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序
明清以来评弹艺人就是个体化的。与戏剧不同，评弹不需要一个大型的戏班子，艺人携一醒木、折扇，或三弦、琵琶，便可出码头，行走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镇乡间，其演出场地是遍布城乡的茶馆，其影响力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在传播历史知识、娱乐大众的同时，评弹深刻涵养着江南人的性情以及价值观、伦理观，乃至于成为江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评弹的传承也是个体化的，弟子拜师，随师走码头，书场就是课堂，老师口授心传，学生默念静思、心领神会，学出道后便也背包囊闯码头，或漂或立，在竞争中发展书艺、书目。数百年来评弹艺术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地成长于江南这块沃土。
评弹艺人虽然是个体化的，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也有过自己的自治组织。如同其他行业一样，评弹艺人曾经建立过地域性与行业性的行会组织——苏州光裕公所。建于何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为了遏制行业内部日趋剧烈的竞争，抵御外部竞争的侵害，光裕公所制定了严密的章程，调整同行内部的关系：首先是攸关评弹传承的师生关系。一方面老师要尽心教导学生，另一方面学生出道后在码头上如与老师互为敌档时，“凡弟子勿犯师长”，“以尽师生之礼，违者议罚”。其次是同行之间，提倡礼让、互助。公所创办裕才学校和其他一些公益事业，帮助贫困成员，加强内聚力；每年举办会书，交流书艺，促进艺术竞争。同时，光裕公所对外来艺人和异性严加限制。若非光裕社员在苏州演出，不许他们上高台，只能平地演唱；不准男女拼档，不准收女艺徒。进入民国后，光裕公所更名为“光裕社”（1912）。此外，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还有润余社、同义社、宽裕社、上海光裕社、普裕社等。
1949年以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逐渐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单位。各行各业的单位都归入垂直统领之下的条块，构建成为森严的层级组织系统。进入单位，便成为属于组织的单位人，上级委派的单位领导，便是一家之长。大到单位人思想立场升迁贬黜身家性命，小到婚姻住房工资级别都由单位做主。说书人也不例外地进入组织化的进程，这是天下大势。
1951年11月20日评弹界有史以来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艺术单位——上海评弹团建立，当时称为“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其宗旨是通过实验示范，带头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发展评弹事业做贡献。此后，苏州人民评弹团等评弹新型组织遍及江南。在新的组织里，说书人变身为单位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全新展开。那么他们在单位里，说什么书？怎样说书？还要走码头吗？还要收学生吗？怎样传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收入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的命运如何？单位是怎样运作的？一家之长的领导是怎样掌控着单位人命运的？评弹的兴盛衰落与单位的关系如何？凡此种种，都是读者关心的，也是作者想要在他的作品里告诉大家的。
作者在书中以专题的形式，分章叙述20世纪50年代上海评弹界在不同领域内的组织化表现。这些专题大体上是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成员、组织实践、组织权术等五个层面展开。组织结构关注评弹组织由单干艺人到集体、国有的演化状况。组织文化探讨书目的整旧创新。组织成员集中讨论了说书人收入的调节方式和评弹技艺的传承方法。组织实践主要探讨了说书人的演出活动和参赛经历。与上述四个层面有所不同，组织权术并非局限于某一固定领域，而是贯穿于各个领域之中，研究的是领导层或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构建组织结构、塑造组织文化、管理与培养组织成员、掌控组织实践等方面，领导根据组织要求与个人意愿来左右单位的发展方向和艺人的个体命运。
正如作者在书名上所点明的，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1951—1960）是“盛衰之间”。挟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在上海繁兴之余绪，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评弹仍是一派兴盛气象。兴盛的基础是一批传统时代竞争而出的评弹大师仍活跃在书坛上。评弹的组织化将这些响档集中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短时段内聚变繁兴的现象，评弹书场数量与听众人数仍在上海戏曲界首屈一指。团内艺人既能享受国营剧团所带来的无上荣光，也能减少单干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生老病死有了基本的保障。评弹团学馆的条件也比拜师学艺好得多。作者认为历史是复杂的，在50年代表面繁荣的评弹市场背后，早已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评弹在组织化的强力干预下艺术本体逐渐变异。评弹艺人失却了市场竞争的内在驱动力。评弹寓教化于娱乐的功能，被政治化、轻骑兵化。从中篇、短篇取代长篇开始，到评话的边缘化、评弹艺术说表的弱化和弹唱的强化，从一人多角的“起角色”到一人一角的“演角色”，从灵活性到一字不差的台词化，从模糊评弹与戏剧的边际到提倡戏剧化，戏剧化从偶尔为之到成为新常态，二者互为因果，其间错综复杂，评弹的艺术本体被“日削月朘，寖以大穷”。这是一个漫长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是偶然与必然、个体与集体、政治与文化、艺术与功利等多重因素交缠的结果。
深入观察20世纪50年代评弹事业组织化的历程，为我们了解1949年后社会翻天覆地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点，而5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为延续至今的社会变迁栽下了根，种下了因。对于年轻的作者来说做这个博士课题是有难度的，更何况他来自孔孟之乡，对江南文化原本涉猎不多。然而作者本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较好地达到了我们设定的学术目标，实现了“从评弹看江南，从江南看评弹”的学术理路。现在作者的新著即将问世，我特向他表示祝贺。是为序。
唐力行
201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