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濠梁鱼乐我知道鱼儿的快乐

庄子之所以能知道鱼的快乐，是因为他从人和物交融统一的角度，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喜怒哀乐之情移注到鱼身上，这样鱼便有了喜乐，它与人在心理默契中交流着各自的情感。

鱼乐之辩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鱼儿悠悠哉哉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啊！”

庄、惠在濠梁之上“知鱼之乐”的论辩，是一个广为流传、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和惠施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惠施从人与物对立的视角，说明人不能感知动物的喜怒哀乐；庄子从人与物的通融的角度，赋“鱼”以人的情感意识；前者是纯理智的逻辑思维，后者是艺术审美型的直觉思维。

惠施是战国时期名辩学派的代表人物，具有杰出的政治才干，热衷于游说辅佐诸侯国君的社会活动。曾游魏，为惠王立法。与邓析齐名，谋划齐、魏国君相会于徐州称王；出使楚国，停止五国伐秦的计划；说服赵国，请伐齐存燕，是魏惠王、襄王时期魏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和庄子都是宋国人，常在一起辩论，是学术研究的好朋友，但两人情趣、志向迥然不同，惠施想以雄才大略立功名于天下，而庄子则无意于当世。惠施是名辩大家，以雄辩的口才和论证逻辑称著当世，而庄子是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哲学家，喜沉思冥想，重意会轻言传，以直觉体悟事理。人能否“知鱼之乐”的论辩鲜明地反映了惠施功利性取向的价值观和重“言传”的逻辑思维，反衬出庄子超功利的艺术审美价值取向和重“意会”的直觉思维的独特之处。

鱼乐之辩

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论辩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交锋。惠子从人与物对立的视角，用逻辑思维得出“人不知鱼之乐”的结论。庄子从人与物交融的视角，用直觉思维体悟出“人知鱼之乐”的境界。

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

从物和人相对立的视角分析，惠施的反诘是强有力的，他无疑是这场论辩的胜利者。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功利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因。在这种生存意识的支配下，人是世界的主体，而自然是人征服占有的对象，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有喜怒哀乐之情，而自然物没有情感意识，便不会有喜怒哀乐的心理感受，人也不能认识体味自然物的感受，这是人类的同感。如果有人说自然物有情有义，常人自然以为他是胡说八道。惠施便是从这一简单的生活常识出发，否认庄子的感受的。惠施是从人和物对立冲突的角度理解问题的，实用性的功利价值态度和分析论证型的逻辑方法，使他把人仅仅理解为利益的动物、逻辑的工具，而不是活生生的全面的人。

若从人和物交融统一的角度深入思考庄子提出的问题，便会得出与惠施相反的结论，即庄子“知鱼之乐”的感受并非胡言乱语，而是人的真切的主观感受。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是有欲望、需求、激情、冲动和意志的活生生的存在物，不但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场合，人们为了抒发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便把自己的喜哀乐之情移注到眼前的自然物身上，这样自然物便成了有情有义的生命物，它与人在心理默契中交流着各自的情感。庄子之所以在濠梁之上的优美自然环境中，能感受到平日在动荡现实中不曾有过的自由快乐，是怡然自得、无拘无束的“鱼”，唤醒了庄子心灵深处渴望充满美和自由情趣的人生理想，借物生情，借物感怀。这种生命哲理的获得，不是通过品尝鱼肉的美味或者分析鱼的生理结构的方式，而是通过心理体验、直觉领悟的方式感受到的。

庄子和惠施是两种情趣相反的人格类型，惠施为功利性思辨型的人，不能理解并否定庄子的直观感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庄子是超功利审美型的人，自然能知鱼之乐。有些人认为，庄子于此偷换论题，进行诡辩。其实是和惠施一样，是以己观物，而不是“以庄解庄”，自然难得庄学之旨！

逻辑与直觉、言传与意会，是人类相辅相成的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缺一不可。万不可否定直觉和意会，让逻辑和言传独占心灵，把自己变成纯理智的思维工具，扭曲了人性。西方科学主义文明的危机，非理性思潮和自然人文主义的勃兴，确证了完美的人性绝不是理智的科学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所能塑造的，人类还需要真、善、美的高级精神享受，需要艺术和美的熏陶，需要人的灵性去意会，去直觉体悟宇宙自然的奥秘，倾听生命的呼声，用真情和爱去拥抱生活。

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

庄子的直觉思维和惠子的逻辑思维实是鸟之双翼，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