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角儿们

只要你来过，就一定会留下脚印

是谁让这么一些人，决定在北京人艺的这个领域里埋下梦的种子？又是什么样的支持，让这些人一直坚持着灌溉，直到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直到硕果累累？

北京人艺的前身是一个综合的文艺团体，其中有歌、舞、话剧，被称为“老人艺”。从那个时候，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经常来看戏，从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到话剧《龙须沟》。当时总理看完话剧《龙须沟》后，就亲自把这个戏带进了中南海，推荐给毛主席看。当时毛主席看完戏很高兴地说：“戏里的那个‘疯子’很有意思。”

到了1952年的时候，歌、舞、话剧被分开了，成立了专门演话剧的新人艺，就是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总理提名，让曹禺任院长，总理还一直亲切地称呼曹禺为“老同学”。当剧院里的同志们问起时，曹禺笑着摇摇头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南开中学先后的同学，后来在一个剧团里演过戏罢了。”其实是1938年在武汉时因总理看了曹禺的话剧《日出》与《雷雨》后，认为“曹禺是个难得的人才”。后来又听说是南开的校友，就一直都想与他见面，总理说他很需要这样的朋友。于是到了重庆后总理专门托人给曹禺带了一封亲笔信，以老校友的身份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八路军办事处来做客。曹禺接到信后十分激动，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位自己早就敬仰的学长和革命家会为了与自己相识而辗转托人，而且用那么亲切的口吻给自己写信。曹禺高兴地来到了曾家岩50号。就是从那一刻起，曹禺与周恩来和他夫人邓颖超结为了一生的好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共和国的总理。不管他多么忙，他都没有忘记关心曹禺，关心北京人艺。现在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的首都剧场，当时是划给文化部的，后来也是经总理的亲自决定，首都剧场成了人艺的专用剧场，使人艺有了自己的演出场所，这对剧院的发展和艺术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那是1953年2月16日，正是大年初三，总理邀请了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老舍先生来到西花厅小聚，主要是谈老舍先生的一个新作品《春华秋实》。当大家谈完修改意见以后，总理对曹禺说，现在批准为你们剧院建造一个专用剧场，可是原报告中设想的九百座位太少了，应扩大到一千二百人。就是因为总理的建议，使现在的剧场才有了这个规模，总理还提出了场内两边的走廊休息厅也要扩大，大门要采用贯穿二层的高栏等等。欧阳山尊又提出要从民主德国进口主要设备，也得到了批准。那天在座的人都是既高兴又兴奋，一个庄重大气的首都剧场的蓝图就这样画在了他们的心上。

这件事情定下来以后，有一天的深夜，总理照常在审阅外贸部报送的向国外订货的清单时，没有看到欧阳山尊报订的人艺的订货单。总理马上问他的秘书韦明，为什么没有北京人艺的订货？秘书韦明立刻就与欧阳山尊通了电话，让他马上送补订货的报告，以免贻误时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胸中装着许多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他对北京人艺的一件小事也是记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北京人艺在总理心中的位置。

北京人艺正式在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剧场演出之后，总理来看戏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做专场，不设专座，从来都是和普通观众坐在一起。有时因工作忙来晚了，他会在后面站着或是暂时坐在后面的空座上。

总理看戏时非常认真。听我妈讲，有的演员台词说得不到位，总理会自言自语地说：“听不清，太快了，听不清。”在1961年，有一次总理和夏衍一同来人艺观看《雷雨》，这个戏总理在当时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在幕间休息时，导演赶到后台对于是之说：“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刚说到这，大幕拉开了。在后来的表演当中，是之叔叔一直在告诫自己，声音大一点儿。在演出结束之后，总理像往常一样走向后台。夏衍快走了几步，对是之叔叔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随后总理就到了，是之叔叔没敢走向前去与总理打招呼，而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希望总理没看到他。但是总理坐下以后，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他，而是先说起了“大跃进”。并说当时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过头话，由此造成那种不正常的空气，使人们无法顾得上劳逸结合。又说到他每次做政府工作报告，为了准备工作而熬夜，等到了做报告时嗓子就哑了，念不好了。借此讲到剧团对演员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总理真诚地作自我批评时，大家都放松了心情，在这时总理才指出是之叔叔的台词说得太轻，使观众听不清楚。而后他又讲，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心里要有观众，声音小得让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等总理走后，导演和同志们才跟是之叔叔说了这件事的缘由。其实在这次之前，总理来看《雷雨》时，就提出了是之叔叔在第二幕的台词听不清楚。但是好心的经理跟总理说，第七排的座位是声音效果最不好的地方，后边十排左右的座位反而好一些。没想到这回总理又来看戏，而且非要坐在第八排，他对经理说这回坐在这儿再听听。当戏演到第二幕时，总理指着台上的是之叔叔问旁边看戏的观众：“他的话你们听得清楚吗？”观众当时是怎么说的，大家没好意思对是之叔叔说。但当时总理的不能容忍的表情，大家都是看到了，所以导演和夏衍同志都赶快地提醒了是之叔叔。但是，谁也没想到，总理在批评是之叔叔之前先做了自我批评，而后又讲了道理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是之叔叔在回忆总理的文章中说：“是他一味地喜爱、夸奖我们吗？不，他又很严厉地批评我们。是他视我们为始终改造不好的大大小小的一群异类吗？不，他视我们如他的晚辈亲人，真心地爱护着我们。”

一次总理在后台看望大家时问，演员们是不是每天都练台词。大家互相观望还没做出回答时，总理对叶子说：“叶子，你是老演员，你每天练吗？”叶子难为情地回答道：“也练，但不是每天练。”总理听后笑了说：“我在学生时代演过话剧，是个业余演员。为了把戏演好，每天都要练习念台词。可你们专业演员怎么能不天天练呢？话剧，话剧，首先是要把台词念好，让观众听清楚嘛。”从此，剧院把演员的台词基本功推到了首位。我小的时候清楚地记得，我们大院儿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大人们在练声。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从爸爸那儿学会了许多绕口令。

我记得，在每年的除夕，总理会带着一些老帅们来到首都剧场的三楼宴会厅，和北京人艺的人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夜晚，而且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都围绕着照过合影，使我们这些没照上相的小不点儿们很是遗憾。总理平日里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很是平易近人。我妈说，有一次她跟朱琳阿姨、老刁大大还有吕恩阿姨一起去看海军的演出，看完后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北京饭店，那一天正好是周末。这时朱琳阿姨说，咱们上去看看吧，可能会碰到总理。我妈听说要去北京饭店的舞会，很是慌张，因为她穿了一套列宁服，还有一双黑布鞋。老刁大大也是一样，于是他们俩说：“你们去吧，我们就不去了。”可是朱琳阿姨和吕恩阿姨都说：“没关系，你们就上去坐一会儿。”于是我妈和老刁大大就找了一个旮旯坐下了。万万没想到的是，音乐一起，总理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说：“金雅琴，我请你跳一支舞。”我妈当时不知所措，她想，我在北京人艺不是大演员，总理居然能喊出我的名字。我妈说：“总理看到我和老刁的尴尬，主动走上前来，真是非常让人敬佩。”我妈说到这，王志鸿阿姨也回忆说：“那时我刚刚来人艺的时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看着文艺界的那些前辈和国家领导人云集的场面，非常紧张，而且也不会跳舞，就在一个角落里呆坐着。这时总理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小同志为什么不跳舞啊？’我一下子紧张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不会跳。’总理笑了说：‘来，我教你跳！’总理就这样从应该怎么站，手应该放哪，先出哪只脚，一招一式地教。”人艺的老艺术家们只要说到总理，大家都会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故事。总理不但从艺术上关心北京人艺，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着大家。

在“文革”期间，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心烦的事情也非常多，但是他也没有忘记关心北京人艺的那些同志们。当他得知，有一天夜里红卫兵冲到曹禺家，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带走了。总理非常生气地说：“曹禺算什么？他又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因为有了总理的这句话，曹禺才被送回家中。剧院里的一级大演员舒绣文阿姨被那些造反派给批斗致死之后，她唯一的儿子被赶出了家门，也是敬爱的周总理救了他。我先生焦世宁说，他爸爸被打倒之后，他成了狗崽子，也是因为总理的指示，国家才给了他每月36块钱的生活费。总理在自己也很艰难的情况下，还关心着人艺的这些老老小小。1988年，是之叔叔在怀念总理的文章中写道：“我至今常常想起我们的周总理，有时，在梦中见到他，总理还是健康蓬勃一如从前的样子；梦醒了，又不能不想到他清瘦憔悴的晚年的音容。从此便再也睡不着，是想到他从前对我们的关怀，还是想到他含恨逝去，说不清楚。泪，反正是流在自己的枕头上，有时且忍不住地泣出声来。”

田冲大大怀念总理时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二十二年前对他难忘的形象。现在回忆往事，更增加了对他的理解和认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忘我无私，耗尽心力。他真不愧为人民的公仆、世纪的伟人啊！”

总理永远活在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