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天山廊道的丝绸之路

陈　凌

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首获通过，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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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域之地旷无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概观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前提，在相当大程度上形塑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地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人类同地球环境斗争的历史，构成了历史长期的连续性；而地理环境又有助于人们认识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从长时段来看，一些特殊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欧亚内陆地带自古以来以气候干燥、降水量稀少著称。由于大气环流不能把较多的水汽输送到欧亚内陆，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释放大气中的水分，而帕米尔高原及周围的隆起地带又对湿润气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挡作用。在长期干旱条件下，高山夹持的高原、盆地及山前冲积扇地带由于强劲的风蚀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积存着丰富疏松成沙物质的地带则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即为在极端干旱条件下，受高度在12米、风速有时高达30米/秒的扬沙风作用下形成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四周有阿尔泰山、帕米尔、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山环绕。天山横亘中央，把新疆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三山两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脉之间则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鲁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乌什等谷地。

在远离海洋和高山环抱的影响下，新疆气候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平均降水量为145毫米，为中国年平均降水量630毫米的23%，不但低于全国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最少的。不过，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异。北疆平原区为150—200毫米，西部可达250—300毫米。南疆平原在70毫米以下，最少的托克逊只有7毫米。北疆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400—600毫米。伊犁谷地个别迎风坡可达1000毫米。天山南坡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300—500毫米。昆仑山北坡年降水一般为200—400毫米，局部迎风坡可达500毫米。夏季山区降水直接形成径流，汇入河道，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农田用水百分之八十来自河流。冬季山区积雪融化后，成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1。

新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北疆适宜游牧，南疆适于定居。丝绸之路沿线所经的不同地区也因着地理环境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面貌。丝绸之路中段，亦即主要是环塔里木盆地周缘，依靠着雪山融水和地下水，形成了星星点点的由沙漠、戈壁、高山环绕的绿洲。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根本上决定了绿洲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草原地带有较大的差异。笼统而言，草原地带的居民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绿洲地区的居民则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方式。星散在各处河流绿洲的定居点之间联结成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基本道路网。

汉代东西方陆路绿洲之路主要交通干线大致是：东起长安，西出陇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自敦煌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车（今新疆莎车），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北道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北雅丹地区），抵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而后傍天山南麓，经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也到达疏勒。从疏勒西越葱岭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Bactira），或向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再往南也可抵达大夏。从大宛往西经康居（今中亚阿姆河Amu-Darya/Oxus与锡尔河Syrdarya/Jaxartes之间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前往奄蔡（今咸海以北）。从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经安息（伊朗帕提亚王朝），可至条支（今叙利亚一带）、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西汉晚期，汉戊己校尉曾一度想开辟从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经五船北直达玉门关的新道，以避白龙堆之厄，由于车师后王的阻挠而未果。不过，可以看到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经发展成为陆上交通的又一条大干道（北道）。它从玉门关，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傍天山北麓西行，渡北流河水（碎叶川），最远可至拂菻（Prūm，即拜占庭帝国）。在主干线基础上，还派生出若干分支路线。

应该说，丝绸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线还是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的通道，因为这里遍布着沙漠、戈壁，自然条件恶劣。我们不妨看一看古人的几则叙述。公元5世纪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其所著的《佛国记》中写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此后一百多年，隋代裴矩也在其所著《西域图记》中说：“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法显、裴矩所描述的还只是新疆东部的戈壁、沙漠，而塔克拉玛干要远比这里危险得多。13世纪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及罗布泊一带时称：“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然有一奇事，请为君等述之。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渡漠情形，困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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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将龙旗掣海云——天山廊道上的世界遗产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丝绸之路是一条线性世界遗产，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公里，包括各类遗迹共33处，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2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234464公顷。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迹。然而，这还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近年来，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的一些国家也还在为其他路段申报世界遗产积极筹备。

在世界遗产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丝绸之路天山廊道做出这样的评价：

 

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在遗产申报过程中，国际专家还着重强调：正是由于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

国际世界遗产专家的这些评价指出了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一些重要的方面，尤其关键的是，强调了中原王朝在开辟和维系丝绸之路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汉书·西域传》有这样一段话：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这里所说的“给使外国者”就是对东西往来使者的一种物质和安全保障。中央政权管理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是由在西域地区建立的一套城镇、烽燧、屯田等军政系统而实现的。

表1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方案的提出，丝绸之路成为国际，特别是国内的热点话题，很多人对此兴趣大增。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可以看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有着明确的时间、空间，以及内容界定。此后不久，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提出，“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而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赫尔曼的意见将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向西做了大幅延伸。后来，随着学术的积累，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在时空上又有所拓展。从空间上说，从中国往东延伸至朝鲜、日本，向西则远至非洲。从时间上说，始自汉武帝时期，下至16世纪。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史记》称：

 

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这个记载明白指出张骞之举是“凿空”，就是第一次正式开辟与西域的通使往来，这个行为是带有官方色彩的。也就是说，从张骞通使西域之后，中原政权和广大西域地区才开始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所谓的“凿空”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固然应当承认，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水平会随着学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无可疑义的。

那么，张骞之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在很早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特别是欧亚草原民族迁徙和物资流动。很多人由此大谈汉以前的“丝绸之路”。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个误会。汉以前东西方有交流是事实，但东西方交流不等于就是“丝绸之路”。以《史记》的记载来说，张骞在出使之前就已经知道西域一些部族的情况，说明此前必定有人物往来、信息传递。但古代史书还依然把张骞通使称为“凿空”，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张骞的活动是空前的。

应该说，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央政权在西域地区建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管理系统之后，也在客观上保障、促进，并且大大深化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张骞通西域以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自发的、民间性质的，其深度、广度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后的情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为此，我个人认为，不妨将史前至16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划分为四个阶段：

表2　丝绸之路时代分期

《汉书·西域传》称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又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可知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前，西域已经有不少城市。众所周知，汉唐时代西域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带。西域原为匈奴控制，汉击破匈奴后“列四郡，据两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建立起了用于军事防御的亭障系统，开始在西域屯田，并“给使外国者”。随着西域被纳入疆域之内，中原王朝也开始在西域建城。中原王朝在西域所建的城市，一部分是在原先的绿洲城市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一部分则是新筑的。我们现在在西域地区能够看到的古城遗址，大多属于汉代以后。

由于地理、历史背景的原因，西域地区的城市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呈现出多种文化交融的色彩。可以说，西域古代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支撑点，了解它们也就把握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基本骨架。

丝绸之路沿线有数以百计的古城遗址，出于种种原因，列入申遗名单的并不多。我们择取几处重要的古城作概况性的介绍，通过对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的叙述，展示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丰富多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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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庭生献五单于——北庭故城

唐代的北庭古城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约12公里的破城子。吉木萨尔位于天山山脉北麓东段，准噶尔盆地东南缘，东接奇台，西毗阜康，北越喀拉玛依勒岭可抵富蕴，南届博格达山与乌鲁木齐、吐鲁番为邻。从地理位置上看，吉木萨尔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是控扼南北疆与东疆的关节点。

西汉以前，吉木萨尔一带曾经是乌孙活动的地域。随着匈奴势力的扩张，此地后来被纳入匈奴的控制之下。“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汉宣帝时，击破姑师，从姑师分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车师后王治务涂谷。

务涂谷大体在今吉木萨尔一带。有的学者认为，务涂就是“浮屠”“浮图”，是Buddha的音译2。此时佛教还未在天山北麓一带流行，因此这种说法比较勉强。清代学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提出，唐代可汗浮图城的浮图是汉代务涂谷的音转3。法国学者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将可汗浮图译为“Kagan Buddha”4。Kagan即可汗。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则对这种比定提出质疑5。我认为，徐松将“浮图”与 “务涂”比定是可以信从的；至于比定“浮图”为Buddha，似可商榷。值得注意的是，《汉书》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称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孤涂（ku-t’u<M.kou-dou<*kwah-ðah）意为儿子6。考察上古音韵，我倾向于认为务涂或许与孤涂是译自同一个匈奴语词。《汉书》九十四上《匈奴传上》载，“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日逐王为前左贤王之子，不得继位为左贤王，而降居为日逐王，统领西域。务涂谷之得名和这段史事是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东汉初，“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7。唐代的蒲昌城在天山南，而耿恭所屯驻的实际上是天山北的金满城。到东汉和帝时，又有戊部候驻车师后部候城。

此后，天山北麓东段区域迭经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部落控制。突厥在此建可汗浮图城。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8”唐置庭州，安置阿史那贺鲁部落。唐永徽四年（653），罢瑶池都督府，以处月部活动的地域置金满州。长安二年（702），以庭州为北庭都护府。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后，北庭成为西州回鹘的都城。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称：“北庭者，今别失八里城。”别失八里对应突厥语Beshbaliq。突厥语中，besh为五，baliq为城，五城之地之说即来源于此。

对于别失八里的形制，以往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9。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北庭城一带有五个城，通称为“别失八里”。第二种意见认为在高昌回鹘辖境内有五个重要城镇，合称为“别失八里”。第三种意见认为“别失八里”是指北庭城的结构，即北庭城由五个部分组成。

庭州城（别失八里）在7世纪以后至少经过数次重修。王延德《使高昌记》中有一段关于北庭的描述10：

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

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鸷禽捕食之。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

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

根据王延德的描述，唐设庭州以后，从城市布局、城内建筑形态等方面都有过较大规模的修造，对以后庭州城的形制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回鹘人迁居高昌时，则已经转变为半定居式游牧，至少在这个时期北庭城的正向应该朝东，并且跨越河的东西两岸。现存河西岸应该只是城的一部分而已。

北庭古城

现存北庭故城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1666 米，东西宽约959 米，面积约1304092平方米，主要有三重城，即外城、内城和宫城。外城北墙中部以外还附加小城；城北还有一些羊马城。以往对北庭有过一些零星的调查和考古工作，但整个古城的布局还有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有些学者试图利用一些新手段对北庭城做复原，也还不能令人信服。从现存遗址的结构和规模来看，不只是唐代一个时期，还应该包括了几个不同时期的遗存，有的部分可能比唐早，有的部分可能在唐以后修建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依靠将来科学的考古发掘。

结合文献记载、遗址面貌，以及出土的文物，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此地从汉至元迭经不同的民族活动，遗址理当包含了游牧、农耕不同的文化印迹；第二，自唐以后，北庭城受到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不仅是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重镇，也是汉文化在天山以北传播的重要节点。甚至可以说，北庭是汉文化在天山以北一处重要的地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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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昌兵马如霜雪——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行政上隶属今吐鲁番二堡乡，东距吐鲁番市45公里。高昌故城北为火焰山，古称赤石山。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10公里，平均海拔400—500米。火焰山有桃儿沟、葡萄沟、吐峪沟、木头沟、胜金口、连木沁沟等，是火焰山南北的通道。吐峪沟、木头沟、胜金口、雅尔沟，在吐鲁番文书中称为丁谷、宁戎谷、新兴谷和西谷。高昌故城正位于火焰山南麓交通要道上。其西北为台藏塔和阿斯塔那古墓群，东北为胜金口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再东北则为吐峪沟石窟。西距交河故城约50公里。

吐鲁番是古代高昌国所在。元封三年（前108），汉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出兵西域，虏楼兰王，破姑师，“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11。姑师被汉所破后，“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12。山北六国包括：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连同车师后国，这七国均在天山北，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东起伊吾、哈密、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西到阜康、米泉、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这一广大的区域13。而车师前国则位于天山南，地域范围约当于今吐鲁番地区（包括吐鲁番市、鄯善县、托克逊县）。

汉王朝“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14，在河西站稳脚跟之后，和匈奴交锋的重心就转移到了西域地区。由于吐鲁番地处交通孔道，因此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焦点。公元前1世纪，汉与匈奴为争车师，先后五次交锋，史称“五争车师”。

和帝永元二年（90），窦宪大破北匈奴，副校尉阎槃袭取伊吾，车师前后王遣子入侍。中原和西域的联系开始恢复。永元三年，耿夔破北单于，龟兹诸国降，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它乾城，并恢复了戊己校尉，驻守车师前部高昌壁。

延光二年（123），安帝采纳敦煌太守张珰的建议，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班勇发诸国兵击走车师前王庭北匈奴伊蠡王，车师前部复通。其后，随着东汉王朝的衰亡，西域和中原的关系在灵帝时再次中断。

东汉末大乱，中原政权自然无暇顾及高昌。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平定凉州叛乱，往西域的道路重新畅通。黄初三年（222），鄯善、龟兹、于阗遣使，西域复通，于高昌置戊己校尉。从此直至西晋，戊己校尉承担领兵屯戍、安定西域的责任。

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始置高昌郡。其后的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时期，高昌一直是凉州的一个郡。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沮渠安周为柔然所灭，高昌郡时代结束，历时一百三十四年。

491年，高车王阿伏至罗杀阚首归兄弟，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张氏立后不久即被国人所杀，马儒被拥立为高昌王。为了摆脱高车的压迫，497年马儒遣使北魏，要求内属。马儒此举引发高昌旧贵不满，于是杀马儒而立麹嘉为王，高昌由此进入麹氏统治时代。麹氏高昌从502年起，至贞观十四年（640）被唐所灭，前后经历十世，在高昌统治了一百三十多年。

唐灭高昌后，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显庆二年（657），唐伊丽道行军平灭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平。西域各国由此摆脱西突厥的控制，转而依附唐朝。为了进一步控制西面，显庆三年（658），唐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往龟兹，西州升格为都督府，麹智湛为西州都督。

安史之乱，唐王朝对于西域的控制能力严重削弱，吐蕃乘机向西域扩张。而回鹘也在此时将势力扩展到天山北路。在786年或787年，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开始转而攻取唐朝在西域的几个重镇。贞元五年（789），吐蕃、葛逻禄等部联军，攻下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杨袭古退保西州。贞元八年（792），西州也陷入吐蕃之手。至此，唐在西域的统治全盘崩溃，高昌的唐西州时期也随之终结。

唐朝在西域统治崩溃后不久，回鹘收复北庭，并扩张至龟兹以西，吐鲁番落入回鹘的统治范围之内。根据柏林收藏的一份古代突厥文写本记载，回鹘怀信可汗在803年到高昌邀请三位摩尼教慕阇到蒙古高原传教。而《摩尼教赞美诗集》则称，回鹘保义可汗（808—821）时期，北庭、高昌、焉耆、龟兹等地有大量的摩尼教神职人员。

840年，回鹘在黠戛斯的压力下败亡，部众分散，其中一支西迁至天山东部。866年，回鹘仆固怀俊攻占西州、北庭等地，以此形成西州回鹘，或称高昌回鹘。

高昌故城现存三重城墙，外城外有护城河，均已经破坏严重，各自的年代和性质也争论纷纭。高昌故城外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南北略长，东西稍窄。总面积198万平方米15。城垣保存较好，外城墙基厚12米，残高5—11.5米，周长约5440米（南墙1420米，北墙1320米，西墙1370米，东墙1320米）。外城有马面，马面间距大约30—45米。

1962年，阎文儒对高昌故城进行考察，指出高昌故城分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外城“从残存的痕迹来看，西、南两面的城垣，比较完整，西垣有两个门，北端的门，还保存了曲折的瓮城；北、东两面的城垣，也可能有两个门；南垣有三个缺口，如果正中的缺口，也是门的遗迹，那么就是三个门了”16。按照阎先生的说法，高昌故城存在着九个门，即东、西、北垣各二个门，南垣三个门。根据对航空卫星图片的译解，外城东、西、南三垣至少有五个城门带瓮城，并且瓮城的形制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诸门瓮城形制的不同或许是修建年代不同的一种反映。根据对高昌城碳十四标本测年，时代落在公元390—1160年之间，分别对应北凉、麹氏高昌、高昌回鹘三个时期，证明外墙是经过多次修建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提到高昌城有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武城门和横城门等名，大致可以还原出这七门分别对应东垣南门、东垣北门、西垣南门、西垣北门、北门、南垣西头第一门、北垣西门。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提到一个鹿门应该是高昌外城南垣东头第一门。不难看出高昌外垣诸门的命名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以及前凉姑臧城的影响。尤其是东面诸门的命名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800米，方向北偏东。西墙、南墙保存相对较好，东墙、北墙则几乎不存任何遗迹。西墙距外城西垣约300米，南墙距外城南垣约200米。墙体为夯筑，夯层厚度与外城墙相近。东北角地势较高，东南角有土台基，北面正中和西北角有部分建筑基址。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高昌章和十八年（548）光妃文书》称“高昌大城内”17，说明6世纪初时高昌已经有了内外城之分。而德国考察队在可汗堡附近发现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记述了安周承平三年（445）捐宅造寺之事18，可以推知内城部分原应为沮渠氏的住地。新疆考古所发掘的内城西墙发现城墙下部原生土墙基高达4.5米。这表明内城的建筑年代应不晚于外城。总之，就目前所知的这些资料，我们可知：（一）内城的始建年要早于外城，现在的内城城圈始建时代应不晚于公元4世纪初；（二）前凉、北凉时代，内城应是高昌官署所在；（三）内城曾有沮渠安周的住所，而后捐为佛寺。

可汗堡位于高昌故城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00米，南北宽300米。后宫墙就是外城的北城垣，西城垣还剩几段残基。南宫城就是内城的北垣。东宫城完全被破坏。中间为一座基址，上面有高达15米的高耸建筑物，东部坍塌。塔基为正方形。阎文儒先生认为，可汗堡不可能是高昌王的王宫，“即使是王宫，也应是唐以前高昌国王的宫城；而不是唐以后回鹘高昌的宫城”。这个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可汗堡出土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善业塔，表明可汗堡可能就是沮渠安周所捐建的大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高昌王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所指的可能也是这处遗址。

宫城呈长方形，在全城最北部。后宫墙即外城北垣，西面还有部分残基，大致可以看出城基走向。南墙即内城北垣。东墙完全破坏，情况不明。宫城区“基址的夯土层，多厚35—48厘米，与元大都、库车旧城最晚的城垣的夯土层，大致相同。因此可以推测，这个宫城的殿基，可能是回鹘高昌中、晚期所建造的”19。

高昌城及其周边相关遗址包含了多种不同宗教，充分反映了西域多元文化共存、交融的特点。

《魏书·高昌传》称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学者一般多认为这里的天神一部分包含祆教信仰在内。1965年，吐鲁番安伽勒克出土的北凉写本《金光明经》卷末题记：

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

其中“庚午”纪年，一般认为是北凉承玄四年（431）20。这说明，至少公元5世纪时高昌城东就建有祆祠。而且从“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这句话中，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这座祆祠在当地应该为人所熟知，因此才会被作为标识太后祠的地理参照。说明高昌郡时期祆教在高昌地区普遍流行，并且有固定的祭祀场所。

阿斯塔那M524出土的《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提到“供祀丁谷天”。丁谷天即位于丁谷的祆祠。根据《西州图经》判断，丁谷应在今吐鲁番鄯善县的吐峪沟。1981年，新疆吐鲁番文管所在鄯善县吐峪沟沟口西岸崖壁上清理了两座墓葬，各出土一具典型的祆教徒纳骨器。说明吐峪沟不仅有祆祠，还有祆教徒的葬地。

吐鲁番摩尼教石窟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02年至1914年间，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出资，先后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带队在新疆进行了四次考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等遗址做了大量发掘工作，出土了大批古代写本。这些写本主要为佛教、摩尼教以及景教文献。

一般认为，高昌故城中德国考察队编号为K和α的遗址是摩尼教寺院，其中K遗址中就有一个摩尼教寺院的藏书室。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5窟）、第27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17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2窟（森安孝夫编号第35窟）、第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1窟的北邻窟），都是摩尼寺。1980年，在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65窟（旧编第21窟）时又发现三件粟特文、五件回鹘文的摩尼教徒书信。表明第65窟也可能原为摩尼教洞窟。这些摩尼教石窟原先都成组分布，构成一个个寺院。寺院中各个窟各有其特殊功能。

以往有学者提出吐峪沟、胜金口也有摩尼教寺院，但学术界有很多不同意见。近年，我在吐鲁番考古发掘时，发现吐峪沟、胜金口两处石窟群中有一些洞窟形制比较奇特，并不是佛教石窟的形制。尤其是胜金口石窟北区整个形制基本就是按照摩尼教仪轨修造。因此，我个人认为，吐峪沟、胜金口两处石窟群中还有一些摩尼教寺院值得注意。

高昌摩尼教壁画

高昌摩尼教文书

高昌故城周边的景教遗迹见于勒柯克的考察报告《火洲》一书。根据勒柯克的描述，该教堂位于高昌故城东北角，出城过河后往南即是。

这一处教堂经过多次改建，残存三个房间。C室北墙壁画骑士高2米，额头上方有黄色十字架，右肩上扛一旗杆，旗杆一端为十字架。C室东墙上部也是一骑士像，已残，仅剩左脚可辨，下部有四个人物。左侧一男子身形高大，左手持香炉，右手捧一钵。右侧三人身形较小，手持树枝，前面两人为男子，后面一人为女子。

勒柯克曾经一度怀疑C室东墙壁画可能是摩尼教题材，后来认为是基督教壁画，因而才将该遗址认定为景教教堂。他还进一步指出，壁画的题材是基督徒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天所举行的某种宗教仪式，而风格上则受到拜占庭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勒柯克之前，格伦威德尔已经隐约地指示了C室东墙壁画与拜占庭之间的联系。吉村大次郎则指出，壁画中左侧高大的形象为耶稣，右侧三人分别对应彼得、约翰及玛利亚，手上所持为棕榈枝，表现的内容为基督教“圣枝节”（Palm Sunday）。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即人们手持棕榈枝，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在《圣经》中，耶稣骑的是驴，因此原先被认为壁画上半部残存所画马腿，实际上是驴腿。

我们相信高昌故城景教教堂的描绘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壁画应该是圣像复兴之后的产物，也就是说应该是9世纪中叶以后的作品。因此可以推测，教堂的修建年代不晚于9世纪中叶。

早期基督教教堂有纵向式和集中式两种基本形制。纵向式从古罗马巴西利卡（Basilica）发展而来，特点是有一条明确的纵向轴线，室内空间较大，主要用于教徒的礼拜场所，朝向西。欧洲各地基督教教堂普遍采用纵向式（亦称拉丁十字式）。集中式后来在拜占庭文化中发展为希腊十字式，朝向东。从拜占庭时期开始，基督教教堂几乎总是朝东的，即教堂的主入口在西端，半圆室（设祭坛）位于东方。从布局和朝向，以及叙事性壁画内容安排来看，高昌景教寺院应该是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

德国考察队还在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Bulayïq）发现一处景教废寺，在其中找到大量的用叙利亚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回鹘文等书写的基督教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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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碎叶城西秋月团——碎叶古城

碎叶（Sujab）在唐代西域史上地位极为重要，碎叶城一度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是唐朝统治西域的重镇。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简略记载了碎叶城的方位和概况：“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现代学界大多认为，碎叶古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玛克（Tokmok）西南8公里阿克·贝希姆（Ak-Bešim）村附近，地理坐标东经75°12′22″，北纬42°48′10″。此地西距比什凯克（Biškek）约60公里，处于楚河流域上游。

从更大的地理单元来看，碎叶处在中亚地区著名的七河流域最东端。七河流域主要由巴尔喀什湖盆地和楚河盆地组成，这两个盆地的平均高度为海拔300—400米，最低点是楚河盆地。楚河盆地呈东西走向，长200公里，最宽处80公里，两边雪峰平均高度3700米，山里多温泉，谷地气候宜人。楚河流域东连伊塞克湖（Issykul），西接塔拉斯盆地，并可与费尔干纳（Ferghana，又作拔汗那）谷地相通。楚河流域是欧亚草原的重要通路。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自古就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从苏联考古学家科热穆亚克（P.N.Kožemjako）绘制的楚河流域考古地图上看，仅带有城垣的古城就有18座之多，其中13座位于南入楚河的支流上，而3座位于北入楚河的支流上。这些古城一般相距10—14公里，有的彼此间距离甚至不到3公里。阿克·贝希姆在这些遗址中居于东端，其东南则是布拉纳古城（巴拉沙衮）。布拉纳古城也被列入了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批遗址之中。

碎叶城在中国为很多人所知，主要因为与李白有关。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记载李白的先世“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

碎叶城的科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到190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其名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根据汉文史料，首次提出碎叶城如不在托克玛克原址，必在其附近不远。1961年，又有英国突厥语言学家吉拉德·克劳森（Gerard Clauson）依据苏联学者科兹拉索夫的发掘报告推断阿克·贝希姆遗址就是汉文史料中著名的碎叶城。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多数学者仍然认为阿克·贝希姆就是巴拉沙衮，而碎叶城在其他地方。1982年，碎叶罗城佛寺遗址意外发现一段先后任过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为亡父母冥福造像碑基座，至此阿克·贝希姆遗址即碎叶城之说最终成为定谳。

关于碎叶城的营建和形制，汉文史料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称：“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汉文史料称王方翼五旬筑城而毕带有夸大的成分，实际上王方翼应是在碎叶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

碎叶城布局图

 

 

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造像记

现存的阿克·贝希姆古城可分为大城和内城两部分。内城又由子城（šahristan）、宫城（citadel） 和罗城（rabad） 三部分组成。

大城城墙南、西、北三边环绕，东面则为两道西北—东南向的壕沟。大城西北以外不远处有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遗址，当地称为小阿克·贝希姆。

子城在古城西北隅，建立在丘冈之上，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约35公顷。从地理位置来看，这里是碎叶城的中心部位。子城内有住宅区，城内有南北—东西向的十字街。1953—1954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子城文化层丰富，共有5—10世纪的四个文化层。罗城位于子城之东，平面呈不规则五边形，面积约60公顷。城垣总长约3970米。南、北、东三面共开五座城门，加上子城东墙相连的二个城门，共有七个城门。

从考古发现来看，由于有不同人群杂居，碎叶城内也有不同宗教遗址共存。

目前为止，碎叶古城一共发现三座佛寺，其中两座位于子城南垣外侧（分别称为碎叶第一、第二佛寺遗址），一座位于罗城南段。

第一佛寺，位于子城西南100米处的土岗上。包括山门、中庭、佛殿三个部分，依次排列顺土岗逐级升高。平面呈长方形，东向开门。残墙高约3米。最东面的山门呈“凹”字形，门道南北两侧各开一门，门内东西三间，为僧舍。前殿正壁中部门道两侧左右分别塑释迦和交脚弥勒像。塑像均用苇骨或木骨泥胎，彩妆。后殿正中为4.8米见方、高3.6米的像台。后殿发现一尊大型青铜佛像，以及12件镂空青铜饰牌。外墙与后殿间为回廊。前殿和回廊均绘壁画。科兹拉索夫认为第一佛寺年代为7—8世纪，一些学者据此认为第一佛寺遗址即王方翼所建之大云寺。有苏联学者还提出了第一佛寺的复原方案，山门和佛殿部分为平顶，中部为近似清真寺的穹顶。这种复原方案明显是不了解汉式建筑的臆造。

第二佛寺遗址平面近似正方形，山门朝北。寺院有两重围墙。出土有像台和塑像残片，壁画以立佛为主。内墙三面环绕佛堂，形成内廊。由院落有两门可通往内回廊。内回廊地面散满壁画残片，以及塑像残片、像台、菩萨头、莲花座等等。佛堂北侧为一长方形院落。佛堂平面呈十字形。佛堂东、南、西壁三面开龛，各壁龛前有像台。发掘者推断第二佛寺年代为7—8世纪。

第一佛寺平面图

阿克·贝希姆古城已经发掘的景教教堂有两处。第一处教堂位于碎叶子城东垣以东165米处的土岗，第二处教堂位于子城东南角。

第一景教教堂，通长36米，宽15米，东西向。由庭院、圣堂和侧室三部分组成。庭院位于最西侧，长方形。庭院四周排列立柱，可知原来是回廊。庭院东接圣堂，圣堂平面呈折角十字形。有三个壁龛，墙壁上还残留壁画。圣堂南侧有一长方形侧室，墙上有小壁龛，内有青铜十字架。教堂出土的遗物中有4枚突骑施钱币、1枚乾元重宝。发掘者推测，第一景教教堂的年代为公元8世纪。

在这处教堂墙基下、庭院内，以及四周，共发现18座景教徒墓葬，时代早于教堂的建筑年代，可能是目前所知中亚最早的基督教徒墓地。

第一景教教堂平面图

第二景教教堂可分为4个区，自南向北编号A、B、C、D。A区时代最早，B、C、D三区为后来增建。

最南端为A区，包括圣堂（2号）、拱顶列厅（1号，4—8号），以及3号、9号建筑。2号建筑内出土两枚突骑施钱币，壁画有回鹘文题记。6号建筑绘花卉图案顶饰。4号建筑是中亚典型的葡萄酒作坊，7号、8号建筑可能为葡萄酒窖。B区以21号建筑为中心，西侧为18×30 米的院落。其中，23号建筑分两层，下层发现人骨。24号建筑内发现粟特文题写书名的经书残片。C区主体25号建筑，西侧是一处10×31米的院落。D区在最北端，包括26—28号建筑。

第二景教教堂2号建筑壁画残片

罗城城垣西南有一处遗址，铺条砖、花纹砖。其中有27块十字架圆形砖。有学者认为是城堡，还有学者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寂灭塔。从十字架砖和十字架水罐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两处均为景教徒墓葬。

景教徒墓葬平台北半部有一正方形坑穴，面积0.95×0.9平方米，深0.9米。出土正方形和椭圆形纳骨器（ossuary）残片，其中一件有树叶纹饰。在台地东段还有一处墓室，东西向，长约4米，宽约0.7—1.2米，高1.2米。墓室里发现三个带盖的椭圆形纳骨器残片、两件完整头骨。这两处则应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墓葬。

上述的考古材料表明，碎叶城不仅因为“诸国商胡杂居”而有祆教、景教，还因为唐代管辖所及而带去了中原汉地的佛教，以及其他一些中原式建筑。类似这样多元文明共处一城的现象，很好地展现了丝绸之路古代城镇的多彩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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