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汉英词典编纂和出版的现状

我国汉英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汉英词典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将我国汉英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曾东京2005；姚小平2010；夏立新2011a）。

第一阶段为1815年至1911年。其中，1815—1823年，由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五车韵府》（《华英词典》I—III卷，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问世，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词典。1874年，出版了由塞缪尔·卫廉士（Samuel Williams）编纂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92年，赫伯特·翟理思（Herbert Giles）主编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出版。1900年，F.W.鲍康宁（F. W. Baller）出版了《汉英分解词典》（An Analyti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这一阶段的汉英词典主要由传教士编纂，主要目的是便于他们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这些词典结构简单，无明确的编纂宗旨和体例，收词立目没有一定的标准，错误较多。

第二阶段为1912年至1977年。其中，前三十年左右编纂出版的词典有：1912年出版的《汉英词典》（张在新、倪省源）、1918年出版的《汉英新辞典》（李玉汶）、1920年出版的《汉英大辞典》（张云鹏）等。后三十余年出版的主要词典有：1930年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辞典》（陆费执、严独鹤）、1931年出版的《世界汉英辞典》（盛榖人）、1946年出版的《现代汉英词典》（王学哲）、1971年出版的《最新实用汉英词典》（梁实秋）和1972年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林语堂）。这一阶段的汉英词典主要以中国人自己编纂为主，但在选词立目、释义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亦有学者认为，由惠宇主编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2004）广泛吸取了第三代汉英词典的长处，“可望成为我国首册‘第四代’汉英词典，标志着我国汉英词典的编纂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素欣2004:6）。”但是，在对2000年之后出版的汉英词典进行调研后发现，它们在编纂理念、编纂方法和结构体例上与1978年至2000年之间出版的汉英词典并无本质区别，在编纂手段，如语料库的使用、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等方面亦无新的尝试，难以构成新的一代。因此，本研究将改革开放后至今出版的汉英词典都归属于第三代。

鉴于前两个阶段的汉英词典处于起步阶段，词典结构简单，且在收词和体例上都存在较多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后编纂出版的汉英词典。并对这一时期国内所出版的词典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但研究对象不包括汉英专科词典，也不包括海外出版的汉英词典，研究目的是总结国内汉英语文词典编纂所存在的问题，以便为我国汉英语文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提供参考。

由吴景荣主编的《汉英词典》是第三代汉英词典的开篇之作，该词典于1978年完成编纂，词典一问世，就受到了广大英语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欢迎，对后来的汉英词典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姚小平（2010:2）指出，“在国人的汉英词典编纂史上，这第一步极为重要，以后无论哪本汉英词典，无论续编、新编、另编，或多或少都受惠于1978年的第一本。”

随后，在这一阶段国内出版了三十余部汉英语文词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汉英词典》及其修订版外，还有《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汉英大词典》等。这些汉英词典各有特色，例如，吴光华主编的《汉英大词典》、《汉英综合大辞典》等词典以收词量大、科技词目多而著称。《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以注重词典的实用性、以读者为中心而备受推崇，特别是该词典中所提供的搭配数量和质量是以往任何汉英词典所无法比拟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以“求新、求确、求实”而受到词典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总的来说，第三阶段的汉英词典在编纂宗旨、编纂方法等方面都逐渐成熟，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词典大都采用音序排列、双重宏观结构、收词立目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并注意收录新词新义，词典例证较为丰富。许多词典除了在收词立目上体现中国特色外，还尝试采用语词辨析、提供词语搭配等方式来解释对等词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