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型国民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序言

袁 进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要论起出版文化的变革，商务印书馆应该说是占据了极为重要的龙头地位。这家19世纪末方才问世的民营出版社，最初只有十来个工人，七八部印刷机，资本额只有3000多元；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不到40年的工夫，按照王云五的说法：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册数，在1934年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45%，1935年占46%，1936年占52%，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的出版史上，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也是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一个热点的原因。

在我看来，董丽敏等所撰写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众多商务印书馆研究著作中的佼佼者。其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不是把目光聚焦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上，而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现代”转型的大文化历史背景下，以文学为中心，揭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互动关系。商务印书馆所创造的奇迹，不仅得益于这家出版社自身的成功经营，更缘于特定时代中空前的文化历史变迁所形成的巨大历史动荡，推动和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业绩。

19世纪，人类在西方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化”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原有的传统型种族、国别都被打破了。原有的传统型国家、种族、部落如果不能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民族国家”，调动自己全部民族资源，投入到“全球化”过程之中，就只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般人很容易对“民族国家”产生误解，以为“民族国家”就是有民族以来建立的国家，这其实是望文生义。“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全球化”“世界化”潮流中建立的与古代国家形态不同的现代国家形态。因此，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救国”最重要目标。这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仍然体现了这种危机感。

民营的商务印书馆正是在这一时代趁势崛起，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全球化”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逼迫中国原有的“士农工商”型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建立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传统宗法制的家族社会解体，走向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国民社会。随着王朝崩溃，官学衰败，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士大夫垄断掌控，转为知识分子掌控，走向“国民教育”，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新型的道德意识、法制意识、科学知识的训练都成为新型“民族国家”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力图证明商务印书馆在适应和推动时代潮流的过程中的决策依据以及贡献，从而也展示出在这个动荡时代中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营出版社非常出色的敏感性和包容性。

本书颇具眼光地选择了四个角度来描述商务印书馆与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它的包容性：首先是开民智的西学翻译，它展示了商务印书馆全方位引进西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努力。在这方面既有对西方学者研究新学科的经典成果的翻译出版，更重要的，还有普及性的大规模百科全书式丛书《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其决策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培养新型国民。

其次是古籍整理。这是一个在塑造新型国民中常常为人忽视的方面，过去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与建立“五四”新文学对立的。其实，文化为立国之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是国家的牢固基础，民族成员强大凝聚力的纽带。犹太民族失国两千多年后还能复国，凭借的正是其文化始终没有溃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华民族具有全世界最悠久而且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文化，这是立国的根本。但是，面对“全球化”时代，不能再用中国固有的眼光去观照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而必须用全新的“全球化”眼光来重新梳理、定位，使之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基础，这就是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和留学生们，一面引进西学一面提倡“国学”的原因。这也是“五四”时期胡适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之后立即提出“整理国故”的原因。他们在对如何整理“国学”的具体定位和评价上尽管看法不同，但是对于建立“民族国家”需要建立新“国学”作为基础并无异议。商务印书馆正是在建立新国学为立国之本这一点上看得很准，它花费了巨大精力出版《四部丛刊》，校订补正《二十四史》，这些都是国学的根基。它所进行的古籍整理，一直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古籍整理中的重要财富。

第三是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工业文明在印刷业的产物，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印刷机器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手工业作坊形态，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期刊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本身就是机器工业的产物，它取代中国传统线装书的同时也意味着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在这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急剧动荡时代，随着现代学科意识的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儿童文学意识的出现，商务印书馆敏锐地逐步创办了相应的杂志，改变了传统文学/文化的格局。文学期刊的“多元化”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在这动荡时代中的敏感性和包容性。1920年代《小说世界》的问世，在新文学刚刚改组了《小说月报》之后，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保守派针对新文学的阴谋—茅盾当年正是这么看的。其实不然。新文学代表了时代潮流，但是喜欢旧文学的社会群体依然存在，他们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媒体，需要有人带领他们逐步向新文学/新文化靠拢。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发现，当年的鸳鸯蝴蝶派并不反对学习外国文学，也不反对白话文学的普及，他们也曾为建立民族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与新文学的差别是改良与革命的差别。商务印书馆考虑到这一群体和市场的客观存在，另办《小说世界》，正是其包容性的体现。《申报》于1930年代改组“自由谈”专栏，原来的主编、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让位给新文学作家黎烈文；但是没有多久，《申报》便另外创办了一个副刊“春秋”，仍旧由周瘦鹃主编，也显示了这种包容性。这是由当时社会文化的客观环境造成的，商务印书馆能够占据广阔的出版市场与它的包容性显然是分不开的，这种多元化带来的包容性正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教科书。“教科书”概念进入中国，本身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产物。它的普及正是体现了为建立“民族国家”普及教育，塑造新型“国民”的需要。在中国人自编中小学教科书历程中，商务印书馆可以算是先驱者。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基础，是商务印书馆首先奠定的；后来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发展，是建立在商务印书馆所编教科书的基础之上的。商务印书馆也一直努力跟上时代的需要，带领着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编撰不断向前发展。本书从教科书入手，通过发掘大量资料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编撰教科书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积累了大量的财力，不断扩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当时其他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都是沿着商务印书馆开拓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中国近现代出版社的基本格局是由商务印书馆奠定的。

本书揭示了一个民营出版社在中国社会文化发生现代转换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商务印书馆承担了新时代的需要，因缘际会，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出版界奇迹。

本书主要作者董丽敏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者，曾经撰写过论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专著，写得非常扎实而且很有见解。她在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上已经花费了十余年时间，这次又带领研究团队推出新著，全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在建立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显示了她的功力和在学术上的新进展。希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推出更加优秀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