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举国皆为“差不多”

（1891～1962），原名胡洪、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

·愚昧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愚昧是更不需我们证明的了。我们号称5000年的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30年的大学（北京大学去年12月满31年，圣约翰去年12月满50年，都是连初期幼稚时代计算在内）。在今日世界，哪有一个没有大学的国家可以竞争生存的？至于每日费100万元养兵的国家，而没有钱办普及教育，这更是国家的自杀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这是我们的第三大敌。

·不肯创造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它不肯学人的时候，它的盛世已过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300年的历法完全是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于他们肯一心一意地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肯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这是必然的道理。浅见的人都说日本的山水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日本画自有它的特点，在人物方面的成就远胜过中国画，在山水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近年已有人赏识日本的小诗了。日本今日工商业的长足发展，虽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货币低落的恩惠，但它的根基实在是全靠科学与工商业的进步。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日本更低，货币平常比日本钱更贱，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他国资本家抢商场”呢？我们到了今日，若还要抹杀事实，笑人模仿，而自居于“富于创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吧。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2000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3个1000年的大学，有许多500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贪污

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国家公开“捐官”曾成为制度，不但25年没有考试任官制度之下的贪污风气更盛行，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正如亨丁顿说的：“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文言叫做‘染指’，俗语叫做‘揩油’。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质的行为。”

·不知耻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

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份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吸户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5000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40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300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道德低浅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学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作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整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没有作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作法有热心的事实。这些好名词的存在并不曾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这些八股、小脚等等“固有文化”的崩溃，也全不是程颢、朱熹、顾亭林、戴东原等等圣贤的功绩，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那科学工艺造成的新文化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

·“差不多”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叫他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东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笑嘻嘻地赔小心（道歉）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过了两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8点30分开，同8点32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就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就断了气。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都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野蛮

一个朋友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禁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中，无论哪一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从生产说起。我们至今还把生小孩看作是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净的秽物。由此，使绝大多数的人民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还在绝无知识的产婆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完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免不了危险，稍有危难的症候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

生了下来，小孩子的卫生又从不讲究，小孩总跟着母亲睡，哭时使用奶头塞住嘴，再哭便摸他，再哭便打他。饮食从没有分量，疾病从不知隔离，有病时只知拜神许愿，求仙方，压邪。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靠天，只是侥幸长大，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子若安全过去，烧香谢神，小孩子若遇了危险，便是“命中注定”。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女孩子便更痛苦。女孩子到四五岁时，母亲便把她的脚裹捆起来，小孩子疼得号哭叫喊，母亲也是眼泪直滴，但这是为女孩的终生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亲忍着心肠，紧紧地捆绑，密密地缝起，总要使骨头绑断，血肉枯干，变成三四寸的小脚，然后父母才算尽了责任，女儿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资格！

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里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所以叫念“死书”。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折磨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

这是我们怎样对待小孩子。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残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关于贞操

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妖言，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选自《胡适与中西文化》，中国台湾水牛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介绍20世纪学术权威（三）胡适》，中国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