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发生的因素
（一）生理进化和劳动杠杆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古猿身体各器官的形态、质量都发生着重大变化。
直立行走使古猿的前肢解放出来，并逐渐演变为专职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手。这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来抵抗和征服自然界，弥补自身生理的缺陷。由于前肢功能的变迁，双腿承担了身体的全部重量并开始执行行走的职能，脊椎骨和其他身体器官也相应进化。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需要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人类的发音器官借此得到空前改善，于是语言就产生了。劳动需要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劳动果实需要分配，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定的组群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前兆。
在古猿身体各器官进化的过程中，由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引起的大脑的进化在文化发生中起着重大作用。美国人类学家胡频在《猿的进化》一书中指出，人类成年男性脑量平均为1500ml，占身体总重量的1/50；大猩猩的脑量很少超过500ml，约占身体总重量的1/150到1/200。注6伴随着脑量的增长，脑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额区出现了其他高等动物所不曾有过的发达的新皮质，并由发达的额叶组成大脑的特殊组织——语言中枢区，大脑皮层第二机能联合区、第三机能联合区，它们组成了人类心理、意识、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凭借抽象的思维能力，古猿开始按照头脑中已有的观念和欲求，有计划、有目的地改变着客观世界。
总之，直立行走“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他们开始利用前肢展开广泛的活动。手的形成不仅带来了人类身体各器官的进化，还标志着人类劳动的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手的形成表明，人类已发展出超生物肢体。以超生物肢体为基础的一系列生产活动，加深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外在世界客观规律的把握。从此，人类不再只是顺应自然，而是开始取得对自然的主动权，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便相伴产生了。
（二）自然环境
人类的进化虽然对自然界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人类却自始至终离不开自然界。他们创造文化的活动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注7。可以说，但凡人类早年的文化发生地，都是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地方。如埃及文化发生于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四万平方千米的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生于两河流域适宜农耕的河谷地带，希腊文化发生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滨小平原，印度文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十余万平方千米的地区，等等。然而，承认第一富源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自然环境过于优越，会阻碍文化的创造活动。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的原始密林里，发现了世代居住在岩洞中的塔萨代人。由于生活资源极为丰富，他们自始至终过着原始采集生活，至今仍未向农业或畜牧业过渡。当然，如果自然环境过于恶劣，文化的发生也是无由谈起的。比如，在非洲乌干达与肯尼亚、苏丹接壤处的卡拉莫贾人，因地处高原地带，四周环山，气候干燥，缺雨少水，直到现在仍然喝生牛血，赤身裸体地过着原始生活注8。由此可见，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发生关系密切。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引用过的一句话：“不管怎样劳动也得不到果实的土地，和不劳动已经可以供给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不好的。”注9
阅读材料：
人类的文化能力具有演化基础，其年代延伸回溯到距今至少250万年前——考古记录保存的早期工具制造者的器物（基于对猿类使用和制作工具的观察，甚至很有可能还可以再往前推）。
人类与其近亲猿类在解剖学、脑结构、遗传与生化成分等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与我们最紧密关联的是非洲类人猿（African great apes）：黑猩猩与大猩猩。人科（hominidae）是动物学上包括化石与现代人类的科属。黑猩猩与大猩猩也涵盖在人科（hominidae）的范围之内。人族（hominin）这个术语用来指称的群体是朝人类而不是黑猩猩与大猩猩发展，而且包含了所有曾经存在的人类族类。
人类的许多特质反映了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曾经树居的事实。这些特质包括抓握的能力、灵巧的双手［特别是对生的拇指（opposable thumbs）］、深度与彩色的视觉、以大脑为基础的学习能力、双亲对于有限数量子嗣的教养投资、社交与合作的倾向。如同其他灵长类一样，人类具有灵活的、五根指头的手部，还有对生的拇指：每个拇指都可碰触到同一只手掌上的其他手指。如同猴类与猿类，人类也具备绝佳的深度与彩色的视觉。我们的双眼位于头骨正前方并向前直视，以便使双眼的视觉范围能够交叉。假使没有重叠的视野，就不可能有深度的视觉，这被证实在树上具有适应能力——例如判断距离。具有彩色与深度视觉，也有助于辨别各种不同的食物来源，以及相互梳毛（grooming），从毛发中找出芒刺、虫子及其他小东西。梳毛是形成与维持社会联结关系的一种方式。
灵巧的双手与深度的视觉这两个特质相结合，使得猴类、猿类与人类能够采摘小东西，将其放在眼前并进行评估。我们具有的穿针引线的能力，反映了人类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才获得精巧复杂的手眼协调能力。包括对生拇指在内的手部灵巧性，对人类主要的适应能力——工具制作至关重要，并赋予操控物体以极大的优势。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脑与身体的尺寸比例超越了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大脑的外围皮层——涉及记忆、联想与整合功能——相对较大。猴类、猿类与人类在记忆中储存了许多视觉影像，这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这种学习能力是极大的适应优势。如同大多数其他的灵长类那样，人类通常每次只生育一个后代，而不是生出一群。婴儿得到双亲更多的注意，就能增加学习机会。要对后代有更长久与更专心的关注，就会有选择地重视社会群体的支持。人类已充分发展灵长类的倾向而成为社会动物，经常与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生活与互动。
在灵长类社会（有组织的群体生活）与成熟的人类文化（植根于象征性思考）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然而，对于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却揭示了它们与人类有着诸多的相似点，例如从经验中学习并因此改变行为。如同人类一般，猿类与猴类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例如日本猕猴的一个群体（陆上居住的猴子），有一只三岁大的母猴率先在吃甘薯之前用水冲洗。起初是小母猴，然后是其同年的伙伴，最后是整个猴群，都开始在吃甘薯前将其洗干净。从经验获益的能力赋予它们极大的适应优势，得以避免致命的错误。面对环境的变迁，人类及其他灵长类无须等待遗传或生理上的反应。相反，他们可以修正其习得的行为或社会模式。
虽然人类确实比其他动物更多地使用工具，然而，工具使用也出现于人类以外的物种，例如鸟类、海狸、海獭，特别是猿类（参见Mayell，2003）。人类也不是唯一能依据头脑中的特定目的制作工具的物种。栖息在科特迪瓦塔伊（Tai）雨林的黑猩猩，能够制作并运用石器敲开坚硬的、如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坚果（Mercader，Panger，& Boesch，2002）。在某些特定营地，黑猩猩将收集来的坚果放在木头或平坦的岩石上，用大石块敲打。黑猩猩也必须选择适于敲开坚果的石锤，并将石头带到坚果树生长之处。敲开坚果的外壳是一项习得的技术，黑猩猩的母亲为孩子示范如何进行。
1960年，珍妮·古德（Jane Goodall，1996） 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冈贝溪流（Gombe Stream）国家公园，开始观察野生环境中的黑猩猩——包括它们使用工具的方式与狩猎行为。关于黑猩猩制作工具的行为，研究最多的是“钓白蚁”，即黑猩猩制作工具探测白蚁巢。它们选择一些细枝加以修整，去掉树叶再剥去树皮，露出里面的黏性表层。它们将这些树枝带到白蚁巢旁，用手指头挖洞，然后将这些树枝塞进蚁巢。最后，它们把这些树枝拉出来，并吃掉那些粘在树枝上的白蚁。从我们已知的猿类使用与制作工具的能力，几乎可以确定早期的人族也共享了这种能力，即使人族制造石器最初的证据，只能回溯到距今260万年以前。直立的双足行走能让人们携带并使用工具与武器，以对抗掠食者与竞争者。
黑猩猩具有文化必不可少的其他能力。野生的黑猩猩与大猩猩能瞄准与投掷目标。大猩猩确实会筑巢，还会投掷树枝、草、藤蔓及其他物品。人族充分发挥瞄准与投掷的能力，假使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永远不会发展出抛射技术与武器或棒球。
如同制作工具一样，狩猎过去曾被视为人类独有的活动，而不是我们与猿类共同具备的。然而，对灵长类的研究显示：其他灵长类，尤其是黑猩猩，就是习惯上的猎食者。例如，在乌干达的基巴莱（Kibale）国家公园，黑猩猩组成较大规模的狩猎队伍，每个队伍平均包含26个成员（几乎大多是成年与青春期的雄性）。大部分（78%）猎捕行动至少会捕获一只猎物——成功率远高于狮子（26%）、土狼（34%）或印度豹（30%）。当地黑猩猩最喜欢的猎物是红疣猴（Mitani & Watts，1999）。
考古学的证据指出，人类至少在距今260万年前就会狩猎，这项推断依据的是在坦桑尼亚奥杜威（Olduvai）峡谷发现的切割兽肉用的石器。依据我们现在对黑猩猩狩猎行为与制作工具的理解推论人科动物狩猎的时间，可能比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由于黑猩猩往往把猎获的猴子吃个精光，只剩下极少量的骨骸，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发现最早的人族猎捕行为的考古学证据，尤其这种行为是在欠缺石器的情况下完成的。
虽然黑猩猩经常分享来自一场猎捕所得的肉类，但猿类与猴类倾向于各自填饱肚子（除了哺育幼子之外）。在人类社会，合作与分享有了更多发展。直到相当晚近的年代（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所有的人类都是采集狩猎者，生活在我们称为“队群”（band）的小型社会群之中。在世界某些区域，这种采集狩猎生活方式延续到最近，使得民族志研究者能够加以研究。在这类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将获得的食物资源带回营地并共同分享。大家共享来自一头大型猎物的兽肉。年长者由队群中的年轻成员提供食物与保护，过了生育年龄的年长者因其知识经验而受到尊重。人类在灵长类中最具合作性——在食物采集及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同时，储存在人类队群中的信息数量，远比其他任何灵长类群体多。
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交配。在狒狒与黑猩猩中间，大多数的交配发生于雌性进入发情期时，此时雌性会排卵。在发情期，雌性的阴部会发出气味并变红，愿意接受性交的雌性会与雄性结成暂时的伴侣关系，并进行交配。相反，女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发情期，而且她们的排卵期也是隐蔽的。在不知何时会排卵的情况下，人类一年到头都可能发生性交，以使繁殖成功的机会达到最大。人类为性交而组成的伴侣关系，往往比黑猩猩的伴侣关系更具专一性，也更为持久。与我们稳定性生活有关的是，所有的人类群体都具有某种形态的婚姻。婚姻为性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与保证，特别赋予配偶对于彼此的性权利，即使这项权利并不经常是专一的。
婚姻在人类与非人的灵长类之间创造了另一项重要对比：外婚制与亲属体系。大多数的文化具有外婚规则，要求其成员必须在自己的亲属或本群体之外找寻婚配对象。除了对亲属关系的认定之外，外婚制提供了许多适应优势。它在配偶双方出生的群体之间创造了联结关系。他们的孩子在两个而不是仅仅一个亲属团体中都有亲戚，也因此结成盟友。这个关键点在于除了人属之外，灵长类的不同地域团体的成员之间，往往欠缺情感纽带与相互支持。其他灵长类往往在青春期就各自分散。黑猩猩与大猩猩的雌性往往向外迁徙，到其他群体中找寻交配对象。人类也是在各自出生的群体之外选择配偶，而且往往至少有一方配偶必须搬家。然而，人却与自己的儿子及女儿维持终生的纽带关系。亲属与婚姻制度维持了这些联结关系，这在人类及其他灵长类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