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普遍的哲学之理想及其内在解体的过程。

整个思想的一种非同寻常的转变乃是必然的结果。哲学本身成了问题，首先当然是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成了问题，按照以前所述，这里所涉及的是全部理性问题的潜在的意义与可能性。至于实证科学，它们暂时还是无懈可击的。不过关于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事实科学的可能性的问题，因为这些事实科学正是在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有其相关的意义，即它的作为关于纯粹存在者领域真理的意义。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在者的场合，理性与存在者能够分开吗?这个问题足以事先清楚表明，整个历史过程具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只有通过对隐蔽的最内在的促动因素的解释才能被看见的形态：就是说，历史过程不是平稳发展的形态，不是永久的精神上的获得物持续发展的形态，或是要由偶然历史情况来说明的精神上的诸形态——概念、理论、体系——的变化的形态。一种有关普遍哲学及其方法的确定的理想造成一种开端，这种开端可以说是哲学新时代以及整个它的一系列发展的最初的确立。但是这种理想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产生效果，它经受了一种内在的解体。它不是试图继续发展和重新加强，而是引起一种革命的重新塑造，而且或多或少是彻底的重新塑造。这样一来，关于普遍哲学和它的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就变成一切历史的和哲学的运动的最内在的推动力。但是这就意味着，一切近代科学，在那种它作为哲学的分支被奠立的意义上，并从那以后在自身中继续保持着的意义上，最终陷入一种特殊的越来越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这种危机并没有损害专门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然而却彻底动摇了它们的整个真理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作为欧洲文明中的其他诸种文化形式当中的一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的文化形式——“科学”或“哲学”——的事情，因为按照以上所述，新哲学的最初的奠立就是近代欧洲人性的奠立，而且是作为这样的人性，它与此前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人性相反，希望通过它的新哲学，并且只通过这种新哲学，得到彻底更新。因此，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多方面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10

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关于作为新人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恰好表明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这种理性是在古代人与意见（Doxa）对立的知识（Episteme）的意义上理解的。理性是最终赋予一切被认为的存在物，一切事物，价值，目的以意义的东西，即赋予一切事物，价值，目的与从有哲学以来真理——真理本身——这个词，以及相关联地，存在者——真正的存在者（ὄντως ὄν）——这个词所标志的东西以规范性关联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于世界由以获得其意义的“绝对的”理性的信念，对于历史的意义的信念，对于人性的意义的信念，即对于人为他个人的生存和一般的人的生存获得合理意义的能力的信念，都崩溃了。11

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念，那不外就是说，他失去了“对于自己本身”的信念，对于他所固有的真正存在的信念。这种真正的存在并不总是他已经具有的，并不是已经以“我在”这种自明性所具有的，只有通过为自己的真理而斗争的形式，为使自己成为真实的而斗争的形式，他才能具有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存在到处都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一种认识的任务，与在意见中那种纯粹是被信以为真的，被认为无疑地“不言而喻的”存在是相对立的。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与他真实的真正的人性有关的区别，正如每一个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对作为目标，作为任务的真理并不陌生一样，尽管在这里只是处于个别化和相对性之中的真理。但是哲学超出了这种前形态，古代的哲学在它最初奠立的时候，就通过理解关于涉及存在者全体的普遍的认识的充满热情的理念，并将它确立为自己的任务，而超出了这种前形态。但是正是在尝试实行这项任务的时候，这项任务的朴素的自明性却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而这一点早在古代诸体系的相互对立中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了。从内部来看，哲学的历史越来越呈现出为生存而斗争的性格，这是直接在实现自己的任务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哲学——朴素地相信理性的哲学——对否定它或以经验主义方式贬低它的怀疑论的斗争。怀疑论一再坚持事实上经历的世界、实际经验的世界的权利，似乎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任何理性及其理念的东西。理性本身及其要把握的“存在者”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理解，或者换句话说，理性——作为由本身赋予存在着的世界以意义的理性，以及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作为通过理性而存在着的世界，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理解；到最后，这个在意识中显露出来的有关理性与一 般存在者之间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的世界问题，这个一切谜中之谜，一定会变成真正的主题。12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只涉及近代哲学。但是这个哲学上的近代并不只是刚刚描述的伟大历史现象的一个片断；即为理解自己而斗争的人类（因为在这种表达中就包含了全部的现象）的一个片断。宁可说，它作为具有新的普遍任务，同时还具有复兴古代哲学的意义的哲学的新奠立，同时既是一种重复，又是一种普遍的意义的改变。在这点上它自认为有能力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认为它的哲学理念和真正方法是完全可信的；而且确信，由于新的开端的彻底精神，就克服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朴素性，因此也克服了一切怀疑论。但是由于受到未曾注意到的自身朴素性的牵累，哲学的命运就是，必须在由新的斗争所推动的缓慢的自身显露的过程中，首先探求哲学的最终的理念，哲学的真正的主题，哲学的真正的方法，首先揭示出真正的世界之谜，并将它们引到解决的轨道上。

在这种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现代人，正处于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没因而放弃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巨大危险之中。当我们在这种困境中进行思考时，我们的目光就转回到形成我们现代人性的历史之中。我们只有通过阐明从它起源时就内在地具有的统一的意义（而这种统一的意义同时具有重新确定的作为原动力推动诸种哲学尝试的任务），才能获得对自身的了解，并借此获得内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