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研究派的翻译研究

从哲学思潮层面看，自从尼采提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以来，西方一直涌动着一股否定理性、怀疑真理、颠覆秩序的强大思潮。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哲学界等一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形而上学发出挑战，他们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引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浪潮。解构主义重差异，这一思维方式影响到各个领域。翻译界当然也概莫能外。

20世纪70年代，翻译是语言学或文学的分支这一由来已久的观点遭到质疑。既然翻译是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活动，那么对于翻译做出的研究也就不应仅仅止于语言转换的层面。翻译研究的视野是不断扩大与加深的。首先，翻译是语言间的转换活动，可是这种转换活动的背后还牵涉到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诸多外部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对翻译活动本身和翻译可能会产生出更为深远的影响。其次，翻译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化研究^注65、文学理论、哲学、美学等多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加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理论界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并迅速上升到主导地位，大批学者便在这样特定的学术转型中，开始从各自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翻译研究。

既然翻译活动不单是发生在语言之间的静态转换，换言之，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那么就应当把翻译放在语言的外部去研究。侯林平《翻译定义新探》划分了定义翻译的三个阶段：第一，传统语文学研究阶段，对翻译的界定往往是比喻式的；第二，现代语言学阶段，注重语言形式的对等；第三，当代多学科研究阶段，研究视角多元化，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分别做出定义，如从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等角度。^注66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翻译研究派及其思想，如翻译的文化学派、多元系统理论、描写学派以及综合学派等等的形成，并将他们的研究推向翻译研究的最前沿。

翻译学术界公认的翻译研究派的开山大师是美籍荷兰诗人、文学家及翻译家霍姆斯。1972年，他发表了划时代的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该文着重探讨了翻译学的性质、范围、宗旨。在该文中，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划分为三个分支，即描写的（descriptive）、理论的（theoretical）以及应用的（applied）。^注67当然，他承认这种划分也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三个分支的关系，是互相决定的。霍姆斯认为，翻译理论不能独立于通过籍由描写、应用翻译研究所得出的数据而单独存在。知识只能通过观察获得，而并非建立在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描写、应用翻译研究旨在提供坚实的、具体的数据。^注68

之后，在每个分支下，霍姆斯继续深化他的思考，又将描写翻译学分为面向产品、面向功能、面向过程的，之下分别是翻译通史、社会翻译学与心理翻译学；理论翻译学下分为两个分支：普遍理论与局部理论，局部理论又分为特定媒介理论、特定区域理论、特定层面理论、特定文类理论、特定时间理论以及特定问题理论；在应用翻译学下，霍姆斯又分为医院培训、辅助工具、翻译政策以及翻译批评。之后，他一一阐释上述划分。霍姆斯在历史上第一次描画出翻译学科的结构，这标志着翻译研究派的肇始。根茨勒在其《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把和霍姆斯同时代具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一批学者统称作“翻译研究派”。由此，这个学派便在译界唱响了。霍姆斯之后的翻译研究派沿着霍氏的思路把文学翻译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包括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翻译、口译、机器翻译、翻译教学、翻译标准各个分支，囊括的学科也越来越多。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研究不断朝横向和纵深发展，涉及文化、社会、历史、权力，甚至国际政治因素。这些变化都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学科。^注69

霍姆斯之后，翻译研究派一分而为四脉流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的伦理研究以及翻译的权力转向。加入霍姆斯翻译讨论的有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后来佐哈尔发展出“多元系统理论”。比利时学者朗贝尔（Lambert）和勒菲维尔也加入进霍姆斯开辟的阵营中。后来勒菲维尔前往美国，通过几次小型学术会议，又将英国的巴斯奈特介绍到这一学派中，形成“文化研究派”，成为翻译研究派的中坚力量。可惜勒菲维尔于1996年因急性白血病不幸去世，自此翻译文化研究派的大旗开始转至本文所着力研究的韦努蒂手中。

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将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相联系，勒菲维尔的总体思想就是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思想意识、赞助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翻译和制度、学说、政府、学术界，以及私人企业、资助等方面的关系。韦努蒂承续这一研究路数，以英美翻译的历史为切入点，考察翻译的策略，与制度、学术、政府等的关系，这些恰与勒菲维尔、巴斯奈特的研究一脉相承。

图里将霍姆斯与佐哈尔的理论继续深入，形成“描写学派”（descpritive translation）。最后，这支队伍又吸纳了观点接近的学者，如德国的弗米尔（Vemeer）、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西班牙的皮姆（Anthony Pym）。霍恩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综合学派”。9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了以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为代表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此外，巴西后殖民学者和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对翻译的研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翻译研究派”的几位学者，如霍姆斯、勒菲维尔以及巴斯奈特，都来自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而另两位学者佐哈尔与图里则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故而，一个有趣的问题随之而来，即：当代翻译研究为什么会在低地国家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兴起？就此，根茨勒认为，这与他们的社会、历史、地理条件相关。第一，这些国家都是小国，人口少，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小语种，各自的“民族”文学深受英美文学、法德文学之类的“大”语种文学排斥和影响。而以色列的情况比低地国家的情况还要严重。以色列的文学深受德、俄、英的包围影响，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学典范，文学作品则完全依赖外语文本。第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整个文化都依赖于翻译。这从低地国家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上、以色列处在东西方的交汇点上就可以看出一二。^注70

潘文国对此有更精当的剖析，“如果翻译学兴起的时候人们还只是对语言学派的不满、寻找文学回归的话，以色列人更进而认为，不但语言的界限要突破，文学的界限也要突破，要把翻译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研究的范围，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学和翻译的联系，研究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学间的关系，还要研究翻译作品引起的语言和文学的演变。因此，他们在与荷兰等国的翻译学家有许多共同点的同时，也表现了许多不同点。例如前者还基本相信翻译家的主观能力，认为成功的翻译作品会影响特定社会的文学和文化习惯，而后者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从而影响其翻译决定过程中的策略。”^注71对此，笔者深表赞同，联系到韦努蒂的译论的提出，也必然有这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佐哈尔与多元系统理论

1972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文化研究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开始研究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模式。他搜集了大量有关翻译在各种社会中产生的不同影响的材料，进而描述文化的整个层级系统，于1978年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注72佐哈尔受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坦尼亚诺夫（Juri Tynjanov）、雅各布逊和艾亨鲍姆（Boris Ejkhenbaum）的影响，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系统。这些系统不是由无关系的元素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或相叠的系统组成。系统是分级的，包括高级的、中央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以及低级的、边缘的、非经典的；而做出这样的区分，其目的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不同的系统既有处于边缘的，也有处于中心的。

翻译文学只是佐哈尔研究的一个方面，它在三种情况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文学多元系统依然稚嫩；二、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三、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注73据此，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就成为影响译者采取何种翻译规范或方法的重要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翻译行为意味着文化规范间进行协商，因而张南峰对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西方，引领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走到学术研究系统中心的，是多元系统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注74并归纳了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以积极影响的四点原因：第一，多元系统论对文化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令翻译研究摆脱了应用导向，提高了它的理论性和学术性；第二，在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所作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证明了翻译对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改变了文学界对翻译作品的轻视；第三，多元系统论反对以价值判断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准则，主张对中心和边缘一视同仁，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直接提高了翻译的文化地位，并且间接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第四，如果说多元系统论对中心系统和边缘系统一视同仁，因此是非精英主义的，那么，其他一些文化理论，则是反精英主义的，因为它们都在各自关注的多元系统中认同边缘系统而反对中心系统。^注75这都表明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以及新的增长点。可是，多元系统理论对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系统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什么样的政治控制和影响作用，则罕有论及。这就为翻译研究后来出现“后殖民转向”留下了余地。

多元系统理论以及翻译文化学派（Cultur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把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力因素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从而形成了翻译研究领域中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继而才有后来的后殖民转向（Postcolonial turn）以及权力转向（power turn）。

二、翻译文化学派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文化学派，或称翻译文化研究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勒菲维尔、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和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前两者被称为翻译研究文化取向的创始者。^注76对此王宁有不同看法，他说：“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往往称那些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的学者群体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发展的趋向或潮流。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注77尽管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但考虑到行文的方便，依然采用了学术界所惯用的“翻译文化学派”的提法。

从文化角度进行翻译研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着广阔的前景。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以上的文化，翻译也因此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转换。

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强调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思考。翻译的过程，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影响译者的选择既有语言差异等内部因素，还有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而往往又是外部因素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翻译研究中要脱离“文本”的束缚，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去考察翻译问题。这种视角将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对其进行把握，使翻译理论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斯奈尔·霍恩比在其题为《是语言转换还是文化转换？德国翻译理论批评》的文章中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当把“文化”作为翻译单位，从而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中来。^注78这一思想在该论文所在论文集的两位编者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看来，具有更为重要的革新价值。他们认为霍恩比这一提法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一场变革。

同年，勒弗维尔与巴斯奈特合编并出版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该文集收录勒弗维尔、霍恩比、婷茉芷珂、谢莉·西蒙等学者的论文12篇，内容涉及翻译与历史、权力、诗学观、意识形态的问题。其中，霍恩比在其论文《语码转换还是文化转化》中提到德国二战后出现以语言学为导向和以文化为导向的两大翻译流派。霍恩比抑前扬后，认为前者已被抛弃，而以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论亟待开发。于是，勒弗维尔与巴斯奈特在该文集的序言《普鲁斯特的祖母与一千零一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发挥了霍恩比的观点并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口号。这标志着翻译研究突破性的进展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于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注79谢莉·西蒙（Sherry Simon）也指出：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move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1980s have been part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cultural turn”.The turn to culture implies adding one important dimens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ore importantly,i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translation as being related in organic ways being connected to other modes of commnunication,and to see translation as writing practice fully informed by the tensions that traverse al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That is,it defines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of mediation which does not stand above ideology but works through it. ^注80

汉译：19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那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反思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为当代翻译研究贡献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在研究取向上，“从原语走向译本”；在研究对象上，“从形式走向功能”；在研究性质上，“从规范走向描写”；在研究角度上，“从共时走向历时”；在研究视野上，“从微观走向宏观”。^注82这些特点，是参照翻译语言学派得出的。语言学派相对静态、微观、规定式的研究模式及其机械式的语言处理和对翻译文化属性的忽视，使其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第一，在于翻译研究的多元化，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在语言转换狭小的视野之内，翻译研究朝着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方向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看清翻译在人类文化，乃至整个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作用。第二，就西方翻译理论而言，正是在文化转向之后，才出现了翻译研究的各种派别，如翻译的目的论、操纵学派、解释学派、解构主义翻译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等。第三，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带来了更为宏大的影响，那就是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

这一观点是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持续近十年后合编的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中提出的。^注83对此，谢天振这样论述：

国际译学界一批有名的翻译理论家，像苏珊·巴斯内特、安德烈·勒菲维尔、韦努蒂等，都跳出了原来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的转换或两种文学关系的探究，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次上面去审视翻译、翻译研究。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们认为，这两个转向意义深远。^注84

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和文化研究的受挫，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注85

三、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了西方学者转而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的探讨。

二战后，随着欧洲各帝国殖民地的解体，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反殖民”研究者被历史推上了舞台。从那时开始，后殖民理论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注86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便吸引了很多文化研究者的兴趣，因为这些研究者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可以用“反殖民”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注87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便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后殖民研究的重要代表有爱德华·萨义德、斯皮瓦克以及霍米·巴巴等。萨义德的代表作《东方学》^注88，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为目标，指出西方的所谓客观、中立、不受影响的对东方的研究实际上充满了偏见与误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必要手段。萨义德的研究，深刻揭露了权利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指出知识不能脱离其产生的环境，没有纯粹的非政治的知识。知识往往是为权力和统治服务的。虽然《东方学》研究的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但它将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斯皮瓦克以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而进入学术界。她的研究包括女性主义研究、属下研究（subletan）^注89、解构主义研究等等，被吉尔伯特称为“一个女权论的马克思主义解构活动家。”^注90斯皮瓦克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后殖民状况，使得萨义德的后殖民研究更加完善。霍米·巴巴对萨义德的后殖民思想进行了演进，认为殖民者和后殖民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往往存在着中间地带，在政治上有模糊的特点。殖民者以推行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教育与思想意识以尽量同化被殖民者，被殖民者表面遵从，实则巧妙模拟，以达到消解殖民权威的目的。这种部分遵从、部分反抗的反殖民话语的策略，被巴巴称为“杂糅”（hybridity）。杂糅思想是巴巴最具代表性的后殖民研究成果。

甘阳则对后殖民理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九十年代初刘禾在美国问我，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是否有意义，我当时直截了当说没有意义，只有对印度非洲这种西方长期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又待在西方的大学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现在仍然要强调，我们今天对后殖民这套东西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批判看法，不要随便跟着走，号称搞后殖民那套的大多数是西方校园里的一点小闹闹，和殖民地人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并不值得我们重视。^注91

虽然这种说法颇具见地，但只是一家之言。

后殖民思想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根基与源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受了后殖民研究的启发而发展并进而形成的。如果说萨义德在其著作中较少提及翻译，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研究中，翻译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霍米·巴巴则直接关注翻译，甚至其理论被称为文化翻译理论。翻译后殖民研究的成果深深影响了翻译理论家，他们从后殖民研究中汲取并看到了理论增长的契机，并将二者融合。这样，翻译研究便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文化转向走向另一个新的范式，也就是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转向”，并最终发展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在这样的理论的关照下，翻译研究就越来越朝着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

比较有影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除了勒菲维尔以外，还有韦努蒂、文森特·拉斐尔、埃里克·切菲兹、特贾思维莉·尼兰贾娜和道格拉斯·罗宾逊。^注92关于此点，李文革也有论述：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由一批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中成长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的，如巴勒斯坦的赛义德、伊朗的拉什迪、印度的霍米·巴巴等。^注93而在翻译理论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印度的尼兰贾娜和斯皮瓦克，此外还有拉斐尔、谢菲茨、婷茉芷珂等人。^注94

从这点来看，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即劳伦斯·韦努蒂，继承并发扬了勒菲维尔的治学路径。韦努蒂在2003年发表的《翻译德里达论翻译：关联与学科抵抗》质疑翻译边缘性时，也曾论及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翻译。在该文中，韦努蒂指明自己把翻译实践定位在两个不同，甚至是相互抵牾的领域下。这两个领域指的就是文化研究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前者是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混合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等；后者是经验倾向的，是各种语言学理论和多元系统理论的混合体。这两者也并非完全相反。文化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使得理论研究被边缘化，研究特定的译本与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的经验主义倾向则同样使得理论研究边缘化，注重研究哲学与文化政治等问题。^注95而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迪（Trivedi）在1999年合著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注96显然已经具有后殖民的味道了。

道格拉斯·罗宾逊认为，里恩哈德特（Lienhardt）、贝蒂（Beattie）、戈尔纳（Gellner）、尼德海姆（Needham）、法比安（Fabian）、施蔼格勒（Siegel）、阿撒德（Asad）、拉斐尔、切菲兹（Cheyfitz）、尼兰贾娜、雅克蒙德（Jacquemond）、莫瑞兹（Mehrez），这些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志、历史（殖民史）角度的论述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注97这些学者都是渐渐对语言与交际产生兴趣的，他们本不太认同自己首先是翻译研究学者，也不参加翻译研究学术会议，抑或发表翻译研究的文章。例如，拉斐尔是菲律宾籍美国人，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传播学；尼兰贾娜是英语系的教师；切菲兹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教授，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注98罗宾逊认为，其中，切菲兹要展示给我们看的是欧洲通过归化异邦人、殖民野人以凝聚文化与政治霸权的努力。^注99笔者认为，不管怎样，正是这些学者开始把翻译当作他们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从以上各家对翻译展开研究之后，翻译的本质意义和社会地位，从此才有机会得到了真正的揭示和应有的提升。而这也是翻译是跨学科研究绝佳的论证。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上承多元系统派和文化研究派的诸多观点，但与它们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研究派的研究是中立、客观的描述性研究，远离了伦理的与政治的因素。就连美国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罗宾逊评述上述理论时，也用了“显得有些温和、抽象”（seems bland and abstract）^注100的字眼。相反，后殖民翻译研究则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这态度就明确激烈多了。如上所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但更注重解构主义提倡的“差异”（différence），因而又将“霸权”（hegemony）^注101纳入翻译研究中来，公然站在少数民族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因而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思想核心就是怎样处理原语文化中的差异性，怎样注重凸显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的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而这也是霍米·巴巴理论意义上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即翻译是文化阐释和再现的主要手段。^注102

后殖民翻译研究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为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这一视角将翻译活动还原到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考察，因而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有关翻译是“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注103由此看来，理论研究的不断输入与更新，也是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

笔者进而认为，文化转向与后殖民转向从更大的视角切入了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发展的新阶段。这其实是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命中注定与必然归宿。就如同人类历史中有朝代的更迭、政权的交替一样，学术界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从大的方面来看，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转向恰恰发生在具备了各种条件的当代，而非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刻。这恰恰也是由于学术与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境地的应有结果。

四、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女性Right click for menu to add groups and entries. Edit or re-order any item. Use right click in editor to select which entry to paste.主义何以与翻译研究相连？这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以往的历史表明，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弱势或从属地位，而与这一状况相似，翻译之于原作，也是处于弱势或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与翻译，如同译作与译本，有着相似的弱势与从属地位。例如，17世纪法国修辞学家梅那日（Ménage）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les belles infidèles”，意思是“不忠实的美人”，是说翻译像女人一样，漂亮但不忠实。翻译和女人在梅那日一语中一样受到歧视，处于附属地位，这是西方的传统。

在我国，翻译了200多部^注104西方小说的林纾认为自己诗歌成就最高，画次之，再次才是翻译。^注105郭沫若曾把翻译和创作分别比作“媒婆”和“处子”，提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注106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得去识别和批评将女性与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进而通过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来动摇这种结构。这种翻译研究称之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否认原作意义的绝对性和确定性，提倡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突出译作与原作的差异来解构西方译论中的忠实和对等的概念。因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大力倡导译者的主体性，积极参与译作意义的再生，以此彰显译者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身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代表学者有谢莉·西蒙、格达尔达（Barbara Godard）、弗娄透（Luise von Flotow）、阿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以及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等。

五、翻译研究中的权力转向

2002年，婷茉芷珂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注107由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由二人合撰《序言》。在该《序言》中，两位主编提出“权力转向”的概念。该书已于2007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并出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系列中，另有四部著作也涉及“翻译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另外四部著作为：《翻译，权力，颠覆》（R.Alvarez & M.Vidal）；《今日翻译：趋向与视角》（G.Anderman & M.Rogers）；《多元下的统一：当代翻译研究潮流》（L.Bowker et al.）；《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R.Ellis & L.Oakley-Brown）。这五部著作交相辉映，共同且完美地阐释了当今“权力转向”时代的来临。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活动，它的背后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power manipulation）；而反过来，翻译又建构着特定的文化权力结构。故而，翻译与权力是互动的关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尽管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权力转向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说来就是，文化转向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关注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随着人们从这一角度对翻译研究的加深，人们开始注意到权力机构与权力关系的密切关系，即：翻译与权力之间的操纵互动、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操纵互动、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的操纵互动、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操纵互动，共同形成一个内在的、互动的、循环的链条。因而，当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现象时，翻译的文化转向开始转向权力。

权力转向出现在文化转向之后。据婷茉芷珂与根茨勒看来，其标志是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既然我们已经被我们所处时代的话语所建构，那么人们又何以能够引发文化变革？我们何以能够沟通文化的鸿沟，去体验新的或不同的事物？我们何以能够冲破具体化的世界观，尤其是西方的世界观，把真正的文化差异放进来？翻译对于文化变革具有什么样的冲击？在什么情况下，翻译所产生的冲击力最大？什么样的翻译最成功？所有这一切又是如何受文化支配、文化主张和文化抵抗——也就是与权力相联系的？

要弄清翻译与权力的关系，就需要弄清翻译与知识以及与权力的关系。婷茉芷珂与根茨勒认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不仅仅因为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优势，而且还要依靠知识的优强。于是，知识和知识的体现终于被理解成了权力的中心。翻译一直就是生产和体现这种知识的工具。因而，翻译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的选择和制造的行为，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构成篡改和造假行为。

20世纪中期以后，翻译研究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几次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伦理转向、后殖民转向以及权力转向。其实，“转向”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它指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变。只是以同种方法、同种视角的研究多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合力，成了某个时期的主流。这就如同西方文论史上出现异彩纷呈的流派一样。新的流派的出现都是对旧有流派的不断“扬弃”与否定。但就是在这样的发展中，理论更新便孕育其中。我们要应对不断更迭的“流派”、“转向”，应首先学习其中蕴含的新的理念、新的范式、新的案例，继而生发出自己的范式批判精神和创立范式的意识，推出新的独特的范式，以便为我们的翻译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上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梳理，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它的视角与趋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通往韦努蒂的道路，进而才有可能更真切地理解他的翻译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