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我之所以斗胆将本书的书名定为“伦巴第街”，而不是诸如“货币市场”之类的名字，是因为我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的确希望表明我想要解决的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当前，这样一种观念非常盛行：货币市场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它只能用十分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因此关于货币市场方面的著作也一定非常艰深晦涩。但我认为，货币市场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体而实际，我们可以用相当平实的语言来描述它；如果某部书的作者的话让人感觉如堕五里雾中，那只能是作者自己的问题。然而，我承认，在一点上，我在写关于这个话题的书时很可能会占据一种对其他人而言有失公允的优势。货币市场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有一半或多半的原因是针对《皮尔条例》（Peel’s Act）注1所产生的论战，以及关于该条例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或者说理应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的一些抽象的讨论。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定会刻意地较少谈及1844年的皮尔条例；而当我不得不谈到它的时候，我也几乎只会涉及它的一些直观效果，而基本上不会涉及其核心基础，即使有的话也只会有一点点。
之所以这样做，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只要你提到1844年条例的什么内容，那么无论你再说其他任何内容，都会变得不重要，因为没有人会关注你所说的其他内容。大多数的批评人士只会抓住与1844年条例有关的内容，要么对其进行攻击，要么对其进行辩护，好像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一样。议会颁布的这项条例已经引发了大规模激烈的争议，直到现在围绕着它所产生的敌对情绪依然存在。对于许多人来讲，关于这个条例的一句话可能会比一本阐述这一主题的其他部分的书更令他们感兴趣。对立双方会问每个写作这一主题的新著者一个问题：你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他们基本上不关心其他问题。当然，如果果真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1844年条例是英国货币市场的原动力的话（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它是各种好处的源泉；而按照另一些人的说法，它是各种问题的根源），那就不能因为针对它提出一种观点可能会引发极度愤怒而不去自由发表意见。无论写作任何主题，著者都不会忽略最基本的事实，以免遭到其他人的攻击、谩骂，但是依我的判断，1844年条例只不过是货币市场上的一件次要的事情。它所受到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应该得到的，而与它相关的一些现象的重要性也被人为地放大到了一个它们本不配拥有的程度。我们不要忘了，现在距1844年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而在这30年间，物质文明的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银行业的发展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因此，即使在1844年经常被提及的一些事实确有当时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重要性（我相信在某些方面它们是被夸大了），发现在一个新世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更显著和更重要的现象也不会有什么令人感到惊讶的。在我看来，事实是这样的：自1844年以来，伦巴第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去描述和讨论一个当时小而脆弱、现在却充满活力的成熟世界的话，我们就无法对伦巴第街做出判断。有鉴于此，我希望尽量少地谈及1844年条例，而是尽我所能地把“后皮尔时期”的组织架构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详细阐述，这样，那些已经受够了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就不会感到过于厌烦，而关于英国金融市场的新的被忽视的部分也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最为简单、真实地描绘伦巴第街的方式是把它说成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所能看到的经济的强力性和脆弱性的最伟大结合。经济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货币就是经济力量。众所周知，英格兰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人们也都承认，它拥有着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可供随时动用的现金。但却很少有人了解英格兰的现金余额，即可以以任何目的贷给任何人的浮动贷款基金（the floating loan-fund），究竟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金余额多多少。而能够表明伦敦贷款基金的规模有多庞大、比其他地方的贷款基金多多少的统计数据也是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对比中粗略了解已知存款（即那些公布其账目的银行所拥有的存款）的数量：
伦敦的存款（1872年12月31日） 120,000,000英镑
巴黎的存款（1873年2月27日） 13,000,000英镑
纽约的存款（1873年2月） 40,000,000英镑
德意志帝国的存款（1873年1月31日） 8,000,000英镑
当然，同业存款并不是衡量一个货币市场所拥有资源的一个严格准确的指标。相反，在法国和德国以及所有的无银行国家，更多的现金存在于银行体系之外，这一点与银行业发达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截然不同。但可以这样说，那种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不能算作“货币市场货币”（money-market money），因为它们是不可获得的。除了他们自己所遭受的重大不幸、除了以法国本国证券的形式所发放的贷款外，没有什么可以从法国民众那里抽走他们所囤积的货币。其他证券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这些证券。被囤积起来的货币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它们本可以不被囤积起来。相比之下，英国的货币则是“可借贷的”。我们的人民在处理他们的钱时要比任何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众都更为大胆；即使他们并非很大胆，把钱存在银行里也使得货币更易被获得。一个银行家手头有一百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可以把它放贷到任何他愿意放贷的领域，而借款者也会来找他，因为他们知道或者相信他手里有这么多钱。然而，如果这一百万的总额为几十个人所分散持有，它就没有任何力量，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或者应该找谁去要。英格兰货币市场之所以会如此发达并且远胜于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关键就在于货币集中于银行，这即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货币集中于银行所产生的效果也经常为我们所见。经常会有人向我们提出借款要求，而我们也确实贷出了大量资金，这样庞大规模的贷款额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获得的。时常听说，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一定的价格从伦巴第街借钱：有些国家借入的成本要比别的国家低很多；但据说只要愿意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所有国家都可以得到一些贷款。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如果把借款的一方仅限定为文明国家政府的话（其实本来也应如此），那就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了。只要它们想借，还很少有哪个文明国家政府在向我们提出大额借款要求时遭到过拒绝，而它们中的大部分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这种大额借款。任何国家如果要修铁路的话，尤其是穷国，就一定会来找我们——这个银行国度——贷款。其实，对于借款的外国政府来说，英国的银行家们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放贷主体，但是这些银行家们却是那些把钱借给外国的放贷人的最重要的放贷主体。他们差额发放外国股票抵押贷款；也就是说，他们提供80%的款项，而其余20%由名义放贷人提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量工程在英国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完工；如果没有这些帮助，这些工程是不会被列入计划的。
对于我国国内的企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已经彻底忘了这样一条箴言：任何可能需要花钱或被认为可能需要花钱的项目都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流产。然而，这条箴言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却再熟悉不过了，而且目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它依然经常被人们所提及。一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公民是无法想象我们现代人的思想状态的。他会认为铁路的发明是毫无用处的（假设他能理解铁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想筹集资金去修建它是不可能的。目前，在一些殖民地国家和所有的野蛮国家中，没有大量的可转移资金，也没有可贷基金来帮助人们实施大型工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是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实施新的大型工程项目的；而在多数富有国家，资金则太过分散，都被其所有者牢牢掌握在手中，想为实施某些新项目而大规模地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但在伦巴第街，除了个别罕见的时期外，大多时候，只要能提供优质的抵押品或合理的预期收益前景，获得资金常常不是问题。像伦巴第街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这样平等的借贷条件是任何国家以前都未曾体验过的。
然而，尽管向新企业或外国偶尔的贷款是体现伦巴第街影响力的明显例证，但那绝不是其发挥影响力的最引人注目或最为重要的领域。英国依靠借来的资金进行贸易活动已经达到了一种令外国人对此几乎没有概念而令我们的祖先也无法想象的程度。在英国的每个行政区，都有不少小贸易商崛起，他们“大量贴现票据”，利用以这种方式借来的资金，他们即使没有彻底消灭旧资本家，也对其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令其不胜其烦。这些新的贸易商在贸易斗争中显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一位商人自己拥有50,000英镑，要想赚取10%的利润，他必须每年赚得5,000英镑，相应地他要以此为基础为其商品定价。假设另外一位商人只有10,000英镑，但他通过贴现的方式获得了40,000英镑（这在现代贸易中并不是什么极端的例子），这样他也有同样的50,000英镑可以使用，而为获得同样的利润率，它的商品却可以以低得多的价格销售。如果他的贷款利率为5%，则他每年要支付2,000英镑的利息。如果同前述那位旧贸易商一样，他一年也能赚得5,000英镑，那么在支付利息之后，他一年仍可赚得3,000英镑，相对于其自己的10,000英镑本金来说有30%的利润。由于大部分商人对利润率的期望值都远低于30%，因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会放弃一些利润，降低商品的价格，而这会将那些旧贸易商，即完全依靠自有资金从事贸易的商人彻底逐出市场。在英国现代商业中，由于以票据贴现形式或支付适度利息的形式获得贷款的把握性很大，因此用借入资金进行贸易会形成稳定的优势，而完全或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则越来越不利。
英国商业的这种越来越趋于民主化的体系在很多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其所引发的后果也颇为复杂。一方面，它阻碍了一些商业巨擘家族（例如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家族）的长期延续，在这些家族中，良好的修养同巨额的财富一样代代传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体现着贵族的品位与商人的眼光及魄力的完美结合。他们可以说是被一群脏兮兮、不起眼的人排挤掉了。在传承了一两代之后，他们便退隐江湖。虽然坐拥巨额财富，却只能取得微薄的利润，他们认为这点利润甚至都不足以弥补他们因在商业中遇到的无礼的商业伙伴和粗鲁的举止所遭受的不快。商业门槛的不断降低对于商业道德的维护也是非常不利的。过去享有盛名的大公司希望把这种声望在未来继续传递下去，因此它们不愿意去搞一些欺诈的小把戏。它们将交易的可持续性看作生存之本，而一旦发生欺诈行为，这种可持续性就会遭到破坏。当我们仔细考察英国商品的声誉遭到损害的原因时，我们发现罪魁祸首就是那些由银行“贴现”所扶植起来的新商人。这些人急功近利，他们会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他们所依靠的就是低廉的价格，并以此取得了成功。
虽然商业的这种民主化体系存在着上述及其他各种问题，但一个突出的优点弥补了这些缺陷。没有哪个有着伟大贸易传统的国家，至少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做到像英国那样极少“打盹”——这是形容它的唯一恰当的词。一个主要倚仗商业富豪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反应如此敏捷，他们的商业会持续不断地沦落为常规的商业方式。一个腰缠万贯的人，无论多么精明，他总是或多或少会这样想，“我拥有巨额财富，我要把它留住。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肯定能留住这些财富；但如果情况有变，恐怕我就会失去它”。因此，他把环境的任何变化都看成是令人生厌的东西，也会尽可能远离这些变化。但对于一个商界新人、一个要在这个世界上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的人来说，懂得这样的变化对他来讲则是机会。他一直在密切搜寻这样的变化，而当他发现时，总会特别留意。英国商业的这种接地气的体系正是其自身得以生存发展的秘诀；因为它蕴含着“对于变化的偏好”，而这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动物王国，都是进化的准则。
在这种长期不断的借贷活动中，伦巴第街一直作为中间媒介。它是这个国家安静的资金储蓄地区和活跃的资金使用地区之间固定的经纪人。为什么特定的交易会在特定的地方达成，这个问题通常很难回答；然而，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当一项交易选择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之后，其他地方就很难取而代之了——可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新地方有某种非常巨大的内在优势。说来也奇怪，商业如果仅仅局限在本地，就会非常保守，而如果某种力量强制其向外发展，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英格兰很多地区在整个本地区的范围内是不能使用也不会使用它们自己的资金的。纯农业郡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拥有肥沃的土地但却没有制造商也不存在贸易的郡，其所拥有的储蓄额要远远超过在该郡可以被安全贷出的资金数量。这些储蓄首先被存入当地的银行，通过这些银行运往伦敦，然后存在伦敦的银行家或票据经纪商那里。而无论是存在银行家那里还是存在票据经纪商那里，结果都是一样的。以这样的方式从一些地区聚拢来的资金被用于贴现一些工业地区的票据。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和汉普郡（Hampshire）的银行家把这些资金存放在伦巴第街的银行家和票据经纪商那里，而伦巴第街的这些银行家和票据经纪商则将这些资金用于贴现那些来自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票据。这样，伦巴第街就成了英格兰两大部分之间的永久代理人：其中一部分包括的是那些发展迅猛的地区，在那里，任何数量的资金都可以得到妥善、便利的使用；而另一部分则包括那些发展趋于稳定和日渐衰落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总是存在剩余资金。
这一机制非常有用，因为它非常便于调节。政治经济学家们说，资金会流向那些利润最为丰厚的行业，会迅速离开那些利润微薄或根本不赚钱的行业。但在一般的国家，资金的这种流动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些对于抽象的事实也想得到直观了解的人通常会对资金的流动产生怀疑，因为他们无法亲眼看到这一过程。而在英国，这一过程则完全可见，你只需看看票据经纪商或银行家们的账本就可以了。他们的票据箱里总是装满了从那些利润最为丰厚的行业中所开立的票据，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较而言，却极少见到那些利润较低行业的票据。如果钢铁业不再像惯常那样有利可图，那么钢铁的销售数量就会减少；销量越少，票据就越少；于是，伦巴第街上的钢铁票据数量减少。而如果由于收成不好导致谷物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就会立刻生成大量“谷物”票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这些票据去伦巴第街贴现。这样，英格兰的资金必将迅速流向那些最需要它们且能被派上最大用场的地方，这与水往低处流是一个道理。
这种效率高、反应迅速的机制使得我们在与那些不够先进国家的竞争中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这里所说的不够先进特指在信贷方面。在每一个新的贸易中，英格兰的资金都会迅速流向那些能够理解新的机会并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在那些借贷资金极度短缺和那些不但资金短缺且借贷遭遇抵触、过程拖沓的国家，一些有魄力的商人会长期受到压制，因为他们无法立刻融到资金，而如果没有资金的话，即使交易技巧高超且深谙交易之道也无济于事。于是，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贸易都会聚到英国来完成，这经常会导致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发生，也使得许多哲学家的预言失灵。苏伊士运河就是其中一个令人讶异的例子。人们普遍预测，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将会使先前发现的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航线被废止掉。在运河开通之前，所有来自东方的贸易品都会被运抵南欧的各个港口，然后再从那里发往欧洲各地。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伦敦和利物浦成为东印度商业中心是很反常的，据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将矫正这种情况。M. 德·托克维尔（M. de Tocqueville）曾说：“如果说有人会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话，那一定是希腊人、施蒂里亚人（the Styrians）、意大利人、达尔马提亚人（the Dalmatians）和西西里岛人（the Sicilians）。”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条运河的主要使用者居然是英国人。托克维尔所提到的这些民族都没有现成的资金——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资金——去建造大型螺旋桨蒸汽船，这种船是可以利用运河来谋利的。从根本上讲，这些看似合理的预测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但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它们是相当错误的。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有很多富人——每个国家都有富人，而是因为英格兰拥有着举世无双的大量游资，而这些游资会迅速给那些窥探到巨大的新获利前景的商人带来帮助。
用欧洲大陆的话来说，这种无意识的资金运作机制不仅使英格兰人在把握新商机时相对于其欧洲大陆的邻居来说更为迅速，而且也能让他们留住那些他们以前就一直关心的贸易。继李嘉图之后，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注2也教导我们说，所有古老的民族在从事需要大量资金的贸易方面都有着特殊的天分。他还指出，在这些国家，资金持续不断地流向一些贫瘠的地区，使得资金的利息大幅下滑，因此在那些需要大量资金的贸易中，这些国家会比那些承担高利息的国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毋庸置疑，这一理论颇有道理，但在现实中，只有在加上一定限制条件并配备一些推论的情况下它才适用，而这是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的。然而同样的道理对于英格兰来说显然几乎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它习惯于使用借来的资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一个有着很少一部分自有资金却有着很多外借资金的人相比于另外一个比他富有但却仅仅依靠自有资金的人来说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个富商人谋求的是他在贸易中所用资本的完全商业利润率，而这个穷商人则更关注他所用资本的利息（可能不及其所取得的利润的1/3），因此，某个水平的收入对这个穷商人来讲可能已经足够可观了，但对于这个富商人来说却足以令其感觉利润微薄以致退出贸易。人们普遍认为，英格兰将面临来自外国的新竞争，且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其陷入险境，从别的方面来看，这样的判断非常有道理，然而就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方面来看，就需要重新商榷了。英格兰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可以让满足于较低售价的财力不足的新商人参与贸易，这种机制很可能会确保英格兰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为其他国家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与之匹敌。
我们或许还能再拿出许多其他情况进行分析，但要把整个商业全景都加以详细阐述实在过于繁复且没有意义。主要的结论已经非常清晰，英国的贸易从本质上来讲已经演变为一种基于借贷资金的贸易；而且，只有通过完善我们的银行体系，我们才能从事我们所从事的这种贸易，我们也才能完成大量贸易。
然而，与这一体系所拥有的力量成正比的是它的脆弱性——如果我说风险的话也不算太过分。由于我们对这一体系非常熟悉，我们的双眼被蒙蔽了，无法看到其令人惊讶的本质属性。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伦敦这样，把这么多借来的钱汇聚在一起。在伦巴第街所拥有的上百万英镑中，绝大部分以短期通知存款或即期存款的形式为银行家或其他人所持有。也就是说，这些存款的所有者可以在他们愿意的任何一天取回这些存款——在恐慌时期，确实有人取回了一些存款；如果这些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要求取回，那么我们的银行系统和工业系统就将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
在这些存款中，有些存款的性质很特别，相当与众不同。自普法战争注3以来，我们比以往更加成为整个欧洲的银行，大量的外币基于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目的而存放在我们这里。而在恐慌时期，它们可能会被取走。1866年，我们所拥有的外币数量相对来讲非常少，但就是那么一点钱还被要求取走，为了兑付这笔钱，我们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并遭受了极大的磨难；而如果现在要我们兑付我们手头所持有的比那时数额大得多的存款，而且我们手头依旧没有比那时更好的资源的话，那么情况将会更加糟糕。
可能有人会说，尽管我们的即时负债很多，但我们当前所拥有的应对方式也很多；尽管需要我们随时兑付的存款很多，但我们随时可用以兑付这些存款的资源也很多。然而恰恰相反，纵观历史和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银行存款中的现金储备比例像英格兰现在的比例这么小。注4我们完全没有根据手头所拥有的现金数量的一个合理比例控制信贷，现金数量非常少，以至于当一个旁观者发现了现金那么少而其所支撑的信贷量竟然那么大时都会感到恐惧。
可能还会有人说，对于我们的信贷系统的规模及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必感到忧虑，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控制它的办法，并且总能审慎地对其实施管理。然而，实际上我们并非总能审慎地对其实施管理。奥弗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 and Co.）注5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反面例子。十年前，这家银行就坐落在伦敦金融城中的英格兰银行旁边；它在海外的知名度可能比任何一家类似的银行都要高，甚至高于那些纯英国公司。该银行的合伙人拥有大量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大都是通过经营活动赚取的；他们甚至还从房地产中赚取了不少收入。然而，六年后，这些合伙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全部财产，将其业务出售给了银行，而后，他们又将大部分的银行资金也都赔掉了。轻率而愚蠢的借贷行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人们普遍认为，在伦敦金融城里即便是一个孩子向外贷款，也会比他们做得好。经历了这一事件，我们千万不要太过相信我们长期以来建立起的这个信贷体系，也不要太过相信深深扎根的商业传统。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是被怎样的一个系统所操控，我们必须确保这个系统的安全性和适当性。
然而，要想唤起我们的银行从业者们这样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对当前贸易的发展态势采取了放任态度，而当有贸易落到自己头上时，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赚取利润或力争赚取利润，并且他们不愿意考虑这些贸易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尽管奥弗伦—格尼银行的轰然崩塌引发了一阵恐慌，但也开始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大部分的银行业人士都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系统都不会在我所在的这些年头里出问题。它已经延续了许久，未来可能还会依旧延续下去”。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其实并没有太久的历史。这样数额巨大的资金聚焦在一个地方的几家银行手里的情况以前从没有出现过。1844年，伦敦的四家大型股份制银行所拥有的负债总额为10,637,000英镑，而现在这个数额已经超过60,000,000英镑。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私人存款为9,000,000英镑，而现在则为18,000,000英镑。从全国范围来看，那时的存款数量仅仅相当于现在存款数量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不能仅凭经验就证明我们的体系在今天的安全性，因为这个体系当前所要应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资金量级。显然，一个体系调节几百万的资金量可能非常得心应手，可当它被用于应对上千万的资金量时可能就会显得手足无措。而这可能就是伦巴第街所面临的情况：它的发展是如此地迅猛，而且它的业务性质是如此地史无前例。
我绝不是想危言耸听。尽管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些稀奇古怪和与众不同，但我仍相信它是可以安全运转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它安全运转的话，就要认真对它进行研究。当我们面对一项困难的工作时，千万不要把它想象得太简单；同样，当我们生活在一种虚构的状态下时，千万不要以为是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资金不会自我管理，伦巴第街有大量的资金需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