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说唱的地理文化背景

一、胡同北京

胡同是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场所。“胡同”一词据说起源于蒙古语，很早就在使用，早期也叫“火巷”。《京师坊巷志稿》云：“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巷，胡同即火巷之转。” 3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胡通二字本方言。”说那时北京共有“三百八十四火巷”。 4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的家童问梅香：“我到哪里寻你？”梅香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5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

有人说“胡同”是由蒙古语“浩特”演变而来的，是居民点或水井的意思。这使胡同蒙上了浓厚的北方文化色彩，拥有了汉、蒙等多民族交融的宏大气质。胡同中生活着汉、满、蒙等多种民族文化的人群。他们各自享有独特之民族生活方式，同时，在胡同中互相影响，共同构筑了北京的地域特色。这使胡同及其主体建筑四合院承载了建筑之外的地域文化意义。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这样形容建筑的意象：

建筑家创造了它的意象：一个有形呈现的人类环境，它表现了组成某种文化的特定节奏的功能样式。这种样式是沉睡与苏醒、冒险与稳妥、激励与宽慰、约束与放任的交替；是发展速度，是平静或跌宕起伏的生命过程；是童年时的简单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满时的复杂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神圣和变化莫测的基调与虽然进行了一定选择却依然被来自这种社会秩序的个人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 6

胡同便拥有了这种“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民众日复一日生活其中，街坊邻里的交谈、小贩的叫卖、夏日的悠闲……这些看似重复的缓慢节奏，合奏出北京迷人的市井乐章。北京胡同之多自不用多言，一首岔曲用胡同名串起来表现出独特的胡同人生：

公平当把裤子来当，米市上把禄米来量，买羊尾来到羊肉床，为打烧酒拿着细罐进油坊。（过板）十斤干面口袋里装，驴蹄子驴肉和驴板肠，又把菜市蒜市上，买完了回转老君堂。进了什坊院儿，掀帘子来到妞妞房，撑了些个煤渣儿难笼火，柴火篮儿里找了些个劈柴和柴棒，取灯儿箭杆儿引火，烧上锅腔。豆芽菜豆瓣儿，炒豆腐，干鱼炸辣酱，汤锅熬了一碗鲜鱼汤，银碗儿盛饭把筷子放，搬了张椅子放在桌旁。饭毕吃茶，茶食已毕，石姥娘要把什锦花园儿逛，无量大人的马匹厂车忙套上，一跑儿来到花园儿的老墙根儿，周围一带是苇塘。椿树林对着柳树井，只见丁香开的旺，栖凤楼儿在南池子北，他和那孙公园儿的八宝楼儿是一个样。花枝营儿的花枝儿开放了，翠花风吹阵阵香。过了北桥湾，来至钓鱼台儿石板上，泡子河内的金鱼儿在深沟儿串，流水沟儿、八道湾儿一带有红墙，又到那高庙庆云庵，观音寺的铁香炉内去烧香，回家不觉月牙儿上，才知道本司里来传（卧牛）叫把旧衙门上。忽听铁门的铃铛响，原来是，鸡鹅馆儿的来要账，支他下月关钱粮。 7

胡同的日常性、市民性十分突出。胡同在弯弯曲曲中连接大衢，十分便利。《旧京琐记》云：“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人家妇女，匪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今过城中曲巷，此制仍有存者。熟食之叫卖，亦如故。” 8胡同中最具魅力的声音是一年四季的叫卖声：“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锯碗’的。最动人心弘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儿吃吧。’” 9

胡同的生存方式正好贴合北京说唱的大众化性质。胡助在《京华杂兴诗》中云：“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负载同呼叫，百种闻异音。”胡同的叫卖声被大段写进岔曲、牌子曲中。岔曲《卖杂货》是胡同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叫卖活动是不被戏曲等艺术看重的，但恰恰是说唱艺术的独门特色。欣赏戏曲需去大戏楼，而听说唱则可在胡同、家门附近完成。说唱道具也简单，无需大量戏服、彩妆，一架鼓、一把三弦就可开唱、说书。说唱从形式到内容的平民情怀与胡同的市井气息可谓相依相生。

二、诗乐北京

北京经历元明清长期的磨炼与洗礼，逐渐形成了首善之区的诗礼风范。北京本地的名流才子本不多。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主要的学者、诗人、艺术家大多产于江南风花雪月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据史料统计，明清两朝的状元几乎悉出江南。但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北京待过，很多甚至终老京城。因此，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日渐凸显。这些才子大多在京城做官，他们闲暇之余呼朋唤友，登楼赋诗，以尽曲水流觞之志。元代名臣卢挚、赵孟頫等常相聚于北京南郊著名胜地万柳堂诗酒唱和。《曝书亭集》卷六十六云“所谓万柳堂者，故老相传，在今丰台左右”。在万柳堂经常出现的有说唱艺人解语花。《青楼集》说她：“姓刘氏，尤长于慢词。廉野云招卢疏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之万柳堂。刘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诸公喜甚，赵即席赋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云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10明清时期，文人的聚会更加频繁。高梁桥、满井、二闸等地都是非常有名的游览之地。南方人袁宏道在京做官，写下了著名的《满井游记》：“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是，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11

清初，孔尚任在燕九节召集几位好友观赏白云观节日活动，而后写下了《燕九竹枝词》。其友在序中云：“……唯燕九之游，差有昔人遗意。是日（指正月十九）为陈子健夫见召，走马春郊，开筵茅屋，命简抽毫，各为十绝句。虽难叶于巴渝之歌，或有合于吴趋之节，但按之琵琶羌管，恐未有当耳。” 12这些诗句中有大量的关于民间说唱的记载。

清代八旗入关后，定居于北京内城。满族子弟习学汉族文化，逐渐拥有了很高的文化修养，出现了纳兰性德等大批著名文人。悠闲的生活使其有充足的时间欣赏文艺，进而创造新的艺术。岔曲、子弟书等说唱就是由八旗子弟创造的。其曲词之优美确实超过了历代的说唱水准。

汉族文人则集中于正阳门外，即南城宣武一带，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宣南文化”。他们不仅创建了乾嘉学派，也以自身的修养提升了曲艺的品味。

京城民众对娱乐活动十分喜爱，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前人对此多不以为然。枝巢子（即夏仁虎）云：“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13北京的贵族子弟、普通市民不分贵贱，全都投入到了唱曲、养鸟等娱乐之中。甚至有走票而倾家荡产的情况：

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最可怪者，内务府员外文某，学戏不成，去而学前场之撒火彩者。盖即戏中鬼神出场必有人以松香裹纸撒出，火光一瞥者是也。学之数十年，技始成而巨万之家破焉。又有吏部郎玉鼎丞者，世家子，学戏不成，愤而教其二女，遂负盛名，登台而卖艺焉。日御一马车，挟二女往返戏园，顾盼以自豪。

汉人走票者率为各部科房人家之子弟。有孙瑞卿者为票友前辈，习青衣，紫云、头石辈均祖法之。其后有乔荩臣、贵俊卿均习生，皆道胜银行伙友也。俊卿后遂弃本业而卖艺于沪。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某王恶之，乃轰出焉。立班之始，盖富贵人家子弟游手好闲，习为娱乐，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卖脸”。至于末流，遂成贱业。有奎弟老者亦贵家子，易装登台，直似好女，所演有所谓摔镜架、黛玉悲秋、夜宿花亭之类，皆靡靡之音也。单弦有德寿山，亦内府官，通文墨，后亦卖技为活，善说聊斋，词较雅驯。此外如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皆子弟而下海者也。 14

对戏曲、曲艺的痴迷不悔成为很多人的毕生追求。正是这种他人眼中的怪癖成就了北京曲艺极高的人气，也使其在不断地改良中曲种益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