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第一节 从阅卷员到《小说月报》主编——茅盾的编辑生涯

茅盾从1916年8月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26年4月与商务印书馆正式解除雇佣关系，整整十年时间，茅盾将自己20岁到30岁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商务印书馆。期间，茅盾虽然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身于中共革命事业，“从事与商务印书馆的方针不相合拍的政治活动”2，但茅盾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位编辑，主要工作仍然是从事杂志、书籍的编辑。茅盾从助理编辑开始，很快承担起全国大型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又以高级编辑的身份做着自己喜欢的又编又译又注的工作。十年编辑生涯，茅盾所做编辑工作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都十分可观。当时商务印书馆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同样值得研究和思考。

1916年深秋，因为一封给领导的建议信，茅盾的工作岗位调整到国文部，跟孙毓修先生合作译书，编译国外的生活常识读物。20岁的茅盾精力充沛，孙毓修“懒得再译了”的书稿《人如何得衣》交到茅盾手里，一个半月的时间竟全部译好。这本薄薄的小书是茅盾翻译的第一本书，虽然仅有七万余字，但在茅盾编辑出版的数以百计的图书中，功居第一。茅盾自己对此书印象也很深刻，在其回忆录中有专门的记叙。

在翻译完《人如何得衣》之后，茅盾根据孙先生的安排，又译了《人如何得住》《人如何得食》。3这衣、住、食三部书，“内容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之衣、食、住即穿衣、吃饭、住房之原料、制作方法及风俗习惯等”，原著者卡本脱是美国人。这位在世界文坛上毫无名气的卡本脱先生自己都不会想到，这样的生活常识读物会成为异国文学巨匠的开手之作。

图1-1 《衣食住》第一册书影

但是，孙毓修先生当时就看到了茅盾的才华。孙先生是南菁书院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年轻人的文学才华是能够洞见的。因此到1916年年底，孙毓修与茅盾商量，来年除了看《衣食住》的校稿之外，还有什么选题可做。茅盾知道孙先生是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自己读小学时作文比赛得了冠军，奖品就是孙毓修的《无猫国》，这部童话曾风行一时。4（不过，茅盾晚年写回忆录时，却忘了孩提时代看过孙先生的童话故事，说自己童年时，孙毓修编的童话尚未出版。5）茅盾有心和孙先生学习编写童话，便建议孙先生主持编写童话或少年丛书。但是，孙毓修却不这样想。对孙先生来说，他早已占据童话领域的制高点，不大想“炒冷饭”；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发挥茅盾这个年轻人的长处，和他一起策划更有意义的选题。于是，孙毓修在深思熟虑后，语重心长地对茅盾说，“我们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此事须要对古书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6。茅盾听了孙先生的想法，很是感动，自然欣然同意。在茅盾看来，借此他“可以系统地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之书”，何乐而不为？

开风气之先，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传统。当年出版《辞源》，茅盾称其为“开风气之先”，现在孙毓修先生要编“开风气之先”的《中国寓言》。于是，孙毓修与茅盾开始策划编写计划，计划出“初编”“续编”和“三编”，可谓雄心壮志。所以，茅盾在翻译了几本通俗生活著作之后，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而是转向历史，编写《中国寓言》。

图1-2 《中国寓言初编》书影 

《中国寓言初编》是茅盾编辑生涯中最早编纂的一部作品集。茅盾从先秦诸子及经史子部中辑录寓言125则，分为四卷，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署名“桐乡沈德鸿”，书前有孙毓修用骈体文写的序。这部寓言集虽是初编，但亦有规模，这里不妨将四卷的《中国寓言初编》目录摘录如下，可见一斑：

卷一：

苛政比虎 五十步笑百步

治室与玉 宋人揠苗

月攘邻鸡 齐人妻妾

冯妇搏虎 与少望奢

鸣将惊人 曲突徙薪

卜式牧羊 橘化为枳

张罗者 楚人两妻

管庄刺虎 曾参杀人

江上处女 扁鹊之言

郑贾买朴 画蛇添足

鹬蚌相争 桃梗土偶相语

狐假虎威 狗恶人言

宋人名母 树杨拔杨

南辕北辙 求千里马

忠信致笞

卷二：

宥坐之器 楚弓楚得

徙宅忘妻 释古行今

孔子劝学 佣书掣肘

阳桥 反裘负刍

蒙鸠射干 长生之术

鳏鱼 鸡有五德

以明扶明 束蕴请火

不忘故 屠牛吐之智

学如炳烛 市人逐兔

舌存齿亡 惠子堕水

枭将东徙 衣味譬治

卷三：

信子而疑 邻战胜而肥

远水不救近火 鲁人之越

可必不可必 宋人燕石

伯乐教人 三虱相讼

海中大鱼 就虫自杀

炀灶 三人成虎

郑人饮鳖 郑人买履

宋人酤酒 社鼠

楚人矛楯 宋人守株

叶公好龙 墨悲染丝

蛙之多言 弓矢相成

嫁女饰媵 买椟还珠

学以砺身 君盂民水

以鱼喻君 燕雀之智

逐臭之夫 契舟求剑

没人之子 掩耳盗钟

哭母夸孝 求栋得毂

鬻母行义 长人知天

周人不遇 无钱之市

卷四：

杞人忧天 国氏善盗

海上鸥鸟 佝偻丈人承蜩

狙公赋芧 纪渻论鸡

尹氏治产 燕人还国

愚公移山 夸父逐日

杨朱治术 野人献曝

宋人刻楮 邻人送妻

牝牡骊黄 歧途亡羊

杨布易衣 伐梧作薪

亡疑邻 齐人攫金

不龟手药 虚舟

臧谷亡羊 丑女效颦

神龟曳尾 鹓腐鼠

鲁侯养鸟 祝宗说彘

材与不材 蛮触相争

封人论政 车辙涸鲋

屠龙之技 楚人献雉

不孝为孝 对牛操琴

《中国寓言初编》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但是，这部作品由于出版较早，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直到21世纪，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2006年3月出版的《茅盾全集·补遗》（下）中，新世纪的读者得以一见其内容。72014年又被收入黄山书社《茅盾全集》第34卷。

一方面，茅盾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撷取了世人顾名思义但不知其本原的寓言故事，恢复了它们完整的面貌。另一方面，茅盾在原文中做了夹注，或读音注解，或名词解释。在原文后面，茅盾写了一些评语，或感慨，或告诫，或针对主题进行入木三分的评论。这里不妨选几则茅盾撰写的寓言评语。如《五十步笑百步》这则寓言中，茅盾评语：“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实效不著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治室与玉》这则寓言中，茅盾评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蔽于物欲。则是非有时而不明。孟子此喻，借宾定主，单刀直入，足令人言下恍然。”《宋人揠苗》中，茅盾评语：“人贵有志，有志矣，又应得人指导。无志则有田不耘。无人指导则揠苗助长，误入歧趋。”《月攘邻鸡》中，茅盾评语：“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过之所以难改，皆缘畏难而苟安。”《张罗者》中，茅盾写道：“天下事多成于有意无意之间。”《鹬蚌相争》中，茅盾评道：“争无为之意气，终于两败俱伤者。观此可恍然也。”等等。

现在看来，当初孙毓修先生给茅盾定下的这个选题，因为茅盾这些精彩的评语而确确实实做到了“开风气之先”。从1917年10月初版，到1919年11月，《中国寓言初编》已经第三次印刷，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然事有意外，《中国寓言》只有一个美丽的开头，原来设想的“续编”“三编”并未能实现，仿佛冥冥之中，这部寓言集注定和茅盾日后若干创作的命运一样——如《霜叶红似二月花》《走上岗位》等，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缺憾。

《中国寓言》没能继续编下去，原因是《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编辑朱元善先生了解茅盾的才华后，向编译所领导高梦旦提出，希望茅盾协助他编《学生杂志》。起初，孙毓修不同意，认为销量不错的《中国寓言》还要继续编下去，不肯放茅盾走。后来高梦旦从中协调，决定让茅盾半天帮助朱元善审阅《学生杂志》来稿，半天和孙毓修编纂《中国寓言》。实际上，孙先生并没有让茅盾继续编纂《中国寓言》，而是让他帮助编写儿童读物。由此，茅盾的编辑生涯出现编辑与编写齐头并进的状况，这让20岁出头的茅盾有了多方面施展才能的机会。

《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7月，按茅盾后来的说法，“《学生杂志》是个五花八门、以供给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的刊物。它有社论式的短论，内容一贯鼓励学生埋头读书，将来为祖国效力。有‘学艺’栏，介绍外国的科学知识。有不立栏名，但经常有的数学和几何的难题解答示范。有‘技击’栏，讲解如何锻炼身体的武术，附有很多演习武术的拳脚姿势的插图。还有世界和中国的每月大事记”8。平心而论，朱元善所编《学生杂志》导向正确，内容十分切合青少年的实际，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很浓郁。而朱元善请茅盾来协助编辑《学生杂志》，主要是让茅盾审阅自然来稿。茅盾记得这些稿件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或者甲种蚕桑、甲种工业学校（程度和现在的中专相近）的学生们”，内容驳杂，程度不一，因此，审稿的工作量不小。所幸当年茅盾年轻，审阅、编辑这些稿件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当时，“勇于趋时”的朱元善受《青年杂志》等的影响，布置茅盾为《学生杂志》写一篇社论，要求内容“不同以往”。这就是后来发表在1917年十二月号《学生杂志》上的《学生与社会》。这是茅盾在编辑工作中撰写的第一篇体现自己思想的论文。当时，朱元善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并要求茅盾继续写这方面的社论。后来，茅盾又写了《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发表在1918年的一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茅盾极力倡导“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观点。晚年茅盾回忆此事时说，那时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9。可见，当时茅盾已经开始接受新思想。

同时，朱元善作为前辈对青年茅盾十分关照。1918年，朱元善准备在《学生杂志》上刊登一些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小说，并将此事交给茅盾去落实。茅盾找到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l Bond）的科普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按照朱元善的指点，请自己在南京读书的胞弟沈泽民去翻译，而他自己则用骈体在开头写了“疏林斜阳，数声蝉唱，绿水青草，两部蛙歌，……”等一段文字。《两月中之建筑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了八期，后来，沈泽民又将《理工学生在校记》译出来，交给朱元善，这篇小说很快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规定，学生投稿被录用之后，用商务的书券代替稿费。商务的这一做法一举两得，既可以节省稿费，又推销了自己出版的图书。沈泽民翻译这些作品时，还是在校生，按规定，也只能用书券代稿费。但是朱元善想出一个办法——以茅盾与沈泽民合译的方式署名，这样，朱元善就可以给茅盾兄弟俩付稿酬。直到晚年，茅盾还记得朱元善当时的友好关照。

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中，茅盾同样得到了孙毓修的关照。当时，孙毓修让茅盾放下《中国寓言》的选编，腾出手来协助他编童话。茅盾后来回忆，所谓编写童话，就是“从外国的童话和中国的传奇中选一些故事，用白话文改写”。当时，孙毓修正在为商务印书馆搜集古籍，编写童话的任务渐渐交给茅盾，自己则偶尔编写一些童话给青年茅盾做个示范。茅盾记得孙先生编写的童话《玄奘》非常漂亮：“童话和少年丛书都是孙毓修早期在商务编译所首创的两门儿童与少年读物，此时他仍偶而为之，例如他当时编写的《玄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许多读过《西游记》的人知道历史上的‘唐僧’是怎样一个人，不知他曾为中国和印度古代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编译所能译能写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看编写童话可以增加收入，也跃跃欲试向孙毓修投稿，但孙先生常常将他们拒之门外。而茅盾编写的童话，孙先生则格外看重。因此，茅盾的稿费收入渐渐超过每月30元的工资收入。后来孙毓修对茅盾的童话作品更是有稿必用，这有意无意间帮助茅盾改善了生活。

茅盾再创作的童话最早是1918年6月发表的《大槐国》，产量一度很高，主要集中在1918年和1919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间，茅盾编写和编译的童话目录如下：

《大槐国》—《童话》第一集第六十九编—1918年6月初版

《千匹绢》—《童话》第一集第七十编—1918年7月初版

《负骨报恩》—《童话》第一集第七十一编—1918年7月初版

《狮骡访猪》及《狮受蚊欺》《傲狐辱蟹》《学由瓜得》《风雪云》—《童话》第一集第七十四编，以《狮骡访猪》作书名—1918年8月初版

《平和会议》及《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童话》第一集第七十五编，以《平和会议》作书名—1918年9月初版

《寻快乐》—《童话》第一集第七十六编—1918年11月初版

《驴大哥》—《童话》第一集第七十九编—1918年11月初版

《蛙公主》—《童话》第一集第八十编—1919年1月初版

《兔娶妇》及《鼠择婿》《狐兔入井》—《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一编，以《兔娶妇》作书名—1919年1月初版

《怪花园》—《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二编—1919年1月初版

《书呆子》—《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三编—1919年3月初版

《树中饿》—《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五编—1919年4月初版

《一段麻》—《童话》第一集第八十四编—1919年5月初版

《牧羊郎官》—《童话》第一集第八十六编—1919年4月初版

《海斯交运》—《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七编—1919年7月初版

《金龟》—《童话》第一集第八十八编—1919年10月初版

《飞行鞋》—《童话》第一集第八十九编—1920年10月初版

《十二个月》—《童话》第三集第二编—1923年1月初版

这些童话篇幅都不长，但出版后一版再版，有的在二三年之间，出到五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其实，茅盾编写和编译的童话之所以得到孙毓修的肯定和重视，受到读者的欢迎，与他认真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据金燕玉研究，茅盾的每篇童话都有来源和出处，如《大槐国》源于《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千匹绢》《负骨报恩》源于《太平广记》《古今小说》，《牧羊郎官》源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狮骡访猪》《狮受蚊欺》源于《伊索寓言》，《傲狐辱蟹》源于日本民间故事，《兔娶妇》源于挪威民间故事，《鼠择婿》源于突尼斯民间故事，《金龟》源于印度寓言，《十二个月》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间故事，《驴大哥》源于格林童话……这足以说明茅盾的童话再创作，采撷材料的面十分宽广。同时，从这些童话的内容看，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真诚向善的用心，比如《蛙公主》《平和会议》《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等，都是教孩子要守信用，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狮骡访猪》则提醒孩子不要被坏人利用；《大槐国》《傲狐辱蟹》《寻快乐》《狐兔入井》《一段麻》《海斯交运》《金龟》等，都是教孩子要谦虚谨慎、勤奋节俭，不要沾染骄傲、贪财、爱讲废话、见异思迁等毛病；而《学由瓜得》《风雪云》《鼠择婿》《兔娶妇》等，故事本身都蕴含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点，让孩子们从中领悟社会规律。《牧羊郎官》《狮受蚊欺》等充满爱国主义思想，《书呆子》《驴大哥》《飞行鞋》等都旨在激励少年儿童读书求知、自强不息；《怪花园》《十二个月》主要反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主题。总之，茅盾编写和编译童话认真负责的态度，闪耀着编辑职业道德的光芒。对这样一位知识渊博而又有职业操守的年轻人，孙毓修先生的欣赏和关照也是自然的事。

1919年年初，商务印书馆管理层决定重新启动“四部丛刊”的搜集、出版工作，张元济主持选编工作，孙毓修是具体操办人之一。对孙毓修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努力和追求的大事，而且古籍整理和出版本来就是他的专长。孙毓修专门挑选茅盾作为他搜集古籍的助手，在1919年春节前，和茅盾一起去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选书，并让茅盾帮助他抄录登记选好的古籍目录，负责他们两个人出差的后勤事务。孙毓修和茅盾第二次去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4月。第三次去南京，孙毓修带了另一位得意门生姜殿扬给选定的古籍拍照，茅盾则留在上海负责审查把关送回来的照片底片。如有差错，一方面可以在底片上修饰，另一方面可以让姜殿扬在南京重新拍照。茅盾称自己担当的这个工作为“四部丛刊”的总校对。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大型丛书，初编于1919年至1922年出版，共323部，2100册，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后来，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和续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9年11月，身兼《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10找到茅盾，请茅盾到他那里帮助编辑《小说月报》新辟的“小说新潮”栏目。但是，茅盾了解得知这一栏目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和剧本，并不考虑发表原创作品，便推辞说手里事太多，抽不出时间。而王莼农对此并不以为然，还声明已向孙毓修和朱元善打好招呼。后来，茅盾去和孙毓修、朱元善核实，两位先生都表示确有此事，并暗示茅盾，王莼农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半革新”是商务印书馆高层的意思，他们对《小说月报》的现状不满意。

于是，茅盾开始在《小说月报》的阵地一角——“小说新潮”栏目进行有关新文学的尝试。也许是职业精神使然，茅盾接手“小说新潮”栏目的编辑任务之后，就写了《“小说新潮”栏预告》和《“小说新潮”栏宣言》。其中，“预告”刊于1919年12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卷第十二号，向世人宣示：“要使东西洋文学行个结婚礼，产出一种东洋的新文艺来！”还说：“现在新思潮一日千里，小说是传布新思潮的先锋队，本社同人见时势已到了，敢不尽力传布吗？”而在刊载于1920年1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一号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茅盾提出：“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凡是一个新，都是带著时代的色彩，适应于某时代的，在某时代便是新；唯独‘美’‘好’不然。‘美’‘好’是真实（Reality）。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字出来。”因为茅盾的参与，《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专栏出现了新气象。在1920年这一期的《小说月报》上，还有一篇茅盾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这篇文章提出“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茅盾观点鲜明、文字活泼，文章洋溢着青年知识分子的青春活力，让人耳目一新。

也许王莼农先生觉得，拉茅盾过来编辑一个小专栏有点大材小用。所以，他向茅盾约稿，让他写些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于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茅盾撰写了百余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如《解放的妇女与妇女解放》《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等，在《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妇女解放问题从来就是一个革命课题，这类文章的写作也让茅盾的思想向革命道路又迈进了一步，这些文章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观察茅盾思想的一个窗口，这是当时向茅盾约稿的王莼农没有想到的。

参与《小说月报》的部分编辑工作，茅盾本人觉得是个机遇，而且是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一九二○年一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十一卷开始。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11确实如此，无论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无疑都要写上茅盾革新《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和全面革新《小说月报》这两个历史性贡献。

虽然在协助编辑《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的过程中，茅盾的编辑思想、编辑想法让人眼前一亮，但毕竟“小说新潮”只是阵地一角，依然无法扭转《小说月报》整体走下坡路的颓势。《小说月报》发行量每况愈下，到1920年十月号，仅存2000份。

《小说月报》不仅销量下降到难以维持的程度，而且内容已经与时代脱节，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形势，形成强烈反差。这让商务高层坐不住了。高梦旦和张元济先后到北京，向新文化人士请教发展之策。他们见了蒋百里、郑振铎等新文化运动中人，才知道自己身边的沈德鸿已经在新文化界崭露头角，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于是，商务当局决定由茅盾接替王莼农，担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后来，高梦旦等人找茅盾谈话，茅盾表示只能担任一个杂志的编辑工作，不想接手《妇女杂志》。商务当局同意他只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后，问他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要先了解一下，再制订编辑方针方案。几天后，茅盾正式向商务当局提出革新《小说月报》的三项条件：

一、杂志现存稿子（包括林译）全不能用。

二、原来的四号字印刷全部改用五号字印刷。

三、馆方应给予全权办事的权力，不能干涉杂志主编的编辑方针。12

这三项条件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茅盾政治和办刊的智慧。据茅盾估计，王莼农原来买下的稿子足够刊物用一年的。现在将这些旧稿全部封存，意味着商务会损失一大笔费用。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用新稿，自然还要再支出一大笔稿费。更重要的是，旧稿都是当时“礼拜六派”文人的文章，革新《小说月报》，旧稿一篇不用，意味着与旧文学的决裂。这是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基本立场。此外，四号字改五号字，无形中扩充了刊物容量，增加了刊物发稿量，不露声色地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至于授予主编全权办事的权力，不得干涉其编辑方针，这是革新《小说月报》的前提，但作为条件提出来，却显示了茅盾的智慧。现在来看，茅盾革新《小说月报》时提出的三项条件，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应该是很经典的一个案例。

据说高梦旦与陈慎侯13听了茅盾提出的三项条件后，当场拍板同意。他们也明白茅盾提出这三项条件的用意和分量，决策的果断证明了商务当局求新求变的决心。所以，平心而论，当年茅盾之所以能够成功革新《小说月报》，是与商务印书馆当局的开放包容和锐意进取分不开的。

从1920年11月初开始，茅盾从王莼农手里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后，迅速擎起新文学的大旗。此时，茅盾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既要参加党的活动，又要革新《小说月报》，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同时，茅盾又遇天赐良机——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周作人、蒋百里、郭绍虞、孙伏园等拟组织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少还是新文学作家。而就在文学研究会筹备之际，大家决定充分利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代会刊，并热情邀请茅盾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加入文学研究会。在这些成员的支持下，革新后第一期《小说月报》如期与世人见面。从此，《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主要阵地之一，而茅盾本人也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14

有了《小说月报》这一阵地，借着文学研究会的东风，茅盾很快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今日谭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故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对于此点，亦甚愿尽提倡之责任。”15这些观点，成为茅盾编辑《小说月报》遵循的指导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出茅盾本人高远的文学志向和不俗的文学旨趣。

从1921年到1922年，茅盾共编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以及《俄国文学研究》等号外，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条路来，使《小说月报》由旧文学的堡垒变为新文学的阵地，断了旧文化的传播，为新文化的弘扬树起了一面旗帜。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

茅盾在《小说月报》的革新过程中体现出的编辑特点主要有：

一是注重引进西方艺术和西方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借鉴。《小说月报》从第十二卷第一号起，所有的插图都是西方著名画家的作品。如革新后第一期选用了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Edgar Degas）的《跳舞》《浴女》《洗衣人》；第二期选用了德加的《跳舞女的头的研究》《浴后》和《浴盆之中》；第三期选用了法国画家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Paul Albert Besnard）的《欢乐之岛》和瑞士画家阿诺德·勃克林（Arnold Böcklin）的《黄泉之岛》（Die Toteninsel，通常译为“死岛”）；第四期选用了法国画家弥爱（Millet）的《晚祷》《饲》；第五期选用了法国画家莫奈（Monet）的《左拉夫人像》《乱党的枪毙》；第六期选用了英国画家曼任斯奇（B.Meninsky）的《母与子》以及美国画家玛莱·加萨脱（Mary Cassatt）的同名画《母与子》；等等。茅盾开始革新《小说月报》后，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艺术，为中国艺术向西方学习提供了大量重要参考。同时，在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两年时间里，茅盾非常注重西方国家乃至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从革新后第一期开始，杂志专门设置“译丛”栏目，第一期发表了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家郭克里（N.Gogoli）16的《疯人日记》，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加藤武雄的《乡愁》，孙伏园翻译的俄国托尔斯泰的《熊猎》，王剑三翻译的波兰高米里克基的《农夫》、爱尔兰夏芝的《忍心》，还有茅盾自己翻译的挪威般生（Björnson）17的剧本《新结婚的一对》、沈泽民翻译的俄国安得列夫的剧本《邻人之爱》以及郑振铎翻译的印度太戈尔（Tagore）18的诗歌。这些翻译作品所占杂志的篇幅非常之大。

《小说月报》是五四运动之后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最充分的一份杂志。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使《小说月报》倡导新文学的起点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说，它为新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得以进来，为新文学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

二是注重新文学创作以及新文学理论建设。筹备革新第一期《小说月报》时，茅盾原本觉得上海没有什么搞创作的人，担心创作的作品太少。后来文学研究会横空出世，给茅盾解决了这一难题，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及围绕文学研究会的一众人士，成为《小说月报》的创作主力。茅盾晚年给重印的《小说月报》写序时说：“1921年，我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两年后由郑振铎接编，直到终刊。这十一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等。”19因为时代关系，茅盾这里“漏写”了一个人，他就是周作人。茅盾刚接手《小说月报》时，周作人给过茅盾很大支持。革新后第一期《小说月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虽然这篇文章与新文学的宗旨拐了几个弯才有些联系，但此时的周作人在新文学界的名气如日中天，排在革新后杂志的打头，实际上也是一种号召。所以，讲到《小说月报》革新，周作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第二期以茅盾自己的论文《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开篇，又编发胡愈之的《新文学与创作》、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两篇论文，同时推出叶绍钧的两篇小说《一个朋友》《低能儿》以及庐隐的《一个著作家》。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洋溢着强烈的新文学色彩，同时新文学的追求也日趋成熟。如第十三卷第一号有爱罗先珂著、鲁迅译《世界的火灾》作为“专著”，紧接着是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然后是冰心、叶绍钧、耿济之、希真20、沈泽民、耿式之的创作或译文，此外还有朱自清、徐蔚南、梁宗岱、朱湘、汪静之等当时响当当的新文学作家、诗人的作品，可谓新文学作家作品、理论研究文章琳琅满目。其实，当时编辑第十三卷第一号时，茅盾一度想卸掉《小说月报》主编的担子，后来在高梦旦的支持和鼓励下决定再干一年，于匆忙中完成了本期的编辑，却依然能保持其鲜明的新文学色彩。

三是注重编辑创新。从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开始，杂志出现了一个新的栏目——“海外文坛消息”，很有点文坛新闻的意味。消息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篇幅可长可短，篇目可多可少，特别适合月刊杂志。从1921年1月至1924年6月，茅盾共为《小说月报》编写“海外文坛消息”二百余则，对扩大新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起到积极的作用。茅盾对自己这个创新也十分看重，亲自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上找内容编写，即使卸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依然包揽了“海外文坛消息”的选编工作。

四是审美眼光独到，所选作品不少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办刊物能否推出名篇佳作，主要取决于主编的审美眼光和魄力。茅盾做主编的两年间，《小说月报》刊载的可圈可点的作品不少，如许地山的《命命鸟》，冰心的《超人》《遗书》，落华生的《妇人镇》《换巢鸾凤》《空山灵雨》，朱自清的《别》《台州杂诗》，汪静之的《七月的风》，鲁迅的《端午节》《社戏》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茅盾经手编辑的这些传之久远的作品，是杂志编辑史上的一个高度、一个标杆。

《小说月报》的革新虽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革新方向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但是，即使是在刚受过“五四”洗礼的上海，此次革新依然在舆论上受到负面攻击，而且攻击的言语十分刻薄。这也反映了当时新旧文学、新旧思想的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

首先是来自商务印书馆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有一件事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务的杂志每一期出版后都要给领导层赠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也不例外。茅盾对第一期的成功还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却无意间发现，赠送给总管理处陈叔通先生的杂志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显然，陈先生连看都没看，抱着本能的抵触情绪拒收。这件事给茅盾的刺激很大。他知道自己将刊物办好了，也会得罪馆内的保守势力。况且之前就封存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稿子，断了他们的财路，这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派别、一个阵营。

但是，保守派的否定也阻挡不住新文化阵营的欢呼，陈望道以“晓风”的笔名，在报纸《民国日报·觉悟》上撰文，肯定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称其“已经伐毛洗髓，容光焕发”，“换了个灵魂”。《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革新后第一期《小说月报》后，“欣喜若狂”，并在此后的《学灯》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后来，茅盾以回信的方式在《学灯》发表文章，除了感谢李石岑的肯定和赞美外，也表达了办好《小说月报》的决心。表示要“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

革新后《小说月报》的销量从上年末的2000册，一下子上升到5000册，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还纷纷要求下期多发。到1921年年底时，《小说月报》销量已上升到10000册。21这也让商务馆内的一些保守势力无话可说。

杂志销量从2000册到10000册，个中酸甜苦辣的况味，也是茅盾最清楚。茅盾在回忆录中对受到保守势力攻击的往事，没有过多披露。但是在1921年9月21日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茅盾吐露了内心深处的苦恼：“《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的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起来好笑的是因为第一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揽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茅盾讲的也是事实，当时一些老读者给茅盾来信，说《小说月报》过去“堪为中学教科书，如今实在是废纸”。还有人来信指责《小说月报》印这些“看不懂的小说”，还说在国家危亡之秋，“哪有心情看小说消遣”。可见茅盾风光背后的压力。

因为主管领导高梦旦的支持和鼓励，1922年，茅盾继续承担《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是此时商务印书馆的内外环境似乎更糟糕。首先，高梦旦编译所所长的职务由新来的王云五先生接任，而王云五虽然年轻，也不是守旧的人，与胡适关系很好，但与茅盾、郑振铎这些新青年并不能算是志同道合。

1922年7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礼拜六》杂志向商务印书馆表示抗议，引起新上任的王云五的关注。王云五让茅盾就此事向《礼拜六》杂志道歉，茅盾则拿出当初商务答应过的让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三项条件，抗议王云五干涉他的编辑方针。王云五自觉理亏，不与茅盾正面冲突，却让人在背后悄悄审查茅盾发排的稿子。茅盾发现后，认为当局已经有违初衷，这样的环境下继续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无法实现自己当初的志向，于是提出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其实，现在猜想起来，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茅盾当时一心想做职业革命家。但是，商务内部的人事变化，以及对茅盾的文学倾向和改革锐气的不支持，不可否认的是其辞去主编一职的主要原因。

1922年下半年，一些老派文人对一年前痛失地盘的怨恨依然耿耿于怀，为了打击茅盾等新文学革命者、抹杀《小说月报》革新的成绩，一有机会便讽刺、挖苦，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就在茅盾向王云五抗议后不久，1922年9月21日的《晶报》发表署名“星星”的文章，题目是《商务印书馆的嫌疑》，竭力贬低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斗争意义。文章说：“有人说，这是文学家的新旧之争，依我说，这话太高尚了罢！只不过是生活问题，换言之即饭碗问题而已。”认为茅盾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与“礼拜六”旧派文人进行斗争的，抹黑茅盾与“礼拜六派”斗争的意义，用心险恶。在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即8月12日，《晶报》发表了文章《小说迷的一封书》，作者全盘否定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认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所以作者为处置《小说月报》而产生“麻烦”，其讽刺挖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写道：

怎么处置呢，我拿了这月刊，去到收旧书的小店里，问他们可要收买？他们说，如有十卷以前的，都可以收的，我说，前十卷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岂肯出卖呀。他们又说，如其这一卷，同前十卷一样，我们也可以要。我说，要是一样，我也不来卖了。我想这月刊是卖不成了。无精打采，夹了它，踱了回来。刚走到门口，一看，隔壁酱鸭店，正在拿了旧的报纸，包那切成块的酱肉酱鸭呢。我想有了，这才可以废物利用的了，递到这店里，把这本月刊，递给那老板，说是送他包酱鸭的。那老板接过去，打开了书，并不看，凑在鼻上，闻了闻，摇摇头，说道：“谢谢你先生，纸倒是上好的洋纸。可惜印的字，太臭了些，包起食物来，有点不大好呢。”我愕了愕，接回了书，叹了口气，转身走到屋里，想总要想个处置这月刊的法子。左想也想不出，右想也想不对。我用的小童说，可以拿它拆开来揩汗罢。我说，胡说，中国还没有到这个揩汗的程度呢。22

用如此刻薄的语言攻击一个刊物，恐怕在中国期刊史上也是少有的。

茅盾在对商务印书馆进行抗议的同时，利用其他媒体如《时事新报》的副刊《文学旬刊》《学灯》等阵地，与旧文化展开更尖锐激烈的斗争，进一步捍卫“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成果。

1922年十二月号的《小说月报》编发后，编辑工作移交新主编郑振铎。十二月号最后一页刊有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附告。”紧接着茅盾发表一则启事：“雁冰启事：我这里已收到的许多不识面的朋友们给我的信，因为大半是关于投稿处置的询问，都已交郑振铎君了，他一定不久就有满意的答复给列位。恐劳盼望，特此申明。”

两年的《小说月报》编辑生涯，茅盾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却有辛苦也有收获，有烦恼也有喜悦。卸去《小说月报》主编后的一段时间，茅盾继续为郑振铎提供“海外文坛消息”。茅盾发现，商务当局对他客气起来了，他们竭力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由茅盾自己提出，并表示一定尊重他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商务是做到了这个承诺的。

现在看来，在商务工作已有六个年头的茅盾的才华，商务是清楚的，而且商务当局也明白，茅盾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尤其是两年《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茅盾已经跻身商务的高级职员行列，且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所以，在商务方面，还是非常期望茅盾可以留下来的。

其实，此时的茅盾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利用《小说月报》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中央要另找人选，但一时没有人能替代他，因此，陈独秀劝茅盾能留下来。商务挽留，党中央劝留，于是，茅盾留在商务印书馆继续自己的编辑生涯。

从1923年开始，不再唱独角戏做杂志编辑的茅盾，自然比以前轻松了许多。茅盾在晚年回忆说：

一九二三年我不编《小说月报》了，但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是“打杂”，是我自己出的题目：（一）标点林琴南译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23（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著，原名lvanhoe《艾凡赫》）和伍光建译的《侠隐记》、《续侠隐记》（法国历史小说家大仲马作《三个火枪手》、《二十年以后》两书的中译名），并加详细的评传。（二）给《国学小丛书》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标记加注，每书也要写一篇绪言，总结前人对这些书的研究成果。以上的计划，商务编译所当局同意了，并同意：多少时间完成一种，不加规定。这样，我算是打破了王云五当时在编译所推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法”，即每人每月须编或译多少字的定量。24

茅盾给自己制订的这些工作计划，大概就是1923年至1925年末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编辑任务。应该说，商务当局给茅盾的工作环境是宽松的，况且这些工作内容对茅盾来说驾轻就熟。因此，茅盾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革命工作。

但是，一向办事认真、谨言慎行的茅盾并没有因此放松自己，为了完成工作计划，他做了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工作，为作好校注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为了写《司各德评传》25的文章，“除阅读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包括他早期的叙事长诗，后期的历史小说以及他所写的论文），还阅读了三大卷《司各特传》（这是司各特女婿Lockhart写的）。此外，还阅读了法国洛利安（F.Loliée）的《比较文学史》，英国珊次倍尔（Sainsbury）的《十九世纪文学史》，丹麦布兰兑斯（G.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法国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以及意大利美学家柯洛支（Croce）的《司各特论》”26。那么，司各特的“全部作品”有多少呢？茅盾晚年的回忆录中说，司各特有24部各种体裁的长诗、22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拿破仑传》有九卷之巨。茅盾要全部读过之后才动手写《司各德评传》，可以想见工作量之大。为了有效消化评传提及的司各特25种作品，茅盾为这25种作品写了详细的内容提要，取名《司各德重要著作解题》，同时，通过读英国《每季评论》，编写了《司各德著作编年录》，同时又写了《司各德著作的版本》，共计五六万字，与《司各德评传》一起印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文的前面。茅盾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我化了半年时间；我算是达到了当时还没有人写过的详细的《司各特评传》这一预定的目标了。”27

在编注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之后，茅盾又继续标点伍光建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侠隐记》（Les Trois Mousquetaire）现在通常译为《三个火枪手》，是大仲马1839年开始创作的历史小说“达特安三部曲”的第一部，1844年这部历史小说得以出版，让大仲马从剧作家华丽转型为历史小说家。从此以后，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像潮水一般涌来，创作量惊人。伍光建所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是茅盾较喜欢的译本，茅盾后来回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译本来标点，他说：

伍光建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而且不是全译，有删节，可是他们译本有特点：第一，他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彩，因此，书中的达特安和三个火枪手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四人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第二，伍光建的白话译文，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远之则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由于这些原因，我选它作为我所标点加注的第二种外国名著译本。28

除了通读进行标点注释外，茅盾同样也要写《大仲马评传》。但也许是忙于政治活动的缘故，茅盾在写《大仲马评传》时，没有像写《司各德评传》那样，阅读大仲马的全部作品及有关研究著作，相对于《司各德评传》，《大仲马评传》要简略得多，《大仲马评传》分为三部分：一、戏曲家与小说家；二、小传；三、对于他的批评很不一律。三部分加起来只有一万余字。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级编辑，卸去《小说月报》主编后，尽管在相对轻松的环境里，茅盾仍然做了不少工作——花了相当精力校注这几部外国文学名著，同时也撰写了大量政论、文学方面的文章。

从1925年开始，茅盾的编辑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朱经农先生策划编辑出版“学生国学丛书”，而茅盾为司各特、大仲马名著做校注的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于是他承担起了“学生国学丛书”的部分编选工作。

1924年年底到1925年3月，茅盾专门对《淮南子》进行校注，从中选了《俶真篇》《览冥篇》《精神篇》《齐俗篇》《道应篇》《诠言篇》《人间篇》《要略篇》八篇，并逐字逐句进行标注。茅盾还对每篇作了大量注释，包括读音的注解，十分详尽。校注后，茅盾又写了绪言，就作者、名称、版本、注释以及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详细考证。这篇写于1925年3月17日的数千言的绪言，是研究《淮南子》的一篇深入浅出的导读文章，是理解《淮南子》的很好的辅导材料。一年后，《淮南子》选注本作为“学生国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校注完《淮南子》后，茅盾又为商务印书馆选注《庄子》。茅盾从浙江局刻的通行本《庄子》33篇中选了12篇，即内篇之《逍遥游》《齐物记》《养生主》《德充符》《应帝王》，外篇之《马蹄》《胠箧》《秋水》《山木》《知北游》，杂篇之《天下》。茅盾对其进行逐篇逐句的校注，之后又写了一篇绪言，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庄子其人，引经据典，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第二部分讲《庄子》的存佚问题，认为“五十二篇佚存三十三篇，似乎是极可惜的；但我们也要知道今传三十三篇中确实可信是真的，只有内篇七篇，其余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大半是假造的，至好亦不过弟子们的追记”29。第三部分主要讲《庄子》的注家问题，亦即梳理《庄子》研究。认为对《庄子》章句音义的注家不少，但真正疏解义理的不多，“从事者更少”。第四部分是对《庄子》思想的讨论，认为庄子的根本思想是虚无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庄子的人生观是一切达观，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义”30。茅盾广征博引、挥洒自如，评判切中肯綮。所以，这篇写于1925年5月14日的绪言也是茅盾的一篇精到的《庄子》研究文章。《庄子》选注本，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学生国学丛书”之一，于1926年1月出版，茅盾选注《庄子》比《淮南子》迟，但出版却比《淮南子》早了两个月。

选注《庄子》时，上海的革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茅盾无法再沉浸在古书中作章句音义的研究了。时代的感召，使中国共产党党员茅盾立即投身到“五卅”洪流中去了。一直到6月下旬或7月初，五卅运动告一段落后，茅盾才又重新开始为“学生国学丛书”选注《楚辞》。这也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最后一本书。

《楚辞》的选注体例与《淮南子》《庄子》一样，茅盾从《楚辞》里选了《离骚经》《九歌》《九章》《远游》《卜居》《九辩》《招魂》《大招》等，详作注解，使学生自学时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和理解。现在我们看到的茅盾注解，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比如《九歌》，茅盾在引用王逸序的一段话后，认为“据此则《九歌》原为楚国祀神之歌而经屈原润色更定者”31。再比如对《九章》的解释，茅盾认为：“《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32茅盾为《楚辞》作注非常认真，短短一篇《离骚经》，茅盾共作了231条注释，写了数千字的注释文字。而《大招》一节，茅盾也写了58条注释。可见，经历过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工运斗争的茅盾回到编译所书斋后，仍然能够一丝不苟地选编“学生国学丛书”，这种职业操守值得后人尊敬。在选注《楚辞》后，茅盾按惯例写了绪言。茅盾将《楚辞》与中国神话联系起来介绍，认为：“在我们中华古国，神话也曾为文学的源泉，从几个天才的手里发展成了新形式的纯文艺作品，而为后人所楷式；这便是数千年来艳称的《楚辞》了。”33然后，介绍《楚辞》的名称来源及内容，同时介绍《楚辞》一些有争议的篇章，如《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条理清晰，源流分明。最后，对《楚辞》的特点等作一小结，指出：“《楚辞》是一种新形式，是中国最早的文人文学，而以美丽缠绵梦幻为特点；《楚辞》出世之时，正为中国文化发展得最快最复杂的时代。因此，《楚辞》自然而然地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划了一个新纪元。但除此而外，《楚辞》包含中国神话材料之多，也是使它对于后世发生重大影响之一原因。……中国文人不但从《楚辞》知道了许多现已衰歇的神话传说，并且从《楚辞》学会应用民间神话传说的方法，从《楚辞》间接得了许多题材，然后中国的文士文学乃得渐渐建设起来。所以《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不但是它的新形式曾引起许多的模仿者，并且提供给了许多材料与方法。就此点而言，《楚辞》也可算是中国的《伊利亚特》和《奥特赛》了。”34

这部《楚辞》注本后来陆续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星期特别号《上游》第八、第九期上发表，这时已是1927年5月了。绪言则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时间是1928年3月。此时，茅盾早已离开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履行前约，在1928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楚辞》注本。

据茅盾回忆，选注《楚辞》之后，他计划再编一部《文学小辞典》，后来编了一部分词条，因为1926年1月初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搁置，编写《文学小辞典》的计划“终于不成”。

综观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追求创新。在协助编辑《学生杂志》及《小说月报》时，茅盾一上手，杂志就新风扑面，让人耳目一新。主编《小说月报》时，从插图到内容再到形式，都洋溢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使《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起到标杆的作用。而在注释《淮南子》等作品时，茅盾力求源流分明、注解新颖。编写的《中国寓言初编》也以与众不同的面目示人，深得孙毓修欣赏。这种追求创新的编辑态度和编辑实践，让茅盾成为20世纪名副其实的编辑大家。

二是注重追求社会正面效应。茅盾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非常强烈，在编辑的过程中，他从不以取悦读者或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为目的，而是以正面引导读者为己任，为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了大量精神食粮。《中国寓言初编》《淮南子》《庄子》《楚辞》等茅盾编写、选注的作品，至今仍可看作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优秀读物。而茅盾自身的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了编辑图书和刊物的社会效益。

三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重温茅盾的编辑成果就会发现，茅盾十分敬业和负责，在编辑事务上一丝不苟。即使在与商务当局发生矛盾、进行斗争后重回工作岗位，也绝没有半点“混日子”的意思，体现了茅盾良好的职业素养。

总之，关于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的编辑经验很值得进行专门研究，期待有研究专文或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