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技能偏好技术变革与教育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的发展之所以不仅能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是和20世纪具有技能偏好的技术变革紧密相关联的。最近20多年来，劳工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工资收入不平等时，越来越多地关注所谓技能偏好技术变革（SBTC—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即导致对受过更多教育的高技能劳工的需求增加的技术变革。93不过，技术变革并非从来就是对受过更多教育的高技能劳工情有独钟的。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很多技术变革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用物质资本、原料和低技能劳工的结合来取代高技能工匠，致使后者去技能化，沦入低技能劳动力大军。94因此，我们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美国资本密度增加在促进人均产值增长方面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这个国家当时的优势是在交通、通讯和生产方面的资本投入（从火车、电报到种种机器设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从东、南欧到美国来的大量低技能移民劳工。对于培养高技能劳工来说必不可少的教育或者说人力资本投资，在19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中虽然也有它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无足轻重。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此时美国工业的主要部门从工业化初期的工厂制生产转向了大规模连续性生产，并从使用蒸汽和水力转向了使用电力作为动力。这样一来，对原本用于搬运、传送、组装和生产线上的低技能劳工的需求大大减少，而对于安装、维修和改进机器设备的高技能劳工的需求则增加了。95此外，以化工、电器、内燃机、无线电、航空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天、原子能、生命科学、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对高技能劳工的需求，则更是知识经济时代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就20世纪而言，美国的重大技术变革基本上都具有技能偏好的倾向。

由于教育能满足技能偏好技术变革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使技术进步的成果付诸生产实践，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教育在促进20世纪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技能偏好技术变革对高技能劳工需求的增加，还会导致高技能劳工相对于低技能劳工的工资溢价上涨，使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导致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并进而约束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之一，结果将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然而，美国教育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迅速发展，却帮助美国经济避免了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这是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可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结束，美国教育的缓慢发展使教育在这方面难以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美国不仅工资溢价上升，而且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步履艰难。

那么，美国教育是如何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帮助美国经济避免了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利影响，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未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呢？戈尔丁和卡茨的统计分析对此做出了回答，详见表4。

表4　1915—2005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以及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供求变化（100×对数　变化年率）

*资料来源：Goldin and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97， table 8.1， 305， table 8.3.

从表4可以看出，技能偏好技术变革导致对高中毕业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很明显，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成了例外，不过这种需求增加到20世纪最后20年里减弱了势头。相比之下，技能偏好技术变革导致的对大学毕业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上半叶不如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来得强劲，但1950年后前者势头显著增强，并且基本上保持到了20世纪终结之时。从1915至1980年，当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持续增加时，其工资溢价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在大幅度下降后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高中运动”带来的大众中学教育的普及，使得高中毕业生的供给增速超过了需求增速，或者不相上下。其间唯有20世纪50年代因需求增速太快而供不应求，造成工资溢价小幅度上升。然而到20世纪最后20年，在需求增加减速的情况下，供给增速仍然大大落后，于是工资溢价显著上涨。至于对大学毕业生需求的增加速度，在1915至1950年都不是很高，而供给增速则遥遥领先，所以工资溢价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20世纪50年代需求急速上升时，供给增速一度落后，工资溢价乃显著上升，但很快就在其后20年里得到抑制，这显然是因为战后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终于使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增速赶上并超过了需求增速。直到1980至2005年，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速才又一次落到了需求增速的后面，工资溢价终于大幅度上升。

由此可见，技能偏好技术变革固然可以像劳工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那样，在增加对高技能劳工需求的同时提高工资溢价，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但是在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高技能劳工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它还使高技能劳工的供给超过或者接近需求，那就可以避免工资溢价的过度上浮，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对市场需求扩张产生不利影响，为经济增长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在哈佛大学教授戈尔丁和卡茨看来，这实际上是一场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当“人力资本世纪”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增加了对有更高教育水平劳工的需求时，教育发展的速度能否快到足以满足技术变革对劳工队伍提出的要求，就成了美国经济可否继续雄视天下的关键之一。在20世纪的前75年，美国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进步速度超过了技术变革在劳动力需求上带来变化的速度，这不仅有利于美国在经济上成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而且有助于美国在收入分配上缩小了不平等的差距。20世纪最后20多年以来则相反，美国教育正在失去其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其进步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变革在劳动力需求上带来变化的速度，结果我们看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开始面临种种困境，而且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自大萧条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诚然，美国经济的兴衰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进步的快慢，但是在“人力资本世纪”里，教育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防止工资溢价过度上浮中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它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断然不可小视。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