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序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韦伯研究的主要论文、书评以及演讲记录，虽然表达的形式不一，但这些文章共同的焦点都集中在对韦伯学说理论的评介与阐述上，因此以《韦伯学说新探》总其名。韦伯的思想体系可用“博大精深”来形容而当之无愧，不过他的观点见解除了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约制之外，后世出现的每一种“韦伯诠释”同样也烙印着当时流行心态的痕迹。本书论文部分的《韦伯诠释的范式转移与韦伯学研究》和《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从韦伯到哈贝马斯》，便尝试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索“文本”和“诠释者”之间对话主题的递嬗，同时希望能够厘清韦伯学说在各阶段中所起的启发作用。至于这个“文本”的全貌以及其间“作品史”（Werkgeschichte）的关联，在德文《韦伯全集》的编纂计划下逐渐浮现完整的轮廓，《〈韦伯全集〉的编纂工作》报道了此一计划的基本构想和特色，或可供作理解韦伯之学术贡献时的参考。

另一方面，韦伯以“西方文明之子”的身份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迭引起学者们反复讨论的兴趣。本书《韦伯〈儒教与道教〉一文的方法论基础》和《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从〈儒教与道教〉谈起》，分别就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效应申论其层层相扣的问题意识、方法得失，以及我们若欲将韦伯式解释模型应用于台湾发展经验时的困难所在。严格说来，韦伯和我们今天现实处境的相关性，与其说是直接承继自《儒教与道教》中的论证分析，倒不如说是间接地、迂回地通过他对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型塑出来的）“现代条件”下之“人类命运”的诊断，才得以凸显其密切程度。亦因此，台湾韦伯研究的社会学意涵，或许不在于强调韦伯的“中国观”是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差，更重要的任务应该在于汲取他的理论洞见，借以考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各种普遍与特殊质素，进而对现状“之所以如此”能有多一分的自我认识。这是作者小小的心得，但也是一种期许、一个还有待努力的未来研究方向。

本书《韦伯学说四讲》的内容，可看作论文部分的延续与补充，在此要特别感谢政大社研所柯胜文、石计生、梁淑玲、夏春祥和张志浩五位同学的热心协助，使演讲录音能够形诸文字。也要感谢唐山出版社的积极配合，内人惠馨的鼓励，以及在学问上提供切磋机会的诸多朋友，最后，记得1865年提出“回返康德”口号的李普曼（Otto Liebmann）曾说过：“你能够同康德一起研究哲学，或者，你能够利用哲学推理去反对康德，但是你离开了康德就无法研究哲学。”作为社会学思想源头之一的韦伯，在他去世七十年后也因类似的理由经历了“韦伯复兴”的热潮。即便现代社会学的专业分工愈益精细化，以韦伯为代表的古典传统毕竟仍旧是孕育和滋润“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丰腴土壤，开放给后人继续播种、耕耘。

作者 谨识

1992年3月3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