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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高尚者那里情况正好颠倒过来，他会预先自发地，亦即从自身出发去构想出“好”这个基本概念，由此才为自己造出一个关于“坏”的表象！这样一种起源很高尚的“坏”，和那种从没喂饱的仇恨的烧锅中酿出来的“恶”——前者乃是一个附带创造，一个顺便，一道互补色；后者则相反，是本原，是开端，是构想一种奴隶道德的真正行为注801——“坏”和“恶”，这两个与貌似是同一个概念的“善”之反义词，是多么的不同呵！但那并不是同一个“善”的概念。人们或者毋宁该自问，在怨恨道德的意义上，“恶”的到底是谁。十分严格的回答是：就是另一种道德里的“善人”，就是高尚者、有权势者、统治者，只不过是经由怨恨的毒眼被染了色，转了义，变了模样。在这里，我们至少想拒绝一点：谁若只把那些“善人”当作敌人来认识，他所认识的也无非是些恶魔注802，而这样一些是恶魔的人们，他们是那么严格地受限于礼俗、崇拜、习气、感激，更多地还是受限于相互的警惕、同侪争胜的嫉妒；而另一方面，在彼此相处的行为方式中，在顾虑、自制、体贴、忠诚、自豪和友谊方面他们又显得如此花样百出，——他们是冲着外部去的，冲着接壤于陌生之物和陌生之地注803的地方而去，与出柙的食肉动物相去无多。他们在那里享受着摆脱了一切社会强制的自由，他们在荒野中保护自己不受共同体中的紧张的伤害，那种紧张在共同体的和平中造成长久的封闭与隔阂，他们返回到食肉动物良心的无辜里，成为欢欣鼓舞的巨怪，也许在一连串丑恶的凶杀、焚烧、亵渎、拷掠之后，能够带着一种骄恣与灵魂的平衡悠然离去，仿佛只是耍够了一场学生闹事，还确信诗人们现在又有了可以长期吟唱传颂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高尚种族，根性里错不了都是食肉动物，都是堂皇地垂涎尾随于猎物和胜利果实之后的金毛野兽注804；而这个暗藏着的根性时时需要释放，动物一定要再出来，一定要再回到荒野：——罗马、阿拉伯、日耳曼和日本的贵胄们，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们——这样一种需要，他们全都是一样的。高尚种族，就是其所过之处皆可见到 “野蛮”概念的种族；即使在他们最高等的文化中，仍然会流露出这方面的一种意识，一种自负（比如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墓前演讲中对他的雅典同胞们说：“我们的果敢开出了通向一切邦国和海洋的道路，无论好歹注804a，随处立起了不朽的碑石注805”）。高尚种族的这样一种果敢，如其所展露的，如狂如痴，突如其来，这种甚至于他们的功业不可预测、未必可成的东西——伯里克利注806特加表彰了雅典人的ῥαθυμία［轻松注807］——，他们对安全、身体、生命、舒适的漠然和不屑，他们在所有毁灭中、在战胜后的所有淫乐和残忍中所得乐趣的那种令人骇然的明朗和深湛——所有这一切，在为这些罹受苦难的人们那里，皆归入“野蛮人”和“恶魔”的形象中去，比如“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形象。德意志人一旦掌有权力便会激起的那种深深的冷冷的不信任（现在又是这样）——一直都还是那次不可磨灭的惊骇的余音，曾经有几个世纪之久，欧洲带着那种惊骇观看过金毛的日耳曼野兽注808们的暴烈（虽然，在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上的亲缘关系，更不用说血缘了）。有一次我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赫西俄德在构思黄金、白银、青铜的文化年代顺序时的尴尬注809：荷马那个如此壮丽却又同样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残暴的世界给了他一个矛盾，他不知道如何去消除，只有把一个年代做成两个，使之前后相继——一个是特洛伊和忒拜的那些英雄和半神的年代，那些高尚的世系在记忆中所保留的世界就是这样，他们自家先王就源自于彼；然后是青铜年代，在那些被践踏者、被掠夺者、被虐待者、被拖曳者、被买卖者的后代们看来，那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由青铜铸成的年代，如前所述，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与良心，一切皆磨为齑粉，抹以鲜血。假定，倘若现在被信为“真理”的东西不论如何竟是真的，全部文化的意义恰恰就是，从“人类”这种食肉动物中培养出一种驯顺的文明动物，一种家养动物，那么毫无疑问，所有那些帮助羞辱和强暴高尚世系的反应本能与怨恨本能，必将被看作真正的文化工具；但这可不是说，那些本能的托载者注810们本身同时亦对文化有所表现。而毋宁说，相反的情形倒还差不多——不！今天已经是有目共睹了！这些托载着诸种低贱拂逆和复仇若渴的本能的东西，欧洲和非欧洲的所有奴隶阶层，尤其是所有前雅利安人住民的后代们——他们表现的是人类的退步！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一个耻辱，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让人从根本上猜疑和反对“文化”的论据！人们消除不了对一切高尚种族根子里的那只金毛野兽注811的恐惧，对它分外提防，这完全是对的：不过，相对于不恐惧却又在不恐惧的同时摆脱不了那些长坏了的、渺小化的、枯萎了的和受了毒害的东西的恶心景象，谁不是百倍地宁愿要那种同时尚允许有所惊叹的恐惧啊？而那景象不正是我们的厄运么？是什么造成今日我们对于“人类”的反感呢？注812——因为我们罹受着人类注813，这一点毋庸置疑。——不是恐惧；而毋宁说，对于人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好恐惧的了；而毋宁说，“人”这种蠕虫已经爬上并且是蠢蠢簇集于前台了；而毋宁说，“驯化人”、中等得无可救药的人和令人不快的人本身已经学会觉得自己就是目标和顶峰，是历史的意义，是“高等人类”；——当然，只要他觉得自己与那些长坏了的、患病的、疲惫的、生命消耗殆尽的到处涌出的人们（今日之欧洲已经开始闻得出这种臭味了）还保持着距离，他就有一定的理由这样去觉得自己，从而觉得自己是至少相对长得算好的、至少还有生命力的、至少还对生命说着“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