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佛教发源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新疆地区。然后，经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西汉都城长安。自传入中国以来，长安作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教在长安的发展便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趋兴盛。迄至隋唐时代，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成为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除了广大深远的影响之外，更是留下了璀璨夺目的历史遗迹。因此，隋唐长安佛教艺术这一宏伟而又罕见的历史景象，其重要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隋唐时期，佛教在长安的兴盛繁荣显然不是偶然的，它既有特殊的地理原因，也是历史的选择。而正是地理和历史两大因素的机缘结合，造就了隋唐长安佛教的宏伟盛世和佛教艺术的辉煌。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陕西关中地区。佛教入华，起初信仰者并不多，但随着东汉末年连绵不断的战乱，各族人民陷入无休无止的苦难中，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于是宣扬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教，就有了意外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市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秦汉唐故都和最繁华、最富庶的关中地区沦为了动乱最甚、战祸最烈、苦难最深的人间地狱。残破的社会现实，为佛教在关中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环境和土壤，加之当时入主关中的少数民族政权均大力提倡佛教，虔诚佞佛，以及由于关中地处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不论是来华传教的异国佛徒，还是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侣，基本上都要途经关中，或者以关中作为其旅行的终点，使关中地区无论在佛教传播活动的规模上还是在佛教理论水平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一时期一大批佛教理论家和组织者活跃在长安，既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也使长安逐渐赶上并超越伊洛和敦煌，成为公认的佛教文化中心。

到了隋唐，随着全国的统一、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上至帝王皇室，下至官僚士庶，无不以修建寺院、剃度僧尼为荣。一时间，关中各地塔寺庙宇星罗棋布，京师长安处处香烟缭绕。佛教不但是社会普遍信仰的一种宗教，更成为稳定社会的一种精神力量。于是，佛教在中国达到了它的鼎盛，关中长安也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心。经过历代高僧的不懈努力，佛教已经完全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依据自己所崇奉的经典而产生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八个全国性的佛教宗的发祥地。

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佛教弘传，必赖僧宝。正是因为无数高僧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陕西关中是中国历史上高僧云集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自佛教传入至唐，长期居住在长安的高僧有461人，占《高僧传》所列高僧总数的36％。中国佛教协会编著的《中国佛教》一书所列近百位高僧中，汉传佛教中主要在关中活动的高僧也占到将近一半。那些震古烁今、彪炳史册的高僧大德则大多出自关中。而最能代表高僧精神的玄奘也出在关中。

佛教艺术是伴随佛教信仰活动，服从佛教特有的偶像崇拜和礼仪上的要求，应教化活动或集团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它具有佛教的意义、内容、用途、机能，涉及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文学与音乐等艺术作品。在2500年前，其意象和象征意义还未发展成复杂与多样化的体系时，佛教艺术已经开始发展。佛教艺术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后随着向亚洲其他地区和世界传播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佛教艺术也随之不断演变。

佛教艺术对中国内地的渗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稀少到频繁、由弱到强、时弱时强、时而风靡九州、时而跌落低谷的交错展开过程。两千年来，它对传统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陕西关中在古代曾长期是中国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地理起点，在相当多的时期里得东传的佛教艺术风气之先，更是外来宗教艺术与本民族文化融合、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并进而辐射全国的文化原点。历代重要的佛教事件和人物，几乎都和陕西有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陕西历代佛教艺术的特点与形成过程知之甚少，而且缺乏实证性的研究，这必须引起艺术学研究人员的重视。因此，研究陕西关中隋唐佛教艺术的历史，揭示其艺术特征和风格变化的演变过程，就成为一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基于此，本书在对佛教传统文化转换、诠释工作的同时，与世俗社会相呼应，对某些佛教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转换、某些佛教理念进行创新性诠释，真正有效地对佛教艺术作品给出准确的表述和客观的评价，以期给予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鉴。佛学文化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难免错误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白 文

201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