课程，须用官议编译局编纂，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其有自编课本者，须呈经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官设编译局未经出书之前，准由教员按照上列科目，择程度相当而语无流弊之书暂时应用，出书之后即行停止。”^注108原则上允许民间参与教科书的编译（撰）和出版。

1905年，山西学政宝熙请设学部，奏折中建议在统编教科书出版以前，对各学堂、私家、书局等编辑的教科书应“由编译处统加审定，择其善者，分别部居，暂作为各学堂应用之书，俟学部成立后，人才敷用，再行详悉编纂，随时改良”。^注109同年11月，顺天学政陆宝忠在《条陈学务折》中也建议加强教科书的编审工作，“现在各州县蒙小学堂，需用教科书甚急，近日直隶、湖北，虽有编辑成书，呈学务大臣审定”。^注1101905年12月清学部正式设立。为了加强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学部于总务司下设立审定科，其职责是主管审查教科图书，对编译局已经编辑之图书详加审核颁行。1906年3月17日《申报》刊登了《学部咨调教科新书》要求：“该省督抚伤属晓谕官商人等，如有家藏或市肆售卖新编教科等书，一并邮寄本部，侯审定后再行颁发各省，以归画一。”^注111

1906年4月7日，严复撰写的《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在《中外日报》刊登，发表了对教科书的编写主旨、编写人才、内容、审查、颁发乃至印刷销售等方面的看法。严复首先强调启蒙教育必须遵循一定的阶段性的规律，“大《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此言何谓也？以余观之，盖言惟圣哲之人而后知为养蒙之事而已。故斯宾塞有言：‘非真哲家，不能为童稚之教育。’”^注112接着提出“故教科书者，固非教育家之所拳守也”^注113的观点，在高等教育中，“吐辞发文，皆教科书也。至于智育之业，人自为教师，各不同。且同一学期，而相其时地缓急为之，往往有所去取进退。”^注114故不一定有固定的教科书。但严复强调，“虽然，教科书于智育不必有，于德育则不可无。高等之学校不必有，而自中学以下，至于小学，则又不可无”。为何德育必须要有教科书呢？他写道：“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经，则一而已。忠信廉贞，公恕正直，本之修己以为及人，秉彝之好，黄白棕黑之民不大异也。不大异，故可著诸简编，以为经常之道耳。夫智育之为教也，贵求其所以然，如几何然。使徒诏学者以半员之内藏角必为矩形，是未足也。必为之原始要终，而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否则，虽知犹不知也。若夫德育之事则不然。德育修身诸要道，固未尝无其所以然，第其为言也深，其取义也远，虽言之，非成童者之所能喻也。而其为用又至切，使必待知其所以然，而后守而行之，则其害已众矣。则不如先著其公例，教其由之而所以然之故，俟年识臻焉，而后徐及之之为得也。是故五洲德育之为教，莫不取其种族宗教哲学之公言类纂之，而有教科书之设。今者小学之师资，其程度高者必寡，以其食之不称事，能者不居。能者不居，故未足神明乎规矩，则必有所受之成训，使据之以教人，其能事乃差足以相及。故曰中学以下，不仅德育，即智育亦不可无教科书也。”^注115

严复还进一步用欧洲国家严谨编撰出版小学教科书来说明当时教科书编撰之潦草，所以提出学部“要举纲”、“定其减”，但不主张学部颁定统一之教科书，他写道：“吾闻近者日本法，以学部颁定一切教科之书。是其所为，固亦救正一时之良法，然有数弊可得言者：学业繁多，学部之员，不必皆擅，而乃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而后有合，其难一也。颁审既定，举国奉行，若吾国前者《四书集注》。既为功令之事，何取更求改良，其物转瞬已陈，无日新之自力，其难二也。幅员既广，地利不同，教科书听民自为，则各适其宜，自成馨逸，人之取用，能自得师。至学部为之，则万方一概，适于北者不必宜南，详于山者且略于泽，其难三也。学术进步，星周辄殊，使学部与时偕行，则力不暇给；若历时不变，则禁锢聪明，其难四也。教科之书，施用日广，其价必期至廉，其书必期甚合，欲二者兼得，必听商业竞争，而后有此，学部自为，无此效也，其难五也。审此五难，则知以学部自行颁定教科书，虽有益于一时，必得损于永久矣。”^注116不仅不主张统编教科书，而且他提出教科书在遵循教育宗旨下的宽松审定及选用制度，他举例欧洲国家的教育，非常重视小学教科书，但并没有统编，认为学部于教科书，“莫若除自行编辑颁行外，更取海内前后所出诸种而审定之。”^注117并且说明，“立格不必过严，取亦毋甚隘，但使无大纰缪，而勿与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学童道德脑力者，皆许销售，听凭用者自择，且为之力护版权”。^注118

严复关于教科书审定的观点，一方面推动了教科书编撰的社会广泛参与和有序竞争，为优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提供平等竞争机会，保障了民营出版业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也给了教科书的使用者极大的选择权。

190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的活动正式实施，显示了清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向着现代教育制度实施迈进一大步。“本部为全国教育所关，学制不可不一，宗旨不可不正，故注重于教科书。凡本部所编教科书未出以前，均采用各家著述先行审定，以备各学堂之用”。^注119严复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学堂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当时，他是学部丞参，担任编订名词馆总纂。后应学部之请，亦审定过一些教科书。如1906年7月，严复致函夏曾佑，称其所著《历史教科书》为绝作。8月，他在《与夏曾佑书》中再次高度评价《历史教科书》一书，并就“古人之史”、“政府之成”、“政制”、“自由”、“爱国者”等问题做了评析：“自得大著《历史教科书》两编，反复观览，将及半月，辄叹此为旷世之作，为各国群籍之所无踵。然世间浅人于史学、政学蒙蒙然，犹未视之鼠狗，必不知重也。独走于此事颇经留心。读足下之书，见提絜立例处，往往见极因怪（如云‘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政得秦皇而行，境得汉武而定’，又云‘使匈奴盛于周时，中国必亡’诸语），此法惟近世西人以天演服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者而复能之，乃大著不期而与之合，此滋足贵者也。”^注120又，严复在1909年的日记（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记载有：“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缪百出。”^注121

1910年，严复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初等小学堂习字帖》编纂，他的草书字帖编入这套教科书的第9册。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说明他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1915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名声一落千丈。至1920年回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

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第一章中写道：“严复所关注的事是很重大的，他设法解决这些事情的努力颇有意义，他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味深长。”^注122回首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艰难探寻过程，在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感召以及“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号角声中，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从一开始就无可置疑地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为了解决整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新式教科书的启蒙激荡着救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启蒙实现着救亡。历史就是这样有因缘，这位十二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专业、二十三岁被公派到英国仍然学习驾驶专业的学者，最终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耀眼的词语，点亮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