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者或求学的青年应否有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包含三方面：（一）对于政治主义的信仰。（二）对于政府或政党的政纲政策的信仰。（三）对于政治领袖的人格的信仰。一个公民对于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面有了信仰，就算是有政治信仰，人既是政治组织中一分子，既是国家的一个公民，理论上他应有信仰政治或政治信仰的义务。就人之为一政治的动物言，他似乎天然就有政治意识，他事实上不知不觉必然具有某种政治信仰。大政治家为民意之宣达者，亦即是人民潜伏着的政治信仰之代言人、之实行者。政治与道德关系最密。道德为政治的本质，政治为道德的实现。有道德信仰的人，自不能不连带有他的政治信仰。只有道德信仰，若无政治信仰以充实之，则其道德信仰必陷于空虚，与社会人群无关，不能实现出来。简言之，就任何人（不论学者、专家、工人、农人、青年、老年）皆为国家的公民而言，应有政治信仰的义务。就人为政治的动物言，应有政治信仰以发挥其本性。就人为道德的存在言，应有政治信仰以求道德的实现。假如一个国家内，大多数人民，特别大多数有智识的青年人，皆毫无政治信仰，或皆对政治漠不关心，则该国必灭亡无疑，因为这实是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病态。

有政治信仰与做官乃截然二事，应须严格划分。有政治信仰与做贪官污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甚至可以说，凡贪官污吏大都是唯利是视，根本没有政治信仰的人。一个专家学者或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学生，尽可以有鲜明的政治信仰，而不做政治活动，不加入政党，不做官吏，而站在自己学者专家的岗位，做自己本分内的事以效献于国事。无政治信仰而做官吏是可耻可鄙的事。违悖良心，出卖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迎合现政权，以希图权位，更是可耻可鄙的事。有政治信仰，不做官吏，站在学者专家的立场，赞助政府，监督政府，表示民意，正是现在中国最值得提倡的事，是每个有智识的青年国民应尽的义务。一个国家内这类的人愈多，则政治愈可上轨道，民主政治愈有有力的保证。假如因为自己由于性情、才能、环境地位的关系，不愿意做官吏，于是就绝对不抱任何政治信仰，认政治为污浊，讳言政治，以自鸣清高，这可以说是极不健康的名士态度。

现在尚须讨论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相合或不相合，所应取的不同态度。第一，凡政府官吏，特别政务官，必须使自己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相合，至少于主义、政策、领袖人物三者中要能信仰其一，自不待言。第二，自己的政治信仰虽与现政权相合，而不愿参加政治，但愿做纯学术、纯技术或社会服务工作，则应于业余之暇以私人资格发挥自己的信仰，赞助政府，阐扬主义，造成舆论，做非正式的义务宣传工作。此实为最值得嘉许，最有效能，最足以提高政治生活水准的态度。鄙意甚且以为以党义宣传为专门职业的人员应该尽量设法减少，而应以有独立学问、技术、职业的人分任宣传工作。这多少采取明末耶稣教会人士如利玛窦等宣传宗教的态度。彼辈先以灌输人民之科学知识、工业技能为主，而即寓宣传宗教热忱于其中。窃以党义宣传亦然，必先从改善人民生计，增进人民健康，医治人民疾病，灌输给人民新知识、新技能，教导给人民新生活方式入手。勉作教导、扶助、亲善人民的导师、医生、朋友，而勿作统制、责罚、奴役人民的官吏及特权阶级。如是寓政治宣传于知识教育之中，一方面收宣传的实效，一方面人民知识程度以及党员的学问技能均可因而提高。

假定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不合，则应于下列诸途径中，任择其一：（一）埋头做非政治的工作，从事于学术、文艺、实业、社会服务等，以培植国家元气，对现政府取超然隐逸态度。（二）对现政府取合理的、同情的、自由的批评态度，以促进政府的改善，此为政治信仰与现政府不相合的政论家、学者、新闻记者所应持的态度。（三）在法律范围以内取公开和平行动，组织政党，唤醒民众，以民意力量，监督改进，并督责现政权，争取参政权，这大约就是民主政治的常规。若果合法的、公开的、和平的民主政治无法施行，则自然会产生：（四）秘密结党反叛，以武力阴谋暴动，推翻政府。在开明的政制下，此种办法理论上、事实上都绝不容许。在极端专制腐化的政府下，人民合法的自由，已被剥夺，无有喘息余地时，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此种办法亦“势所必至、理之固然”，此之谓“革命”。此种革命有时要经过人民多年的流血，颇为损害国家的元气。我的意思，凡是学者专家以及有知识的青年，均应有政治信仰。或均应设法培养成健全的政治信仰和正常的政治兴趣。无论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契合与否，各人均应有其裨益于国家前途、人民福利的合理的态度。

（1941年发表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