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创业之路

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需要有一个可供解剖示例的具体典型。荣德生就是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代表人物。

荣德生字乐农，清光绪元年（1875）出生在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他和其兄荣宗敬同心协力，先后在上海、无锡、武汉、济南等地开办和经营面粉、纺织等重要的民族资本企业，成为近代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民族资本家。他在经历了一个花甲的人生旅程后，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一次总回顾，亲手写下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这一部自谱。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是荣德生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自记其由出生到六十岁的经历。从这一自述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资本家是如何发家的，他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求得发展的。

一个资本家的首要基点是寻求资金。荣德生是从含有高利贷性质的钱庄业入手的。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初十日，十五岁的荣德生经在金融界从业的其兄荣宗敬的推荐到上海永安街的“通顺钱庄”做“学生”。在几年的学徒生涯中，他学会了一套“记账看银”的本领。光绪十九年（1893），荣德生到广州三水河口厘金局1做帮账，增添了日后经营企业的社会阅历。

历史的足迹行进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步深入，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都不能不与上海这一口岸发生密切的联系。原来作为封建性金融机构的钱庄在迅速地增加买办性的色彩。华洋资本通过钱庄来周转，钱庄本身的信贷业务也日益扩大，开设钱庄的风气甚盛。荣氏弟兄在这种风气之下，“自出一半，招入一半”，集资三千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由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账。不久，又在无锡设分庄，经营汇兑，渐有盈利。但是，荣德生并没有走发展高利贷资本的道路，以使自己的钱庄买办化，而是“想从此余利可向自营实业上注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把从钱庄经营中获取的当年余利四千九百两白银作为转向民族企业的原始资本入股，成为“投资实业的起点”。荣德生从此走上了民族资本家的道路——始而与人合资在无锡西门太保墩开设保兴面粉厂。不久，合股人退出就独资经营，改名“茂新”。又以“茂新”余利招徕合资，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他又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一、二、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更将茂新由一扩为四，福新由三扩为八，振新则改组为申新，并在上海、武汉先后增为四厂。

在这短短的二十年过程中，荣氏家族便由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庄起家，迅速成为拥有茂新、福新、申新的所谓“三新”的有关人民主要生活需用的三大民族企业系统。荣德生也由一个旧式钱庄老板成为占有丰厚资金、蜚声中外的民族资本家。为什么会如此呢？从自谱中可以看到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抓住有利于发展的时机。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所决定，民族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找出路。荣德生之所以从面粉业下手，是经过长期实地考察后所找到的有利条件。他在二十六岁时曾有过如下的回忆：

 

余自十九岁至粤，至本年滞港，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广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在粤抽补，曾管二百零四种税，至申照收税各货，大都探问营运状况，如仿做，不外吃、着两门为最妥。

 

这是荣德生经多年调查后所得的结论：从吃、着入手。那么究竟应以何为先呢？他在答复准备合股者的询问时说：

 

近日正在考察制粉，闻已成之厂颇得利，仿之不难。

 

他所说的“已成之厂”，指当时的“天津贻来谋、芜湖益新、上海美商增裕、本商阜丰”等四厂。

荣德生还结合时局变幻来考察投资，因当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沪上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各业均平淡，惟面粉厂增裕，阜丰反好，如此看到小麦来源，粉厂去路。粉是无捐税之货，大可仿制”。

加之准备合股的朱仲甫也证实“在粤时，知无税者只此一物（指面粉）载在洋人条约”。

就在这种“民食为要，免税多利”的有利条件下，他创办了荣氏资本集团的第一个民族企业——保兴面粉厂。但是，这个厂开始并不顺利，以致合股人退出，而由荣德生独家继续经营。他幸运地遇到1904年日俄战争给他带来的机缘。由于日胜俄败，“东省情形大变，粉销甚好，微有余利”，这就解决了打开销路的难题。又由于次年上海无锡之间铁路通车，减低了运费，这又形成了降低成本的优势。这样，茂新不仅保住了本身，所得利润还能为扩大发展提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面粉、棉纱的国内市场为荣氏企业提供了销路。荣德生抓住这一间隙获得了较快发展。以1919年计，创始的茂新面粉厂增为三厂，继起的福新面粉厂增为六厂，面粉的日产量达四万包左右，“茂福粉销之广，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棉纺业也建有申新一、二厂。新老机锭数已达七万余锭。以后五四、五卅多次爱国运动的抵制洋货也都为荣氏企业造成发展机缘。

第二条是不断更新设备，改善经营。荣德生初办保兴面粉厂时的设备是：

 

引擎马力六十匹，磨子四部，法国炼石做成，麦筛三道，粉筛二道，简单之极。

由于设备简陋，“每日夜共出粉三百包”。而这种石磨“时时要停，不能多出”，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也差。“粉比人小二角，所以难于获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荣德生以“粉价利厚而稳，石磨粉小难跟，决计添钢磨计划”，即向英商怡和洋行定购“十八寸辊英机六部”，并“拆卸边房，接造三层楼”，又命工人仿造粉、麦机。自更新设备后，“每日可出粉五百包，连石磨可共出八百包”，“每日可余五百两”，达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振新纱厂自光绪三十一年创建后，也在不断改进旧设备，增添新设备，并引进了西方新技术。到1914年已达“全开三万锭，常出七十余件”的生产水平。荣德生还广泛阅览书刊以充实有关企业与技术的知识，并参观其他厂家以吸取经验。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他就开始阅览《事业杂志》，《美十大豪富传》均看过，还“常到书店选事业可观之书”。当企业发展已达相当规模时，他还创办图书馆，并于民国五年（1916）正式开馆，定名“大公”，已有藏书九万余卷。这种以充实职工智力为所办企业更好效劳的做法是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一种管理措施。荣德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到杭州参观官办粉厂及通益公纱厂。在参观通益公纱厂时曾将所见情况“扼要一一抄入日记，为后来做纱厂基础”。次年，他“因茂新盈余无多，市价因石磨而小”，而其他设备好的厂家华兴、阜丰等则大为得利，但欲求正式参观而不可得。于是，“多方想法”，通过华兴匠头，偷偷地看了华兴各处机器，“并将要点摘下，决心改添钢磨”。设备更新，果然大为获利。宣统元年（1909），他还曾涉览杂志样本，并向外商索取机器样本，谋划改装设备。为了宣传自己兴办实业的主张，他于民国五年印行所著《理财刍议》，强调兴办民族企业的重要意义时说：

 

余留心社会经济，而至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于是，国人皆以“大实业家”目之。

 

他所博得的声誉对推进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舆论的助力。

荣德生在生产原料的管理选用上也很尽心。1918年是面粉业兴盛时期，但他仍然十分重视选料。如在福新五厂完工开机时，见所进小麦多石沙，就“命雇工拣出，以顾牌子，取其优胜。后来得力于此，比他牌多卖一角，年年有利”。这是维护名牌产品，慎选用料的一种做法。

第三条是借助政治力量，进行福利笼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依靠是难以独立发展的。清代后期新式企业的主人多半都具有亦官亦商、半官半商的身份。荣德生当然理解单纯的商人终不敌有点一官半职者。所以，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就“报捐布政使经历六品虚衔”。二十七年（1901），他又借山西灾荒办赈之机“由州判报捐盐提举”。辛亥革命后即参加民国元年（1912）由袁世凯召开的工商会议以取悦于袁世凯。民国七年（1918）当选为省议员，十年（1921）时又当选为国会议员，参加政治活动。他同时还与政治上、经济上的实力人物加强联系，如与立宪派实力人物张謇的交往，不仅亲到南通“取经”，而且还积极支持张謇“苏社”的活动。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窃取政权后，他又将第三女嫁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的次子宋美扬，以联姻方式谋取官僚资本的支持。这在以后贷款周转、美棉分配上都得到很大的便利。荣德生对企业内工人除了以长工时、低工资来剥削剩余劳动外，还有采取福利笼络的另一手。他在1928年曾自述其管理工人的手段：

 

对工人主恩威并用，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有出路，待遇适合，平心和气，不加压力，又留心卫生，居住适宜，与学校无异。一经进厂，有不愿他去之概。

 

事实上，荣德生早在1924年就已经比较完整地表达过这种观点：

 

广东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地工厂潜伏共产性，人心不安，防不胜防，善用宽洪优容之道，勉强相安。

 

两相印证，他之所以采取福利笼络的原因与用意不是十分地明显吗？

第四条是兼并他厂，发展自己。这是资产阶级大鱼吃小鱼的本性，也是其发家致富的必由之路。荣德生也毫无例外地以租用收买等名义兼并他厂。如民国五年（1916）以二万元年租金租用惠元粉厂，作为茂新二厂。年底二厂与一厂共盈余十六万八千元。假设二厂得利以三分之一计，尚超出租金得利近三万元。次年，惠元正式卖归荣氏，改名茂新二厂。这年，荣德生又租用原来对自己技术保密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无疑是企业竞争中的一次胜利。同年，他又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申新二厂。民国十二年（1923）收买德大纱厂，改为申新五厂。二十年（1931）收买常州厚生纱厂，改为申新六厂。收买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改为申新九厂。经过这几番兼并吞食，荣氏企业已经达到鼎盛时期。即：

 

至此，申新有九个厂，共有锭五十万，布机三千余张，国内无出其右。外人侧目。粉厂一时亦占最多数。

 

荣德生的这种手段正是“办厂不如买厂”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的体现。

荣德生虽然靠着一些有利条件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发展，但并不等于他在行程中一帆风顺。他还有他的艰难历程。即从其创业时看，初建保兴面粉厂时，因其一时疏忽未去拜会知照地方人士，这些人就纠合起来，诬告他“擅将公田民地图入界内”，要求迁移厂址。此事屡经波折，涉讼十月之久，终以查无实据方告了结。后来建厂竖立烟囱，地方势力又制造谣言，说“竖时用童男女祭造”以淆乱视听，蛊惑人心。待建成出粉，又散布流言说，“机器面粉不如土粉，不可用”，使新产品滞销。振新建厂时也遭到过当地江姓的阻扰起诉。在闯过这些非难后，还要经受种种经济风险。据荣氏自述，大风险凡三次，“即光绪卅四年、民国元年及民国十一年”。此外，还有沉重的税收负担。如民国十九年（1930），“粉税由四分加至一角，纱税由一元五角包税加至八元以上”，以致各厂“全年增加税额五百万元以上”，造成“商已受苦难言”。还为“仗政府帮助”，于1927年认购政府公债百万元。同时，还有与外粉、外销争夺销路的竞争。因而民族企业所走的道路也并非平坦的康庄大道。

这本自谱间或记录了时局动态。如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上海“商人逃入内地者已十之七……市上闭门者十之六七，地价物价大跌”等。宣统三年（1911），记武昌起义后“人心不安，生意大坏，金融大紧，洋厘大涨至八钱八分，从未见过”。民国十三年（1924）记江浙战争，无锡“人民逃避一空”，“城中火光烛天”……都略有参考价值。当然，更重要的价值仍在它是研究一个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它经过甄选、研究、分析，应是一份有用的自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