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版图的拓展：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

19世纪中期之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运动，西学东渐成为晚清时人在形塑自己的文化版图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文化潮流，这其中，“翻译”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本身既是一种媒介，却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搁置在殖民运动中，“翻译”所承担的功能就更为微妙，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仅是言语修辞，更须被当作一种文化政治来看待。

作为近代中国较早介入西学翻译领域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从19世纪末期起，就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翻译出版。也因此，商务参与并见证了晚清以来“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媒介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发生、演变及壮大的过程。因而以商务为个案，既可以观察翻译在晚清文化生产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也可从中触摸到翻译作为文化政治楔入社会转型的不适与尴尬之处。

第一节 从边缘到中心：晚清中国翻译政治的形成

在古代中国，“翻译”是和朝贡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早在尧、舜统治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到了周朝早期，伴随着朝贡制度渐趋成熟，126“翻译”应运而生。据《礼记·王制》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27

古代中国的翻译主要用来处理“天朝”和“四夷”之间不对等的位置/权力关系，这使得作为了解“四夷”之手段的翻译，一直处在文化生产的边缘，无法进入主流知识/文化的视野。晚明以前，除了汉代佛典的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外，128翻译及其成果始终居于一个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然而到了晚明之后，这一切却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

从明末到清末，中国与西方有过两次接触，分别处在从16世纪至20世纪全球扩张的两次冲击波背景之下。第一次冲击波发生在16、17世纪，第二次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前一次主要目标是美洲，依靠的是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如火药、罗盘等），扩张方式是欧洲移民在新世界建立定居的殖民地并将欧洲文化制度移植到殖民地；后一次扩张不仅速度比前一次快而且范围也远远大于第一次，包括了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方式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占领殖民地，殖民地社会大致保持原有文化风俗。129明末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来华，正处在第一次冲击波之时。

在第一和第二次冲击波中间，西方出现了最早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的“民族国家”：英国与法国。民族国家一旦形成，便“能更有成效地动员其种种资源”，这被视为是一国能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保障。130具体而言，这种能更有成效地动员种种资源的能力，使得“国家可以有效地汲取农业社会剩余财富和资源，将其转化为现代国防和工业投资，实现工业化的追赶，并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建立现代军事力量”。131这就为他们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创造了条件。由于当时英法等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常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只有借助向外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开拓海外市场，才能得以缓解，于是新一轮的海外殖民扩张似乎就成为势之必然。另一方面，英法等国率先实现的民族国家形态，因“军事与行政的现代化”所产生的高效的“现代化动员能力”，使其能够在开疆拓土的殖民战争中处于绝对主导性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其他处在弱势境地的国家似乎只能变成类似的民族国家才能与之相抗衡——正如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所指出的：“英法一旦开始现代化，建立了官僚制的民族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就算只是要自卫，也被迫非跟着改变不可”，132民族国家话语由此获得了某种历史合法性。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显然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连民族国家的观念也不具备，正如梁启超所观察到的：

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民无爱国心，虽摧辱其国而莫予愤也。133

因而，面对政治经济科技一体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式侵略，134清廷抵抗乏力，节节溃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自强维新，成为了不得不做出的决策。陈旭麓指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135很大程度上，“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以及由此开展的洋务运动，都可以被视为应对帝国主义殖民危机的努力。由“中体西用”的思想出发，洋务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通过兴办学堂培养了一批精通西方语言的人才（如严复、王寿昌等），同时也建立了为数不少的工矿企业。而到了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人士甚至突破了只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限制，而逐渐意识到在制度上也应该效仿西方，如郑观应在1892年就曾指出：“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36可以说，在西方第二次冲击波的冲击之下，以正统儒家思想为皈依的古老帝国，开始将西方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科技一体化特征作为强国之本，因而如何向西方学习，尝试在思想、制度上突破，就成为势之必然。在此情形下，作为中西学之间转换的枢纽，“翻译”的重要性越发得以彰显。

若将“翻译”在晚明与晚清的不同遭际做一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翻译”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过程。在晚明时期，由于西方殖民扩张的第一个冲击波并非针对亚洲，当时传教士对于西学的传播并不依赖于其背后的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对于晚明时人而言，西学的进入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屈辱感和焦虑感，也即西学所指称的“西方”不仅未对中国构成威胁。相反，在中国人眼中，“西方”反而被视为一个野蛮世界。利玛窦就曾充满怨气地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137由于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对于已拥有发达的儒家文明的中国吸引力极为有限，利玛窦甚至不惜用儒家经典论证教义，并主动与中国士绅交往，才使自己较易被中国人接受。在这样的情境中，实际上西学传播者还必须尽量做出迁就的姿态以迎合被传播者才能达成“以学行教”138的目的。

其次，晚明时期的翻译主体是西方传教士，翻译的方式主要是传教士口译与中国人笔述相结合，但彼时能够与传教士合作的“中述”人才极少。晚清时译才激增，先是与外籍人士合作的“中述”人才大大增加，其后随着学堂的兴起和大批留学生的出现，能够独立译书的中国人逐渐取代了只能“中述”的译才，伍光建等人甚至以翻译作为自己主要的事业。翻译主体由西而中的变化，使得翻译不只是单向度的西学输入，而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

第三，晚明时期传教士翻译西学的主要目的是“以学行教”，中国作为翻译接受体是被动的，接受的基础是求知欲、“好异”；晚清时期西学的进入更多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相呼应，翻译由此具有了双刃剑效应，既是资本主义世界合法性得以建构的路径，又成为了晚清国人了解世界、救亡图存、变革社会、重塑国民的重要手段。在此格局下，中国作为翻译接受体则先被动后主动，经世致用的动机先于“好异”。139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其实已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它既是文化，也是政治，其地位之高无以复加。

当然，伴随着殖民危机的轻重缓急不同，在不同的时期，“翻译”会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翻译的范围与内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西方列强虽然凭借其坚船利炮在军事上一次次挫败中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借助这一形势对中国本土文化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但是思想界的争斗并非如军事战争那样胜负易分，其情形远为复杂。须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的失败面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也常会成为晚清时人的心理支撑点。即便是早期洋务派人士，其心灵归宿往往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伦常名教”上，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之“道”；同时，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指认为是一种工具性的“器”，认为其背后的“道”是付之阙如的，即使有，也要比中国的“道”逊色得多。在这样的“道”为本、“器”为末的认识论框架中，晚清时人建立了一个颇为巧妙的文化利用折中方案：一方面通过对“道”的强调，试图使儒家传统里经世致用的思想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对西方之“器”的挪用又正可以弥补偏重朴学的传统士人“务实”能力的不足。

然而，内在的悖论由此产生：既然“道”为本、“器”为末，那么为什么无“道”而只有“器”的西方会如此强大；其间的逻辑是否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断裂？其实洋务派如此矛盾地处理“道”和“器”的关系，自有其奥妙之处——其中不仅包孕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刻骨铭心的执着，在客观上也为西学在中国的落地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因为如此就可以不触碰到中国传统的伦常名教以及皇权统治等敏感问题，为进一步译介与接受西学创造了必要的空间。洋务运动早期的“西学中源”说和后来的“中体西用”说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炉的，从林则徐、魏源时期动辄将西方称为“夷”，到洋务运动时期普遍称之为“西学”，晚清时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某种意义上，上述这些做法仍是一种双刃剑：既打开了接受西学的空间，也使得接受的西学限定在一个相对较窄的范围——更关注器物层面上的西学，对西方的译介也更多落在实用性的法律与科技上，京师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阐原》等，以及傅兰雅等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有关制造、军事、测量、机械方面的书籍（如《轮船布阵》《铁路汇考》等）都可以归入此范畴。相形之下，关于史志、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译介则寥寥无几。

然而，西学一经引入，显然并没有沿着预设的轨道前行。晚清时人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很快就窥见了西方器物背后的政治文化体制，并最终醒悟到军事、科技与其背后政治文化体制的一体性，才是西方列强称雄于世界的秘密所在。这一醒悟经过1880年代的酝酿，到了1890年代逐渐成了进步人士的共识，并且“这种认识导向随后的政治革新运动”。140客观上，洋务派对西方器物的学习为其后维新派把变革焦点对准国家政治制度，进而试图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铺平了道路。以康有为为例，康氏曾于1886年请张延秋转告张之洞中国译西书太少，政治方面尤其缺乏，傅兰雅所译西书“皆病医不切之学”。141这种感觉“西书太少”的心态正是晚清士人打开视野之后产生的求知不满，所谓“饮泉思渴之心”，142这构成了洋务运动失败后士人进一步求索救国强国之路的动力之一。从这点看，当初反对洋务的倭仁担心士人学习西方科技会“变而从夷”并非没有道理。

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必然导致译书范围的扩大，晚清两本著名的西学书目可以印证这一点。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学生孙维新撰写的《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一书，将西学门类分为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共16种。而仅仅在七年后的1896年，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就将宗教以外的西书分为西学、西政和杂类三类二十八目，西学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杂学类分为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政之书、无可归类之书。其中西学类基本沿袭了孙维新的分类，但引人注目的是，“西政类”和“杂类”这些西方政治文化书籍不仅进入了编写者的视野，而且拥有了独立而醒目的位置，从中不难看到时代思潮的明显变化。

翻译潮流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给中国知识群体造成的震惊体验，这直接导致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新潮。当时日本被视为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转化桥梁，国人普遍认为日本已掌握了西学精要，而且认为日文学起来较易，143且“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144转译成汉语也较便捷，因而以日本为中介可以大大加速国人学习西方的步伐。由于以日本为师是在时代思潮的转变中发生的，因而无论是日人原创著作的汉译还是对日译西学的转译，在内容上已经不同于上一阶段的偏向于科技医学军事类书籍，而转向以政学为主了。

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也正是在这一思潮变化过程中开始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一直被当作不入流的“小道”，向来不被士大夫阶层重视。直到清光绪年间，小说地位才有所提升，甚至连著名经学大师俞樾也加以首肯。145不过这只是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变化，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小说的地位。小说的命运真正得以改观，还得归之于19世纪末发生的“小说界革命”。1897年，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几乎同时发表了关于变革小说的主张——梁启超以其一贯汪洋恣肆的文风将其理想中的小说定义为“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形极相，振厉末俗”146；而严复、夏曾佑则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147这些论述都认定小说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起到化民觉世、拯救时弊的功用。这一小说认识显然来自于域外，严复、夏曾佑就认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48梁启超亦指出：“西方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149

与这样的小说观念相呼应，翻译小说作为某种令人期待的模板，逐渐大行其时。梁启超身先士卒，带头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后又翻译了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林纾于1897年开始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一纸风行，影响极大，被严复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自此，晚清的“翻译”形成了自己的路径选择：“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150显然，这一翻译形态既以学习“先进的”西方为目标，又不甘心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西方身后，因而企图通过掌握西方器物背后的政治文化体制以重返强国行列。这其中，“翻译”成为了可以错位地对接殖民宗主国/被殖民地不同欲望的重要文化手段，呼应却也反抗了帝国主义殖民运动，从而形成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殊的“翻译政治”。

第二节 作为言语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缘起

伴随着晚清时人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在19世纪，翻译出版逐渐成为一种引领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潮流，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世纪初至1860年代，翻译出版基本上是教会机构的天下，以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1859年迁往上海后改名“美华书馆”）和上海的墨海书馆为代表，其所出译著大致可分为宗教书籍和科技书籍两类。在1850年代之前，这些出版机构以译介宗教书籍为主；1850年之后，才开始兼及西方科技类图书，主要涵盖地理、法律、医学、数学等方面。

1860年代至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教会出版机构与官办出版机构双峰并峙。在这一时期，教会译介西学的机构主要有博济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等。在继续以宗教书籍为出版重点之外，这些机构还以技术创新为牵引扮演了印刷出版技术领头羊的角色，如美华书馆负责人姜别利发明了电镀中文字模和排字架，极大提高了印书能力，为日后西学的大规模译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须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教会出版机构所组织的西学翻译出版，混合着多种文化价值诉求，其与帝国主义殖民运动之间的关联，仍有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以19世纪后期影响较大的广学会为例，其负责人之一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直言不讳地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英国有必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151与这一意图相吻合的是，广学会在1892年后出版的书籍中，直接议论甚至贬斥中国朝政的书籍成为了重点，其中不乏将中国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进行简单类比的著述，而传播教义的图书反倒退居次要位置。152很显然，教会出版机构作为有着特殊利益诉求和角色身份的文化机构，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既可能开启了全新的文化/技术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无法控制的文化风险。

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标志着一批由官方经办的本土译书出版机构开始介入西学译介，其关注的重点一开始主要是针对西方科技。以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前者译书26种，153主要侧重于国际公法和自然科学；154后者为官方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主要侧重于应用科学技术，特别是兵器制造技术，155出版译著180种，156截至1879年年底，共售出31,111部83,454册。157从上述译著重点不难看出，“救亡图存”仍然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显然与教会出版机构的出版意图及重点有明显的差异。

这些官办出版机构的译著除了供译馆内和制造局使用外，也为京师同文馆、部分传教士书馆所采用，上海、厦门、烟台这些港口城市的公书院也购买收藏。据傅兰雅估计，如果当时有火车、邮局等设施，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158此后，江南制造局的译著又经由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室公开发售。该书室在上海创办之后，又逐渐设有北京、烟台、奉天、天津、杭州、汕头、福州、厦门、香港等分店，159梁启超、张元济等人都主要是借此渠道获得了大量江南制造局的译著。这种开设分店售书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隔阂，为译著的纵深传播创造了条件，为后来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出版机构所继承。

当传统印刷出版文化中心的江南名城（如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因战乱开始衰落之时，上海却在此危机中崛起为新的印刷文化中心。160作为相对安全与稳定的通商口岸，上海很快成为教会出版机构、官办书局以及江南城市传统私刻书业的聚集之地；同时，各种新式印刷技术也在此地落地生根，得到了广泛使用；而新式教育的兴起，也为上海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印刷人才。凡此种种，都为上海成为现代出版业的孕育之地奠定了基础。

商务印书馆正是诞生在这个背景下，并与许多大大小小的民营出版机构一起开启了以译著传播西学的历史新篇章。

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商务印书馆成立，诸位创始人各司其职，为其迅速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夏瑞芳“身处竞争之中，不怨胜己者，以己之不能取胜为自反之道。喜冒险进取……不以情理见诎于人，知人善任，果断明决”，161表现出了作为掌舵者的把握机遇的能力、敏锐的生意头脑以及灵活的经营手段，并藉此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人脉关系；鲍咸恩、鲍咸昌两兄弟对于现代印刷技术的精通，使其有能力先后执掌商务的印刷所；高凤池则利用其担任美华书馆华人经理的身份为商务印书馆提供业务行情……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使得商务印书馆在创立伊始，就能比较灵活地捕捉到市场行情，先后印刷出版了好几种受读者欢迎的书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译著也是第一本畅销书《华英初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中国，从古代进入近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书籍的“拟想读者”基本上都是传统文人群体。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多，且较为分散，在读书目的（致仕）、趣味上大致趋向一致。然而，伴随着西学东渐、学堂兴起、科举式微等一系列因素的持续发酵，在与西方接触较深的口岸城市诞生了一大批与传统文人群体志趣迥异的都市知识者群体，他们对书籍的要求逐渐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下移，甚至直接将知识和谋生关联起来。英语学习热的兴起就是明证。

大致从1880年代中期到维新变法，在广州、上海等口岸城市及周边城市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无论是有维新思想的传统士人还是新诞生的都市知识群体，无不以学习英语为新风尚，但后者在人数上要远远超过前者。究其原因，一是在此期间，学堂开始加速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自办学堂只有25所，而1895年至1899年五年间全国兴办学堂150所。162大多数学堂在招考学生时，会将懂一点外语作为入学门槛，在课程设置上也会将英语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据《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考证，到了19世纪70至80年代，上海就拥有36个（所）外语培训班和夜校，其中明确带有英华、英话、英字英语、英文、英语等字样的占27个（所），163从中不难窥见英语学习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的火爆程度。二是随着外国人纷纷来华，他们在上海、广州等口岸城市开办了大量洋行与外资企业，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海关、邮局、铁路等近代新型的企事业机构。这些机构因工资待遇高，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学英语的行列。不少无心科举的年轻人，都想借着学好英语进入买办机构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家在浙江湖州的陈品松就是其中代表。164

在上述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齐如山所描述京师同文馆时期那种“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进同文馆学习而被亲戚朋友看不起的现象，逐渐发生改观。正如梁启超所观察到的：

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165

在短短几十年中，学习英语就成为了大潮，它迎合了整个社会趋新求变的风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视科举为正途的传统观念，当时甚至在社会中还弥漫着这样一种议论：“迨西历一千九百年时，英语必为万国公言。”166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面对如此庞大的英语学习群体，当时国内却几乎没有一套合适的英语教材。之前国人曾自己编写过一些英语学习书籍，主要有《华英通语》《英语集全》《英话注解》《英字入门》《英字指南》等，其中《华英通话》《英语集全》成书较早，皆用粤语发音的汉字对英语词汇和句子注音，另外三种则成书稍晚。彼时江浙一带已经和外国人交往频繁，后三种书是应这些地方的需要出版的，因此在汉字注音方面大多采用吴语、宁波方言或上海方言。综而言之，除了其中由在上海任职的曹骧编写的《英字入门》“把英语知识从字母发音、词汇、语句由浅入深分为若干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167之外，其余的都不具备教材性质，主要教一些基本会话。有些编者本身发音就不准确，用方言注音更容易以讹传讹，而英文会话有些比较地道准确，有些则全部是洋泾浜英语。以宁波方言注音的《英话注解》就是典型代表，周越然回忆自己少年时学习此书之后与美国传教士对话，不料对方竟一个字也听不懂。168

除这些国人自编的英语学习书籍外，教会普遍采用的英语教材则是后来由谢洪赉169译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原书名Primer，是英国人在印度推行殖民教育时编写的英语教科书系列中的第一本。全书分为字母表、两字词、三言句、五言句，最后是宗教课程。而且每课一般教授六个新单词，字体放大列于课文之上，其后分别搭配一个例句以及“发音”。在“发音”中，着重强调发音时的唇舌位置。此外，每课还有“教师指导”一栏，每隔两三课又有“复习课”，几乎具备现代英语教科书的雏形了。这一系列教材总称为《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不仅每本书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编写，而且整个系列都按照层次高低顺序编写，其后商务出版的《华英进阶》正是其中较高层次的课本。在谢洪赉未译注之前，Primer已被许多出版商翻印，在上海甚至周边城镇流通，如前述的陈品松在浙江湖州便能购得此书。该教材虽然具备现代教科书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特点，但其全英文编写的体例，又给中国初学者在使用上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在商务印书馆与谢洪赉合作之前，上海一些重要的出版机构（如点石斋石印书局）仍旧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传统的文人读者群上，不仅没有看见新的都市读者群的出现，而且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特殊要求，导致与异域文化进入后产生的广阔市场失之交臂，这无疑为商务的崛起预留下了空间。

而商务之所以能把握这一机遇，不仅在于其主事者因普通工人出身所具有的低调与讲究实际的品性以及对都市中下阶层的了解，而且在于一系列的因缘际会，使得其能寻找到谢洪赉这样合适的文化人作为合作者。早在1894年，谢洪赉就勤奋攻读过以吴语注音的《英字指南》以及《印度读本》等书，并在传教士的指导下，具备了很强的英文能力。此外，谢氏虽从小受洗并在博习书院这样的教会学校读书，但并没有荒废中文，他阅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中英文皆佳的学养，为其日后译注《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创造了条件，他也因此得到博习书院院长潘慎文的赏识，毕业后被留校任职。1895年潘慎文调任上海中西学院时，谢洪赉也随之任职该校，这也正是其能结识商务创办诸人并与之合作的前提。

谢洪赉对于殖民气息浓郁的Primer的改造，主要在于加上了中文的译注，使得该教材开启了“吾国华英文并列之教科书”的先河。170此举既保留了原书的所有特色，又增添了方便初学者理解的译文。谢洪赉的译文颇为人所称道，如将“my”译成“吾之”、“He and I can go”译成“彼与吾可以去”，既准确，又灵活，并不囿于文言的成法，容易被都市普通读者接受。商务印书馆在1910年《华英进阶》的书籍广告中，赞美其为“真教科之善本、译学之模范”。171后来周越然也曾评价说：“《初阶》《进阶》，虽不得称为尽美，译文甚为明白，有功于初学者非浅”，明显也把译文看作其最重要的优势。

谢洪赉曾在《论英文读本》一文中由初等到高等介绍了《印度读本》，指出“编辑愿意备印度学生考入大书院之用，故英文必须成材”之后，笔锋一转，有些批评意味地说道：“吾辈华人子弟习英文者虽多，而能诵习此本（高等本）者已少，缘贸利途众，不待至此已可自见矣。”172虽然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但从中恰恰可以看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用得得心应手的“教育驯化”殖民地人民的企图在中国遭到了改造，中文因素以对等化的“译介”姿态的进入，使得英文教材所具有的外来文化强行侵入本地文化的一面被淡化，而其作为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中介物的一面则被还原，从而容易被译入国民众所接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正是抓住了历史转折时期这种微妙的文化心理，在译文上别出心裁，于是该书一出版便广受欢迎，取得了“利市三倍”173的成果，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事业的“第一桶金”。该教材至1917年已印行63版，1921年达77版，直至1946年还在重印。胡适、周作人、叶圣陶、梁漱溟等都从中受益。

应该说，《华英初阶》的出版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意义重大，章锡琛将其看作是“商务印书馆经营出版事业的开端”，174后来的研究者邹振环甚至指出，正是《华英初阶》以及随后《华英进阶》的出版使得“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崛起并在英语教育界崭露头角，改变了自己最初印刷商的形象，在文化界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出版地位”。175

《华英初阶》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或者更进一步说，商务之所以能在晚清的翻译大潮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务最初的经营者们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都市读者群体的兴起，而且别出心裁地采用英汉并置的办法出版了适合读者需要的英语教科书。它的出版并不仅仅如上述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落在对商务自身文化品牌形象的塑造上，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这一编译实践有意或无意所显现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自觉。它通过选择、翻译、英汉并置等手段，体现了对原本具有殖民属性的印度小学英语教材的自觉挑战——用孟悦的话来说，主要是因为商务探索了特殊的编译政治：“如果说商务印书馆的这种编译活动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那么就在于它改变了殖民地教材和传教士工具书的出版目的，为它们带来了另一个服务对象，一个同殖民主义的服务目的相反的服务目的。”176正是着眼于面临帝国主义殖民危机的晚清民众“救亡图存”的强烈需求，而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殖民运动，商务在编辑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语音的对应性上，而是通过对“译文”的强调，使得英文教材不仅具有使用上的便利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面临殖民危机的国度如何通过语言文化保留自己历史主体位置的可能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之前许多英文教材的编写者所忽视的。

孟悦还指出，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有如此不同寻常的选择，关键还在于工人企业家和“公益性学者”的结合——她主要指的是夏瑞芳等人与张元济的合作。但在此之前，商务印书馆与谢洪赉的合作就已经开始摸索这一模式了。据胡贻谷1917年发表的《谢庐隐先生传略》回忆：“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初创之际，凡关于译著各事，必与先生磋商，先生亦以书籍为教育之利器，著述为开化社会之前驱，辄乐为臂助，商务书馆刊印各书必过目。其所译之《华英初阶》《进阶》等书，实为其最初出版物之一种。商务书馆总编辑之名，先生虽不居之，而有其实也。”177可以说，在张元济未入商务之前，谢洪赉作为相信“书籍为教育之利器，著述为开化社会之前驱”的具有启蒙气质的知识人，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担当起了“隐身”总编辑的角色，参与了商务出版方略的制订与实施，这为商务其后更加深入地与学界合作积累了良性的经验。

第三节 介入文化：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定位的形成

尽管商务凭藉《华英初阶》在翻译出版界小试牛刀，一炮而红，但是要想在此领域中大展身手，显然并非易事。如何在时移世易的晚清把准时代脉搏，应和由译介西学所触发的近代知识生产流程的调整节奏，特别是在“印刷大于出版”的特定历史阶段，如何率先完成由“印刷”向“出版”的转型，成为其中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在殖民危机浓重的晚清，学习异邦语言仅仅是进入西学的开端。梁启超就曾表示：“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178这一表述传递了如下信息：一是学英文见效迟缓，不易成功；二是英文只是工具，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阅读人文社科类西学典籍，而这才是在他看来可以变革现实的力量。李端棻进一步指出：“所择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请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179在他看来，政事是治国根本，学习西学当以此为先，有了政治制度的基础之后，“术艺”才能生根。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对于西学本末的看法，显然已经超越了国人之前主要在坚船利炮的技术层面上对西学的汲取，意味着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无论是对于西学还是对于洋务运动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那么，如何才能超越语言障碍，快速地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呢？日译西籍作为一种由于语言便利而易于接受的文化替代品，成为晚清国人在内外交困的历史时刻的折中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学就此取代了西学的位置，而更多是因为东学作为西学的一种镜像，被晚清国人投射上了某种危机时刻的急功近利性，才受到了时人的重视。梁启超就指出：“然则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救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180在他的话语逻辑中，西学高于东学，东学只是在明治维新成功所验证的“急救”的意义上才成为国人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正是在“急救”的意识下，从1896年开始，不仅京师同文馆等本土外语学堂开始开设日文课程，而且学堂之外的读书人也开始主动学习日文，张元济、包天笑等人即是案例。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于1896年开始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并且鼓励学子自费留学日本。因赴日本留学路近、文同、时短、费省、留学生头衔好以及政府有奖励措施等原因，留日学生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到1904年已达1300余人，181而到1906年更是突破了一万人。182

与此同时，翻译日文书籍也逐渐成为新风尚，据谭汝谦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间，一共翻译日文书籍958种，每年平均译书近64种，分类情况见下表183：

由上表可知，这一时期，社会人文译著达778种，占81.2%，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172种，占17.9%，明显偏向于社会人文类。在译书主体方面，1900年之前，主要是日人和一些国内的日文学习者；1900年之后，留日学生开始成为主要的翻译者。18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译著之所以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不仅是梁启超等精英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的结果，也是作为译书主体的留学生群体赴日之后主要学习人文社科类学科有关。这批留日学生多数未经国内学堂的系统学习，无法研习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基础要求高的专业，因此只能避难就易，“纷纷请习法政”了。185据统计，在1904年1300多留日学生中，学文科者达1100余人。186

除此之外，短短15年（1896—1911）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译著，与近代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也大有干系。在整个社会学习日本热潮的推动之下，译自日文的新学书籍十分畅销，出版社纷纷寻找稿源以获利，这成为了翻译日本图书的又一个强大动力。出版社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于在找不到足够译者的情形下，国内一些粗通日文的读书人也被出版社招入译书，如包天笑进上海广智书局编译所时，就曾以他只学习了三个多月的日文水平翻译过一本“讲开发道路沟渠工程的种种事”的书籍。187在这个风气之下，甚至还出现了像“作新社”这样由日人夏田歌子和留日学生戢元丞合作开办并以印刷出版日文书籍中译本为主的出版社。188

当然，在当时出版中译日文书籍的风潮下，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译书群体都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对于出版社而言，他们跟风出版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尤其是在对日文书籍没有深入认识的情况下；然而从另一角度言之，新的出版潮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已经成型的出版格局重新洗牌。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格局，显然给了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民间出版作坊的崛起机会。

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商务在1901年前后遭遇的困顿：当时商务主事人夏瑞芳跟风出版了一批中译日文书籍，但因翻译质量不高无人购买，致使亏损近万元。189而此时张元济因为维新运动失败之后被“革职永不叙用”，担任了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因业务关系，得与夏瑞芳结识。夏瑞芳因此请张元济审阅并组织专人修改完善这些译本以挽回损失，结果却依然未能奏效。此事刺激了商务的经营者，从此下定决心自设编译所，190改变原先以印刷为主、内容外包的经营策略，试图打通从编辑、印刷到发行的各个环节，建立全产业链的全新经营模式。

设立编译所显然必须聘请具备文化底蕴同时又有出版韬略的高层次文化人来主持大局，夏瑞芳深谙其理，先后延揽了蔡元培、张元济等名动一时的晚清翰林来担任编译所所长一职。为了将张元济请进商务印书馆，夏瑞芳不惜用重金礼聘：提出要付张元济350元月薪，而彼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俸只有100两。191夏瑞芳一心要与文化人合作的诚意打动了张元济，而张元济也逐渐意识到在现代出版业才能更好地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于1902年年初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执掌编译所。

进馆之初，张元济就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显示出他作为“行动派学者”以文化出版作为教育救国手段的抱负，也使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宗旨上超越了那些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出版机构，赢得了像蔡元培、严复等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好感与认同，使得他们乐于与商务合作，从而开创了现代出版行业与文化人合作的传统。商务印书馆最早的新学丛书《帝国丛书》就在这个氛围中诞生了。

《帝国丛书》于1902年2月至10月间出版，丛书名称据称是由“大清帝国”而来，192也可能是照搬整套丛书的日文原名。由于年代久远，这套丛书详细完整的出版状况已不可考，综合邹振环与肖斌如的研究，可以得知这套丛书至少有八种，见下表：

八种之中，《扬子江》《中国现势论》《埃及近世史》三书皆有译序。《扬子江》译序指出：193

萧何收秦图籍而定汉业，读史者皆服此举之智也。呜呼！庸讵知今日他国之为萧何者，如林如雨，而吾华人固无贤否贵贱，吾华土无远近大小，皆在其所收图籍之中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何他国之智于知我，而我华人则不惟不知彼，且竟不自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并他人所知之我，而已亦不知之矣，呜呼，是何待战而后败，是何有收图籍者而不能达其志者哉！

译者悲叹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欲瓜分中国而国人竟不自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彼之知己程度之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势之中，其忧心时势艰难之意跃然纸上。《中国现势论》则指出一条帝国主义列强步步入侵所可能导致的可怖的亡国之路：“其始也，见其土地之广袤，人口之蕃衍，则惊之；其继也，窥其国力之孱弱，则侮之；其终也，知其政府之腐朽，其人民精神之窳臭，而鱼肉牛羊之念生焉。”《埃及近世史》两个译本皆含序言，麦鼎华译本自序中明言：“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而章起渭译本则由张元济写序，沉痛总结埃及的亡国原因为“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前，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也”。以史为鉴，以他国为鉴，规避亡国灭种危险，显然成为这两个序言的基本出发点。

总体而言，该丛书的出版意图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通过展示他种文明的亡国史来反观当时中国的亡国危机，二是通过剖析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来刺激国人奋起反抗的意识，三是通过对别国富强以及宪政的描述来探寻中国的自强之路。应该说，该丛书紧紧抓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寄托了译者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曲折地传达了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希冀以译介西学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文化理想，奠定了商务此后出版译著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史中，译著的出版始终占有相当的份额。据邹振环的统计，1902年至1910年间商务出版的865种图书中，译著至少330种，194占总数的38%。而根据李家驹统计，从1897年创馆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共3880种，占商务总体品种数的25.63%，而从1903年开始，译著的出版数目大抵呈上升趋势。1903年之所以成为分水岭，与该年张元济成为编译所所长以及商务与日本出版企业金港堂的合作密不可分。通过将人才、资金、技术以及股份公司制管理模式等种种优势集成在一起，商务获得了明显的后发优势，在全国的译著出版中独占鳌头。根据李家驹统计，1912年至1940年，被中国翻译书籍最多的国家按序有以下五国：英、美、日、法、德，共有译书5938种，而商务之于这五国的译著总数约占了全国译著出版总数的一半；从1897年到1949年，仅上海一地就先后出现290家大小出版机构，195而商务印书馆以一家之力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见其在出版译著上的龙头地位不可动摇。需要强调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大量翻译英美列强书籍之外，还兼顾了其他国家包括弱小国家书籍的译介，如匈牙利、捷克、波兰、埃及、奥地利、冰岛、印度、古巴、南斯拉夫等。商务在译著内容选择上也包罗万象，包含了外国文学、自然科学、经济、哲学、政治、教育、心理学、历史等多种类型，其中人文社科类书籍是其译著出版的主体。此外，商务还和大量的译者合作，从建馆到1949年，共出版了1848名译者的3558种译著，196从这个数字可见商务与文化界交往之广。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在风云激荡的近现代，探索建构了一种折中的翻译出版立场：既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整体上与时代节拍相一致，又避免在政治上过于激进，妨碍自己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通常以“丛书”的形式成规模地将译著推向市场，这些丛书包括：《帝国丛书》《政学丛书》《战史丛书》《历史丛书》《说部丛书》《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世界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及涵盖面极为广泛的《万有文库》等。这些丛书的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早期出版的《帝国丛书》《战史丛书》《历史丛书》等，多由留日学生从日文转译过来，呼应了当时国人“强国富民”的思想；“五四”前后出版的《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世界丛书》等，多由留学英美的新式知识分子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态度同一性”的总体“启蒙”氛围；1928年之后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则聚焦于“经典”的译入与传播，意味着世界学术与文学已经开始按照自身的脉络演进进入中国，其对中国现实的直接回应性则相对减弱和淡化。

上述几类翻译丛书以外，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因出版时间跨度大（《说部丛书》“四集系列”从1903年开始到1924年结束，前后长达22年之久197）、作品多而显得相对特殊。《说部丛书》主要译介世界文学，有两个系列，即“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前者共分十集，每集10种，合计100种；后者共分四集，前三集每集100种，第四集至少22种，合计至少322种。整个“十集系列”是“四集系列”的一部分，即“十集系列”的100种小说恰好作为“四集系列”的初编。《说部丛书》既有大量名著译本，又有通俗小说，影响极大，尤其是其中林纾的译作闻名遐迩。

商务在以丛书形式打造品牌的同时，对知名译者如严复、林纾等，又会重点加以介绍。与大多译著的译者模糊不详相比，大凡严复和林纾的译作，都着重强调译者的身份，会在醒目的位置标明“严译”“林译”字样。如在《群己权界论》的广告中，在书名上一行，又会另加“严又陵先生新译”一行字；又如将林纾小说从《说部丛书》中又全部抽出，装一纸匣，另名为“林译小说”，整套销售。这些销售策略进一步挖掘了图书市场的潜在购买力。此外，在1897年至1904年间，商务的“译印之书，以小册为多，售价大多数每种一元以下，定价为一元或数额有超过一元者，其售价较昂者，皆为影印式排印旧籍”，198可见商务对翻译书籍有着明确的读者定位。这些都反映出其在翻译出版上既有文化追求又深谙销售之道，从而将文化理想与商业追求结合得极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