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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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语言学与传统学术不尽相同,其超越传统之精蕴处,至少有如下数端:

1.古代文献反映当时活的语言:“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文心雕龙札记·章句》);

2.古文献中的词法、句法等语法现象与当代同类的语法现象,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3.系统与结构的分析方法;

4.其最高境界是用演绎法考证出“一串一串的同源词”。

下面就本着上面的基本原则,讨论文献语言学蕴含的原则与其中的分支学科。

1.结构主义的原则

陆先生提出的“文献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就是“结构”主义的科学思想。他早在1964年就指出:“古代和现代语法,总的说起来,虽然差异比较小,但是古代的语言结构和现代的语言结构究竟是不一样的。”今天上古汉语是综合型语言、两汉以后是分析型语言的发现,证实了先生的结论。因此,先生告诫我们:“对于古代的语言结构,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分析,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去笼统地附会它。”注97

为说明结构的重要,先生举出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如《诗经》中的语气词“其”:

雨其雨,杲杲日出

朝隮于西,崇朝

夜如何,夜未央

这里同一语气词(其)占据了三个不同的句法位置,反映出古今结构之不同。又如《红楼梦》:

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

陆先生说“这就是一个复合句的结构”。再如,《左传·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杜预注:“于私族之谋,宜立亲之长者。”同书里“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这句话,杜预注说:“言灵武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室人。”陆先生说:

这两处注都是解释古代语言结构特点 —— 介词的宾语提前形式。前一句里的“长亲”就是“亲之长”,原句是中心语在前,定于在后。……后一句里的“室于怒,市于色”,则是“怒于室,色于市”的句型。注98

这是典型的句法结构分析。再如,《孟子·梁惠王》:“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赵岐的《章句》说:“若此,安可哉?”陆先生说:

他(指赵岐)用“若此”解释“如之”,用“安”解释“何其”,也是语言结构的一种分析。以上这些例子,就都是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说明词义,句意的。

“结构”是索绪尔当代语言学的核心,文献语言学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词义和句意,是从结构的高度来整合和发展传统语言学中文字、音韵、训诂等学科,使之发展为“结构语言学”之分科学术。这,我认为,才是陆先生“文献语言学”的真谛之所在,而其所以如此者,乃承袭季刚先生“了于成句之理者,未有不能辨字位之所处者也”的“字位成句”的思想精华(=词的位置/结构)。

2.文献语义学

陆先生文献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训诂学的发展:文献语义学。其中同源词的溯源、同源词词义之间语义引申的线索以及同源词系联,均离不开文献语义学的方法。这里介绍一种先生发明、但至今没有引起重视的义变现象:同律引申法。请看:

          “孟子去齐”《孟子·公孙丑》

1.躲避“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左传·襄公二十年》

2.拿掉“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左传·闵公二年》

3.杀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

4.宽恕“叔党命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1.躲避“逃奔有虞,为之苞正,以除其害。”《左传·哀公元年》

2.拿掉“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左传·闵公元年》

3.杀掉“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左传·襄公二十年》

4.宽恕“请以除死。”《左传·昭公二十年》

陆先生说:

从“去”和“除”的对应的意义上,同样可以引申出“拿掉”“杀死”“宽恕”“躲避”这些意义。注99

就是说,“去”和“除”遵循同一条“义轨”而发展,亦即:

去1.躲避 2.拿掉 3.杀掉 4.宽恕

除1.躲避 2.拿掉 3.杀掉 4.宽恕

后来训诂界出现的“同律互证法”“同步引申”“平行发展”以及“同义旁渗”“相因生义”等多种名目,其实都是“对应义的平行发展”这一基本思想的发展和延伸。

3.文献语音学(音韵学)

陆先生曾谆谆教诲从学弟子们:

打基础是要先过古音韵这一关。我当年就是死记硬背过来的,其实也就用了半年时间。不过那半年可真苦,过来以后,一辈子受益。

先生早期的语音学著作有《中国声韵学》庚辰年荷月,而先生文献语音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语音的文献证据”。我们登门伊始,便受业“因声求义”的理论。因声求义之说肇自汉代训诂的“声训”与“音借”。《诗·东山》:“烝在栗薪。”郑笺:“古者声栗、裂同。”即是其例。先生本人对古代音韵训诂的发明,亦卓绝一时。难解之字,难明之义,一经先生的以音发覆,则豁然而解,怡然理顺。如: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何谓?先生破字曰:野马者,野塺也。《九叹·惜贤》王逸注:“塺,塵也。”一举而解千古之讼。

《战国策·齐策》“美人充下陈”。何谓“陈”?先生考证为:陈=墀,墀,堂途也。

凡此种种,不烦枚举。没有语音,不是语言;没有语音,不是文献语言学!

4.文献句法学

《训诂浅谈》(第24—29页)专辟一节讨论句法结构与训诂的关系,足见句法乃文献语言学之重要领域。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曰:“然则了于成句之理者,未有不能辨字位之所处者也。”其中“句位”即今之句法结构之所本。譬如《诗经·小雅·棠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求矣,言兄弟也。”陆先生指出,这里毛亨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兄弟是求的宾语。……不要因为“兄弟”放在“求”的前面,就错认为它是“求”的主语(误以为和“原隰裒矣”平行:“原隰”是主语,“裒”是谓语,所以误以为“兄弟求矣”也是主谓结构)。

在句法分析上,陆先生非常重视表层结构相似但深层结构不同的区分。譬如《诗经·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毛传:“漆沮之水,牝鹿所生也。从漆沮驱禽而致天子之所。”陆先生指出:

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平列的,而语法结构并不相同。……“漆沮”是“从”的宾语,这是宾语提前的句式,“之”字是宾语提前后加的字,实质上表示了“漆沮的牝鹿”的意思。……用从漆沮三个字来解释,就说明了这句话不是和“天子之所”成对偶的句子。

这种韵律对偶、句法异构的现象,即使是今天的句法学家,也很难避免不犯误判的错误。毋庸置疑,句法学(包括构词学)是文献语言学里面的一个核心学科。

5.文献字法学(文字学)

什么是文献字法或构形学?这是章黄学派所主张的、陆宗达、王宁先生在文献语言学里继承和发展出的一个重要领域:传世文献中汉字构形的结构系统,不同于业内大家常说的一般的文字学或古文字学(金文甲骨)。这一点不仅一直为人所误解,至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在地下发掘材料纷纷出土的今天,文献构形学就更没有机会得到它应有的重视。但是它自有不息的生命力,因为它深深根植于文献的基础之上,不仅字形结构的分析要本“一点一画皆有意义焉”的文献原则,更重要的是文字的点画之“意”有历时构意“重新分析”的观念:历时构意的重新分析必须要有文献的证据注100。举例而言,《左传》有“野人与之块”之语,历来解者均取“农民给公子重耳一块土”这种不近人情的附会之说。陆先生从文献构形学上考出:块=土筐。为什么呢?这就是文献构形学的原理及功用之所在:《说文》“塊”的古文作“凷”,陆先生据此得出下面的结论:

这个字的结构很像是一种土装在∪形的器物中,也就是说塊本来是一种装土的器物。注101

于是,“野人与之块”在陆先生那里是“农民把食物放在盛土的草筐里给了重耳”。这自然可以独立成说,但对文献构形学来说,仍需文献证据。文献构形学的“构形分析”不是要“可备一说”,而是要“重构”当时的“语言”。我们要问:“与之块”在当时的语言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知道呢?这就是文献语言学里面的“文献”证据。陆先生用了两条文献证据说明上面的解释有当时人语感为证。

1)《礼记·礼运篇》注:“蒉(筐),读为块。”

2)《史记》“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

由此可见,“野人与之块”的“块”是土筐的意思,不仅有字形上的证据,而且有司马迁的语言(=文献语言)证据,更有当时人的读音证据。综合古人的语音、语感和字形结构分析,严丝合缝,彼此咬合,这才是章黄派的“文献构形学”的最高境界与真谛所在。如果按照“文献”二字的初义来理解(文是文字,献是熟悉掌故的人),那么文献语言学的“文献证据”就不仅要有物证(文字证据),而且要有人证(语感证据)。

6.文献韵律语法学

文献语言学的根本目的是重建古代的语言、发掘古语的规律。语言离不开声音,声音不能没有节律。章黄学派的一大特点就是从韵律上来发掘和构建古代语言的语法规律。注意:文献中的文字虽然是词语的记录,但唯有加之韵律,词语的记录才能变成活的语言。现代汉语里,无论单词还是只语,加上语调才是句子。因此,没有节律,不是语言。故曰:韵律乃文献语言学之魂。

我们知道,《学记》有言:“离经辨志。”陆先生解曰:“离经就是断文句的句读;辨志就是审辨经义的内容。”然而“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意之异”(《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为什么要“句读”“音节”和“文意”而二分呢?因为“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语言而以吟咏出之,则为诗歌。凡人语言声度不得过长,过长则不便于喉吻。……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意。”所以“文章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文心雕龙札记·章句》)。正因如此,《诗经》:“王命卿士,南仲太祖。”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陆先生说:“这就无异告诉我们,这两句诗的八个字,虽然在音节上要在中间一顿,但是文意却上下直注,不能分开来停顿的。”注102不仅如此,陆先生还特别郑重地指出:

这种分析句读的方法和作用,不但是为了辨明诗句的意义,而且指出了研究诗歌句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文意的句读和音节句读应有不同的断法。……它告诉我们,必须认识音节和文意两种不同性质的句读,不能陷入音节里去讲文意,也不能专靠文意去分析句读,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文意句读和音节句读的对立,虽是季刚先生提出的,而其性质之不同则是颖明先生明确的;陆先生把它提升为一种训诂的原理和方法。冯友兰在《三松堂文集》自序中说:

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会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人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

赋古文以“调”,这是构建古代韵律语感的必经之路。从季刚先生到颖明先生,凡言训诂无不论及“声度”与“节奏”,其所以乐此而不疲者,盖在于韵律乃语感之必也。乾嘉学者发明“以声音通训诂”的破解方法,而章黄则进而发明“以声音通句读”的语言要谛。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建立的“韵律句法学”正是这一思路的当代延伸 ——“以声音通语法”。这样看来,“声度”“节奏”和“韵律”,同样是检验“文献语言学”体系化与否的一块试金石。

7.文献语体语法学

文献语言学的另一领域是语体语法。《大戴礼记·小辨篇》:“尔雅以观于古,可以辨言矣。”陆先生说:“这里的‘尔’当‘依据’讲;‘雅’是‘雅言’,就是标准语的意思。”据此,《礼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据标准语来观察古语,就可以明辨语言(的语体)了。语体的不同,用陆先生的例子来说,《书经·尧典》最为显著:

协和万邦。……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宅嵎夷。寅宾出日。……厥民析。……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共工方鸠僝功。……有能俾乂。……方命圮族。师锡帝曰。……帝曰:俞。……克谐以孝。……不格奸。……厘降二女于妫汭。

《史记·五帝本纪》:

合和万邦。……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居嵎夷。敬导出日。……其民析。……信饬百工。……众功皆兴。……共工旁聚布功……有能使治者....负命毁族。众皆言于尧曰。……尧曰:然。……能和以孝。……不至姦。……饬下二女于妫汭。

这是文献语言中古今体对应的范例。事实上,语体机制的发明,实肇自太炎先生。他在《文学略论》里说:

或曰:子谓不辩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之语为雅。

季刚先生对古代文学极富有天性,其所发明雅俗代降者,更具现代意义。在《黄侃日记》中我们看到:

宋词出于唐诗,元曲出于宋词,正如子之肖父,虽性情形体酷似,遭逢既异,行事亦殊。又雅俗有代降,其初尽雅,以雅杂俗,久而纯俗,此变而下也。雅俗有易形,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此变而上也。由前之说,则高文可流为俳体;由后之说,则舆颂可变为丽词。然二者实两行於人间,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

——《黄侃日记》第214页

言辞修润即成文章,而文与言讫于分乖者亦有。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 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此又无足怪矣。尝闻化声之道,从地从时。从地则殊境不相通,从时则易代如异国。…… 综上所说,文与言判……非苟而已也。

——《黄侃日记》第199页

陆先生秉承章黄的语体思想,在《训诂浅谈》及其他著作中深加阐发。譬如《诗经·邶风·绿衣》“心之爱矣,曷维其已”。毛《传》说:“忧虽欲止,何时能止也。”就是用串讲的方式告诉我们当时的口语语体(爱=忧、曷=何时、已=止)。

语体的构建,不仅“高文可流为俳体”,而且“舆颂可变为丽词”。《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这句话,是当时的古谚;杜预注曰:“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室人。”陆先生说:“(这)是解释古代语言结构特点:介词的宾语提前形式,是‘怒于室,色于市’的句型。”注103显然,当时(春秋时代)的词序已经是[介+宾],而[宾+介]的上古句型几乎消失殆尽。《左传》的作者用句法结构不同的古谚语来讥讽楚王,其语气含意当从古今词序的不同上来分析和理解。这一点,非深知语体时空变异之律者,不得其解也。《典论·论文》有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先生的文献语言学在这方面不仅继承了章黄的语体思想,而且把它直接应用到具体的文献分析中来。最明显的就是先生对繇辞的解释。《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陆先生说古人所以如此断句者,是因为“繇辞是韵文,句读齐,正是这类文体的特点。”用“文体训诂”纠正了古人(贾逵、刘炫)“没有看到这一点”的“盲体”错误注104。陆先生的文献语言学正是在这种“文体训诂”的实践中,为后代有原理、有体系的语体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