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政客和流氓的区别：李林甫与杨国忠

政客和流氓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坏”，政客通常坏得有章法，而流氓则坏得无边际。一个组织，如果是老辣政客掌权，会引发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性癌变，而如果是市井无赖当政，则会立马心肌梗死。

历史上，好人当官的也有，但总是不多见。坏人当官的则有如恒河之沙，比比皆是。但是，如果对所谓的“坏人”不加区分，一概对待，似乎也掌握不了历史的奥妙。如果看看历史上老辣政客和无赖流氓当官的区别，或许能够有所启发。

唐朝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史书谴责的奸佞，都在坏人之列。但细细查究，两人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何也？一为老谋深算的官宦世家，一为骤然暴发的市井无赖。可以说，李林甫是政客的典型，杨国忠是流氓的典型。两个人对大唐王朝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

李林甫出任宰相，是唐玄宗时期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佞相，李林甫的权谋、心计以及他“口蜜腹剑”的名声，对唐朝的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史学界一般认为，从李林甫任相开始，是唐王朝由治到乱的分水岭。但是，李林甫出身世家，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所以，在他的治理之下，并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和大的乱子，反而在盛世光环中如鱼得水。他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故，专权达16年之久。他为人机灵，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外表甜言蜜语而内心阴损毒辣，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接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当然，李林甫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是一个典型的很有心计的官僚。因此，李林甫执政，使唐王朝得上的是慢性机能退化病，尽管是致命的，但一时三刻却表现不出来。

杨国忠却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无行赌徒，属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市井无赖而已。靠着偶然的机遇，他傍上后来成为虢国夫人的表妹，另一个表妹杨玉环，又成了玄宗的心上人。这种千载难得的机遇和运气，把他推上了宰相的高位。小人得志，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正是这种不容易，使他看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实，他深知自己当宰相是难得的“低概率事件”，于是走上了不管名声好坏、只顾自己享乐的道路。据说，杨国忠曾经自我表白道：“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至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治史严谨的司马光，也取了这一说法，称杨国忠对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谓“税驾”，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结局、归宿。也就是说，杨国忠对政治的态度，是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赌博，谁知道结局如何！既然最终不能青史留名，还不如现在就胡作非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事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玩物。例如，他按候补官员的长相任命官职，竟然让一个大胡子去主政湖州。这种胡来，使杨国忠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玄宗的政治生涯。在杨国忠手里，唐王朝得的是脑溢血并发心梗，当下就要了命。

暴发户式的“政治家”，对政治的危害要比官僚世家明显得多，在世人心里激起的愤慨也要强烈得多。天宝年间杨家得势，遭到了世人严厉的抨击。但平心而论，杨家的罪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的奢侈浪费、竞相豪华方面。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上，而不是表现在统治权力的运用上。除杨国忠一人外，杨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在政治上的志向和作为。特别是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纯粹属于那种凭借自己的美貌过分炫耀的浅薄女人，她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依赖玄宗的宠信和放纵，收受贿赂，向皇帝说一说某人的好话，乘机谋点私利。给皇室子孙当几次媒婆，抖落一下“三姨”、“八姨”的威风而已。

有意思的是，对李林甫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他死后的官场。而对杨国忠及杨氏家族的责难，则在杨家权势正隆的时候就已爆发。而且对李氏的责难还近于说理，对杨氏的责难则全部情绪激昂。我们难道能够全然肯定，对杨氏的责难都是正义的呼声，丝毫没有掺杂阿Q式的“我为什么不能”情绪么？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人们对李林甫式的政客不满，往往期待以激烈的变革来清除这种政客造成的慢性溃疡。但是这种变革，却在多数情况下会把胆大心黑、精明强干又不择手段的流氓扶上台。这种“造反派”替代“老干部”后，除了少量“流氓”可以努力转变为“绅士”实现稳定外，多数暴发户类似于杨国忠式的行径，会使各种隐含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人们又可能会怀念政客时代的圆滑和章法，而忘了他们对制度体系的侵蚀。任何组织，一旦高管团队陷入了这种政客和流氓的交替循环，那就有可能每况愈下每下愈况，说万劫不复是有所夸大，但要跳出这种循环则需要漫长的过程。如何跳出这种循环，还得从历史中寻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