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语堂冠以“循环论证”

（一）林语堂的无的放矢

1928年，林语堂在《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丝》4卷42期）中对古本韵与古本纽冠以“循环式论证”。

章太炎以“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遂毅然将二种声母合并，而以“精清”等归入“照穿”等，这已经来得武断。更奇怪的，是黄侃的古音十九纽说的循环式论证。黄氏何以知道古音仅有十九纽呢？因为在所谓“古本韵”的三十二韵中只有这十九纽。如果你再问何以知道这三十二韵是“古本韵”呢？那么清楚的回答便是：因为这三十二韵中只有“古本纽”的十九纽。这种以乙证甲，又以甲证乙的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实则黄氏所引三十二韵中不见黏腭声母并不足奇，也算不了什么证据，因为黏腭的声母自不能见于非黏腭的韵母，绝对不能因为声母之有无，而断定韵母之是否“古本韵”，更不能乞贷这个古本韵来证明此韵母中的声母为“古本纽”。^注13

验之黄侃《韵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与友人论治小学书》等文，未见有“古音仅有十九纽，因为在古本韵的三十二韵中只有这十九纽；三十二韵是古本韵，因为这三十二韵中只有古本纽的十九纽”如此表述。林语堂冠以“循环论证”，究其原因：一是昧于清代古韵学和古声学研究沿革，不知二十八部、十九纽各有来源；二是不解古本音在等韵中大抵处于一四等的历史语言投影原理。换而言之，以一知半解的西洋学术窥视中国传统古音研究。

近年来翻译几本外国论著，发觉时有提出某观点作为批驳对象，却未引该观点出处或原文。林语堂此段文字，同样如此。对此现象，用日常语言来说，大白话是“瞎说”，文雅一点是“想当然”；用论辩语言来说，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用行政语言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用学术语言来说，是“无的放矢、失之蹈空”。

留下的问题是——林语堂提出的“何以知道”两个设问，即形成“循环论证”的印象从何而来？在文章最后试图给出缘由。

（二）林语堂的学问风景

正如我们认识梁先生，是从“资本家的泛走狗”始，耳闻林先生的大名，也是借助“痛打落水狗”。直到20世纪80年代，方知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第一位留德的历史语文学专业博士（1923）——其导师是东亚—南洋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康拉德（A.Conrady，1864—1925）。

此处不承袭鲁氏的“痛打”精神，而采用林氏的费尔泼赖（fairplay）或“生活艺术”的轻松语气，回溯林语堂的学问风景。

1921年，林语堂在歌德的故乡耶拿（Jena）攻读文学，旋为历史比较语法吸引，次年即转莱比锡大学。19世纪末，康拉德把历史比较的眼光投到东亚、南岛。在其专著《印支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印支语系特别是藏语、缅语、泰语和汉语的比较语法研究》（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Eine Beitrage 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 chen Sprachen，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Barmanischen，Siamesichen und Chinesischen.1896）中认为，印支语系的西支是藏缅语群，东支是汉台语群，而孤立结构的东支是从黏着结构的西支演变而来，呈示了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的具体方法。后又在论文《澳斯特利语言和印支语言之间的特别关系》（Eine merkwürdig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austrischen und den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1916）、《新发现的澳斯特利语言—印支语言的对应关系》（Neue austrisch-indochinesische Parallelen.1923）中，提出汉台语与南岛语存在发生学关系。

晚年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第八章“殷内镇和莱比锡大学”中谈到留德生活。关于其导师康拉德，仅为“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中文教授（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读现代中国的报章杂志却有困难。……Conrady博士认为他有一位从北京大学来的我这位同事，颇以此为荣，因此对我热诚欢迎”^注14。称导师康拉德为“同事”，而对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音韵研究》（Zur alt chinesischen Lautlehre）却未置一辞。

这篇“羞于启齿”的论文，德国汉学家海涅士（T.Harnisch）在莱比锡大学档案馆与汉学系未发现存档。找到的是康拉德对该论文的鉴定：“基于林语堂在行文中，这里指论文中的德语错误以及各种疏漏，林的论文只能给2分。”按当时规定，及格以上的论文分四等：0.5=egregia（优）、1.0=valde（良）、2.0=laudabilis（可以）、3.0=idonea（勉强通过）。^注15康拉德鉴定的言外之意可能是，他不太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完成如此研究。

林语堂不愧为天才！一年多就完成了新学德文和新改专业的博士论文。论文中的德语错误，尚存可谅之处，然而各种疏漏，则为治学不严。倘林语堂落在当代，其论文盲审，岌岌危乎！http：//books.google.com中收有林的博士论文，遗憾的是我们上不了网站。

那么，林语堂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看过哪些清代古音学论著呢？《八十自叙》提及，“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续编》，……其中大家如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顾炎武”^注16。今查，《皇清经解》收顾炎武《音论》《易音》《诗本音》、戴震《戴东原集》（卷四有《答段若膺论韵》《书广韵目录后》《〈转语二十章〉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和王念孙《读书杂志》等。《皇清经解续编》收孔广森《诗声类》、严可均《说文声类》、张成孙《说文谐声谱》等。未收江永音学著作以及陈澧《切韵考》。由此可见，林语堂对清代音韵学所知有限。

1923年林语堂回国，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学批评、语音学等课程。此后发表《古有复辅音说》《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等文。至于康拉德的汉台语、藏缅语等历史比较，林语堂除了略知书目（1928年译戴密微《印度支那语言书目》），并未显出更多兴趣。

终归，他还是回到了所擅长的文学和人生谈。编编《论语》（1932）、《人世间》（1934）、《宇宙风》（1935），写写《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1）、《朱门》（1953），并在《我的话》（1934）中发飙“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其《生活的艺术》（1937）在美国出版，次年便跃居畅销书排行榜首五十二周。显然，林语堂更适合感性想象地做文学，诙谐幽默地谈人生。

虽然《语言学论丛》（1933）付梓后，林语堂便从语言学界淡出，其后漂洋过海……不过，却因为批过黄侃古音学，其大名还时为学界提及。

（三）天然配对认知图式

尽管在黄侃行文中未看到“循环论证”表述，但是既然有人作为评价标准，对此类问题也就需要略加剖析。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前者难免一直遭白眼，而后者却不断赶时髦，其弊则为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所谓“科学”（本义是基于实验的自然科学，泛化为有一定系统方法的学科）只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方式；所谓“逻辑”（本义是说话、思考，引申为思辨规则）只是知识表达的一种格式。现代汉语中，作为名词的“科学”不但时陷于庸俗，而且尤为时尚，甚至衍生出一个具有威慑力的定性词。什么东西一贴上“科学”标签身价百倍；反之，来一句“不科学”，一命呜呼。同样，你的文章，只要有人来一句“不合逻辑”，仿佛就漏洞百出。

迄今为止，人们对Logos存在若干误解。首先，Logos≠人的思维规律。逻辑只是古希腊智者对其论辩活动（信息表述）和思维（信息加工）过程进行反省，而提出的一些自觉规则。日常思维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反逻辑”现象（我称为“事理关系”），这才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自在规律之所在。其次，Logos≠人类思辨规则。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必然形成不同的思辨规则。汉语的结构类型与屈折语不同，因此中国的传统表达习惯与Logos并非属于同一知识谱系。第三，事理关系（尽管相当主体化）更为天然而普遍。无论日常会话，还是学术行文，并非机械地按照逻辑格式，而是基于认知经验、事理关系、主体情态、表达习惯和语言效能^注17。

下面来评味西方逻辑的“循环论证”。

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

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

瘦子又问：“你为什么吃得多？”

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

逻辑主义者认为，胖子的回答是循环论证。虽然不合逻辑，而“吃得多”“长得胖”却是事实。即使胖子从物质角度回答得再详细，如，吃得多是因为胃口大，胃口大是因为消耗大，而消耗大还是因为长得胖，仍不免循环。那么，胖子要想摆脱循环论证，逻辑主义者指出一条明路。那就是胖子必须从精神角度回答“我愿意，这是我的自由意志”。显然，这种“非循环论证”符合逻辑，然无实质意义。此外，“自由意志”是有关形而上学或宗教的概念，依然需要一个循环论证体系加以证明。要想解决“长得胖”，合适的办法是看医生，通过认知而不是逻辑去解决。

归根结底，人类知识就是一个循环论证或“相互验证”体系，即使在微观层面也时有难免。物理学的宇宙守恒就是一种循环论证体系。进而言之，逻辑并非认知发现程序，而只是一种思辨规则或表述方式。即使表述不合逻辑，所陈述内容未必就不是事实。反之，即使表述合乎逻辑，所陈述内容未必就是事实。把事实抛在一边，玩弄逻辑技巧，对增进知识和评价学术无益。据说笛卡尔（R.Descartes）认为逻辑是令人烦恼的枷锁，毁坏人的健康思想比增进人的思想要严重得多。关键在于，逻辑主义者混淆了认知行为和表达格式。“逻辑”要用，但首先考虑的应是认知事实。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配对词语，通常词典如此释义：

父亲：有子女的男子是子女的父亲。

儿子/女儿：对父母而言的男/女孩子。

丈夫：男女两人结婚后，男子是女子的丈夫。

妻子：男女两人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

下面再引语法学中最基本的配对范畴：

主语：谓语的陈述对象，指出谓语说的是谁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

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怎样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

此词典释义依据朱德熙的是“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谓语是对主语的陈述”^注18，而胡裕树给出的是“主语是谓语以外的部分，谓语是主语以外的部分”^注19。显然，语言学基本术语的定义也难逃“循环”。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循环或对待释义，若干概念或范畴则将无法得到简明解释。实际上，语言学家也无法想出更好的“主、谓”定义。朱德熙道出了这一实情：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主谓结构、述宾结构等基本语法概念下严格的定义。这就如现代生物学家也不能给生命、动物、植物等等基本概念下严格的定义一样。^注20

林语堂是学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预设是“具有相似性（排除接触相似性）的诸语言之间存在同源关系”。相似同源就是循环或相互验证。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为何同源，是因为它们相似；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为何相似，是因为它们同源。再如，中国古韵研究，以诗句韵脚证韵部分合，又以韵部分合明诗句韵脚（推测韵例）。即，为何认定这些字古音同部，是因为它们相互押韵；为何知道它们相互押韵，是因为这些字古音同部。

另外，我们发现林文中也有一个循环论证——何以知道黏腭的声母不能见于非黏腭的韵母，因为非黏腭的韵母中不见黏腭的声母；何以知道非黏腭的韵母中不见黏腭的声母，因为黏腭的声母中不见非黏腭的韵母。

归根结底，所谓“循环定义/论证”，反映的是一种常见的客观关系或配对认知图式，即事物或现象的双方互为存在条件，如果一方不存在则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因此需要对待观照、相互验证。

林语堂只是机械套用西方逻辑的“循环论证”，对此并未深究^注21。1923年从哈佛和莱比锡归国的林语堂（28岁）未免“洋腔洋调”，此后的林语堂曾有一定反省：

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其时文调每每过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脱离了哈佛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注22

20世纪60年代，早年信奉林语堂之说的黄淬伯，曾与徐复先生谈道：

往年于季刚先生古音之学未曾深究，反信林语堂“乞贷论证”之妄说，受其蛊惑。及寻绎《音略》诸文，乃知先生声与韵“相挟而变”之说，倜然与唯物辩证法之旨相会，岂不伟欤？^注23

古音之学，以季刚先生之说为最谛，其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与闽南方言无不淹若合符，妙达神旨，唯先生有焉！^注24

为纪念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黄典诚（1986）曾经撰文：

    我是相信上古只有十九纽的。因为我自己的母语闽南方言，号称为“十五音”系统（只声母而言），若补上被清音化了的四个全浊声母，恰好就是十九纽：p p‘ （b） m，t t‘ （d） n l，k k‘ （g） ŋ h，ts ts‘ （dz） s，ø。而在福建北部建瓯的石陂，十九纽是不多也不少的。^注25

晚年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提及：

分别古韵分部对于构拟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