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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自己特有的、我并不乐于承认的顾虑——它涉及道德和到目前为止大地上一切被当作道德来颂祷的东西——，一个顾虑，在我生命中出现得如此之早，不请自来，不可阻挡，与我的环境、年龄、榜样和出身相矛盾，我因而或者几乎有理由称之为我的“先天”（A priori），——由于这种顾虑，我的好奇和我的猜疑必定会在这个问题上适时停留一下：我们的善和恶到底来自何种起源？事实上，恶的起源问题在我还是个13岁少年的时候就追着我了：在一个人们说“一边玩耍一边信上帝”^注737的年龄，我就把我第一篇儿戏之作，我的第一次哲学练笔献给了它——至于我当时对问题的“解决”，则理所当然地是尊崇上帝，奉他为恶之父。这就是我的“先天”要我做的么？那个新的、非道德的，或至少是非道德主义的“先天”？以及从中道出的，嘿，如此反康德、如此诡秘的“绝对命令”，那个我在这期间越来越仔细地聆听而又不仅仅是在聆听的律令？……幸运的是，我及时学会了把神学成见和道德成见分开，并且不再到世界背后去寻找恶的起源。一些历史学和语文学方面的学术训练，再加上对于心理学根本问题的天生挑剔的感受力，很快使我的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人类是在何种条件下为自己发明那些善恶价值判断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呢？它们迄今为止是阻阨还是促进了人类的繁荣呢？它们是生命之窘困、贫乏和蜕变的标志吗？或者相反，这些价值透露出生命之饱满、力量和意志，生之勇气，生之笃信，生之未来？——对此，我在自己这里发现并冒险尝试了若干答案，我区分个体所属的时代、民众和等级，我把自己的问题专门化，从答案中又变出新的问题、研究、猜想和或然性^注738：直到最后有了一片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地盘，一个完整、隐蔽、时时生长和欣欣向荣的世界，仿佛秘密花园，没有人会料到里面有什么……哦，我们多么幸运啊，我们认识者——假如我们知道足够长久地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