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情圣”的李贽

（一）

火车在荆楚大地上疾驶。

车窗外的李贽故地麻城依然夜幕紧锁，它却锁不住前来朝圣者眼前一幕幕复活了的历史记忆，在茫茫的夜色中，我依稀可辨地看到一问家徒四壁的小屋，屋内昏暗如豆的烛光下，坐着一对久别重聚的夫妇，女的眉睫下挂着欲垂又止的泪花，男的面色凝重，神情悲憾。两人只是相对无语地坐着，默默无言地坐着，不知是在等待着慢慢长夜的夜色将尽，还是在用夜的万籁俱寂来诉说其难启的无声的话语。

时间定格于公元1566年。此时的李贽年届不惑，他却面临着中年丧女这一人生的巨大打击。三年前，他的祖父去世，为了安葬刚去世的祖父，以及祖先三代的灵柩，李贽万里迢迢地回到他的故乡泉州。由于囊中羞涩，李贽无力携家人同行。但是三年后，当他“不胜万里妻孥之想”，风尘仆仆回到任职的河南辉县时，甫一回家，他的妻子黄宜人却告诉他，两个女儿在数月前不幸死于当地饥馑。接着就出现了上述的一幕，这一如其自传中所说的“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的一幕。

从这一幕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出李贽那犹如舐犊般的父女亲情，还可以读出他与黄宜人那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夫妻恩情（尽管一如他曾坦言的那样，该夫妻恩情并没有上升到他所理想的“可告以衷曲”的高度）。这种夫妻恩情你在读李贽的书时会时有发现。例如，李贽曾为我们留下了“哭黄宜人”诗六首，诗中称赞她的贤惠、孝顺和善于持家，且夫妻之间“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以至于在李贽给其女婿的信中，说他们两人虽“临老各天，不及永诀”，但闻其妻死讯传来，却魂思牵绕地没有一夜不梦见她。其情之凄然，其意之真切，跃然纸面。

读到这些令人几乎不忍卒读的文字，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就是这位不乏儿女情长的李贽，就是这位动情地写下了“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诗句的李贽，竟然会做出了抛妻弃雏、落发为僧的“冷血之举”，竟然会在其生命的垂垂告老之际，依然不改其所谓“丈夫四海志”的宏猷，宁愿奔波流离乃至客死他乡，而不愿接受妻子多次呼吁而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在夫唱妇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中安享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

因此，在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无矛盾的李贽。而随着我们愈走近李贽，这种感觉就愈为深刻，也愈为强烈。

凡是和李贽有过深入接触的人，都会对他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一方面，他丰骨棱棱，神情冷峻，爱骂人，“好面折人过”，对不投机者不肯与语，尤其“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这是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李贽。另一方面，他又“中燠外冷”，冷峻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情投意合者视人如己，对受其诃斥者“若惟恐伤之”，且“为人一钱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与人如弃草芥；一饭之恩亦报，而或以千金与人，言谢则耻之”。这同时又是一个古道热肠、情重泰山的李贽。

这种情感的双重性在李贽挚友袁中道的笔下曾得到传神的描述。关于李贽，他写道：“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

读到这些文字，你就不难发现，李贽之“不近人情”仅仅是其外在的表象、假象，而李贽之重情、执着于情才是其生命的真实的内容。不过李贽所看重、所执着的情并非是那种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人之常情，而是一种业已成稀世之物的、可期而不可遇的人之真情；并非是那种业已编入社会交往规范的“发而中节”的中规中矩之情，而是一种始终作为本己生命的自由诉求的从心所欲之情。正如李贽把自由的生命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无上追求一样，他也把自由的情感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最高追求。同理，正如李贽可以为自由的生命追求而宁死不屈一样，在自由情感的追求上，他也是那样的执着，以至于其矢志不渝的是旷世难寻的所谓的“生死之交”，是豪情万丈、临命搀手的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来不得半点委曲。

这就决定了李贽在传统儒家“五伦”之情中一反世俗的“人情”规定，剑走偏锋地尤重“朋友”之情，决定了李贽不仅一生“以朋友为命”，而且他的一生亦是浪迹天涯而弃家寻友的一生。

袁宏道在给陶望龄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语；雪齿媚眉，能为人语，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厌离已生，惟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龙湖以友朋为性命，真不虚也。”这是在说，无论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的景色，还是明眸皓齿的美人的容貌，都会使人日久生厌，而唯有那种善解人意、两心相契的真正的朋友，才会使人愈接触愈亲密无间。故李贽以友朋为性命的信念，实非虚妄之见。

这种以友朋为性命的缘由，还可见之于李贽晚年倍为推崇并誉录多份赠给朋友的《交友论》。《交友论》的作者，是李贽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的西人利玛窦。利玛窦在其《交友论》里写道：“吾友非他，即吾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显然，利氏的这一朋友即我之“生命的另一半”，即我之“第二我”的见解，不仅深契儒家人即为“从人从二”之“仁”的理解，亦从中吐露出了李贽这位儒者自己的心声。

其实，李贽在“五伦中”尤重“朋友”一伦，在世情中尤为青睐“友情”的思想，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令李贽无比景仰并始终心存敬意的何心隐的观点。正是这位“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的何心隐，在其《论友》一文中为我们揭示出了李贽之以友朋为性命的真正隐秘。而不无遗憾的是，该文不仅为研究何心隐思想的学者所轻视，也为研究李贽思想的学者很少提及。

何心隐在《论友》中写道：“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末可以拟天地之交也。能不骄而泰乎？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骄而泰乎？骄，几泰也。均之气充盈也。充盈，几也，几，小大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法心象心也。夫子其从心也，心率道而学也，学空空也。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妇；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夫子贤于尧舜，尧舜一天地也，夫子一天地也。一天一地，一交也，友其几乎？”

这段文字之所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首先在于在这里，何心隐从《周易》的“泰”卦解释出发，人伦即天伦地把人际交往提升到“天地交泰”的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得出人际交往不外乎为宇宙的“交道”的结论。其次，“法象莫大乎天地”，正像天从不自高，地从不自卑，宇宙的“交道”从不以世俗诸种规定为转移、为规定，而是一切“空空”如也地从“心”而出一样，人际的交往亦如此。这就意味着，在“五伦”中唯有朋友之交才是真正的挚交。这是因为，无论是兄弟之交，还是夫妇之交、父子之交、君臣之交，其却不能摆脱世俗的种种模式、种种窠臼，其都不能真正地做到人际关系上孔子所谓的“不骄而泰”。兄弟之交往往流于“比”，即泥于人际的简单的比附；夫妇之交往往流于“匹”，即泥于人际的严格的匹配；父子之交往往流于“昵”，即泥于人际的过分亲昵；而君臣之交往往流于“陵”或“援”，即不是泥于以上陵下就是泥于以下援上。故与上述四种“小其交者”相比，“友其几乎”，只有朋友之交以其无执无系、不落方所，而成为人际交往至极的体现，以其直接“天地之交”，而成为大千世界的“交道”的最高典范。

因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师出泰州学派的同门的何心隐不失为理解李贽的一面镜子。正如你可以从何心隐的“独来独往”的身上理解出李贽自我无前的生命追求一样，你也可以从何心隐的“人伦有五，公舍其四”的主张中理解出李贽那一往情深的情感追求。也就是说，李贽之所以“弃家求友”，之所以“生平不以妻子为家，而以朋友为家；不以故乡为乡，而以朋友之故乡为乡；不以命为命，而以朋友之命为命；穷而遇朋友则忘穷，老而遇朋友则忘老”，并非为一种弃人伦之举。而恰恰体现了一种人伦之至；并非出于“无情”，而恰恰由于“重情”，因为对于李贽来说，与何心隐的理解完全一致，真正的人伦之道，恰恰就是取象天地之“交道”的友道，真正的人间之情，恰恰就是直法天地之“交情”的友情。

下面，让我们不妨跟随李贽的历史足迹，步入他那追求友道、寻觅友情的一生。

一旦我们步入李贽那漫漫的人生之旅，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李贽交友之广，以至于他宣称：“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这一点，可证之于他的《李生十交文》。在该文中，他称其交友的范围广至“尽天下之交”的“十交”。这“十交”就是所谓的“酒食之交”，所谓的“市井之交”，所谓的“遨游之交”，所谓的“座谈之交”，所谓的“技能之交”，所谓的“术数之交”，所谓的“文墨之交”，所谓的“骨肉之交”，所谓的“心胆之交”，以及所谓的“生死之交”。因此，尽管致仕多年并作为一代名士，李贽在其“流寓客子”的生涯中，依耿定理在黄安，依刘东星在上党，依焦竑在白下，依马经纶在北通州，其出入于豪门华府，其谈笑有鸿儒，其结交的不乏达官贵人、风流才子和豪杰之士，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李贽拒斥商贾化的“市井之交”，乃至拒斥“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的“酒食之交”。

然而，广交并不等同于滥交。虽然李贽以其“最切者”而重视伪道学家所不齿的“饮食之交”，在其心目中，为他所真正独钟的却是那种心神相契的“心胆之交”，那种可以生死相依、可以临终托孤、可以以身殉情的“生死之交”。对于他来说，唯有这种“心胆之交”，尤其是这种“生死之交”，其作为名至实归的朋友之交，才是人类之交的至极交道，同时也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最终归宿、寄托和依凭。李贽在与焦弱侯一封信里写道：“然弟则以为生在中国而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有胜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这一席话，所表达的不正是李贽那种以挚交为其生命皈依的人生追求吗？

因此，一种生命的“自为”和“为他”的不二法则决定了，正如对自我的自由的追求成为李贽生命与生俱来的规定一样，对“另一个自我”的挚友的追求亦成为李贽生命永挥不去的宿命。为了挚友，李贽弃官不作、弃家不归地来到湖北黄安，以兑现三年前他与莫逆之交耿定理相约在此共磋学问这一诺言。为了挚友，他以年逾古稀之年，辗转南北，奔波于千山万水之间，足迹遍历沁水、大同、北京、济宁各地，其“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其“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他所做的一切别无他骛，只是出于朋友之情之一往而深，只是出于寻求其千载难逢的人生知音。为了挚友，他不惜与曾对他极尽地主之谊的耿定向彻底决裂，并最终出走黄安，其原因就在于这位道貌岸然的道学家，在他的号称知己的朋友何心隐惨遭横死之际，为了保全自己而坐视不救。

我们看到，即使李贽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念兹在兹地不能忘情于那些肝胆相照、心心相契的挚友，在被视为其绝命诗的“系中八绝”里，他写下了“红日满窗犹未起，纷纷睡梦为知己”的诗句。诗中所传达的东西是，无论是牢狱的铁窗，还是生命将至的大限，都不能阻挡他对生命知己的如痴如梦般的追求；诗中所传达的东西是，在其心路之旅中，既不是上帝和牧师，也不是家人和亲属，而是梦中的知己陪伴他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诗中所传达的东西是，一如袁中道所描述的那样，“至于风雨之夕，痛苦之际，块处之时，见故人书，则奋然起舞，愁为之破，而灾为之消也。以公之不能一日忘朋友如此”，知己的存在业已成为李贽精神甘之如饴的最大慰藉，并且也一如李贽自己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唯有这种作为其生命“死所”的知己的存在，才能使李贽真正死得其所，而从中实现自己生命最后的“临终关怀”。

然而，令人不解也使人不胜惋惜的是，就是这位自诩交友最广的李贽，就是这位对知己之求矢死不渝的李贽，在他的一生中却多次发出知己可期不可遇的叹息。在《李生十交文》里，李贽说他虽广交众友，但真正的心胆之交只有周子礼一人，而至于他极其追慕的生死之交，却行游天下二十多年始终未遇。因此，当他遍历千山万水，饱经人世沧桑，举目四望，却发现“知己之难遇”，却发现“朋友道绝久矣”，却发现“以今观之，当终吾身无一相知也”，以至于他发现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苦苦地为友情而耕耘，迎之而来的却是无边无际、遍布寰宇的莫我知，是发自肺腑深处的那种“余之孤单莫可告语也”。

这种事与愿违并不无吊诡的生命追求，是李贽人生的悲剧，也是李贽所生活的时代悲剧。这种时代悲剧，肇因于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并风靡于世的“千古有君臣，无朋友”的“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正是这种“官本位”的社会体制，不仅造就了一种独白主义的“权力话语”的无上统治，而且同时也使一种“趋炎附势”原则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原则。而这种“趋炎附势”的原则之成为可能，又缘于深深植根于人的本能中的“趋利避害”这一根深蒂固的自然人性。换言之，人之“趋利避害”，也就必然“趋炎附势”。这一势、利相生的人性的规律，早在先秦时期就被为君本主义辩护的韩非子的“势”的理论所发明，在“官本位”趋至鼎盛的有明一朝的现实社会中，其又被得以有力验证，并为李贽本人所深刻体会。这就是他所说的“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提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兄”，就是他所说的“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千载原无真弟兄，但闻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时变重轻。”

这种无情的社会现实不仅使李贽发现“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发现“天作之合难再寻”，而且也使李贽以千古只眼窥破人生。最终得出了“天下尽市道之交也”这一振聋发聩的醒世之论。这里所谓的“市道之交”，即市场上的利益交易。在他看来，它既然为市场上利益的交易，又“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离病之”，“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竦；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一言以蔽之，“市交”不过是“无交”“绝交”的别称而已，在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背后，是商人锱铢必较的精明的算计，而非那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并教人可以生死相许的友情和友谊。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在求友之路上不懈追求的李贽，与其说是像希腊神话中屡屡无功而返的力士西西弗斯，不如说更像李商隐诗中的那位不无迷茫的情郎“刘郎”。他愈追寻知己，却到头来发现知己像海上神山那样愈虚无缥缈地远离自己；他追求知己之情愈真挚，却到头来体会到的是其孤独感之愈深切，愈难以告语，也愈挥之不去。为此，李贽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伯乐去已久，

何处觅知音！

独有菩提树，

时时风雨吟。

“人只有一种痛苦，就是孤独”（马塞尔）。存在主义作家如是说，从李贽的诗里，我们不也是读出这一生命的“苦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