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辨别管理中的大事与小事：丙吉问牛的故事

“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是高管应该坚持的原则。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大事和小事。

西汉宣帝时有个十分有名的丞相，名叫丙吉。他有一句名言：“宰相不亲小事。”这句话对后代影响极大。

丙吉起家于鲁国的治狱小吏，但绝没有西汉酷吏那种特有的“刻削少恩”习气。实际上他也是个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学《诗》《礼》，皆通大义”，所以，丙吉当官一直以宽厚而闻名。在汉武帝时，他被征到长安参与巫蛊之祸的案件处理，保全了身陷囹圄的皇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后来身居高位，宽厚如故。史称“吉为人深厚，不伐善”，也就是太过厚道，从不炫耀自己的善行，导致人们不大了解他的功劳。直到他当了丞相，依然体恤下情，与人为善。“上（尚）宽大，好礼让”；“于官属掾史，务掩恶扬善”（《汉书·丙吉传》），对于部下小吏十分包容。汉代宰相不查办小吏，就是丙吉时期形成的惯例。

最有名的，是有一次丙吉外出，碰上清理道路引起群殴，“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但是，又走了不远，碰上有人赶牛，牛吐着舌头喘气不已，丙吉却停下车马，让手下去问赶牛的人，看看牛走了多少里路了。手下的办事人员感到十分奇怪，责怪他大小事务颠倒，死了人都不管，牛喘气却体贴入微。丙吉回答说：“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汉书·丙吉传》）就是说，民众打架斗殴，这是长安县令和京兆地方官员管的事，该禁该抓由他们去办，年终丞相考核优劣奏请赏罚就足够了。宰相不能亲自处理小事，所以打架斗殴不是该当宰相的在道路上过问的。而现在的时令是初春，未到天热的时候，牛如果没走多远就喘气，说明时令失常，这就是关系国家生存的大事。丞相位居三公，主管调和阴阳，职责所在，因而才发问。此话一出，部下才服气了。

当然，对丙吉的这段话，现代人见仁见智。有人赞扬丙吉的做法体现了高管的本质，也有人认为丙吉的解释是强词夺理（有一种说法认为，气候失常，人不知道而要靠牛来察觉，不足信）。但人们都承认，高管应当抓大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后代的大臣，也都能基本上遵循这一规矩。例如，史书号称“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丙吉的宋代版本。所谓“鞠躬尽瘁”，是强调尽职守责的精神，而不是强调高级官员应当事无巨细一把抓。到了当代，人们甚至把“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写进管理教科书。

“抓大放小”的道理并不复杂，但实际操作却有难度。几乎没有人反对高层经理应该抓大事，但却在何为大事何为小事上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丙吉的下属认为死伤人命是大事，而牛喘是小事。这种对大事和小事的不同判断，才是引发争议的焦点。现代有不少管理者，也强调要抓大事，问题是不同的人在事情大小的判断上往往不一致。比如，“一个钉子断送了一个国家”式的寓言故事，在管理读物中比比皆是。显然，按照因果链展开，几乎所有的小事，最终都可以引发大事；而一旦把因果链截断，那些看起来了不得的大事，长远来看也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念的转移，曾经的大事，过了一定的时间也会变成小事。80年代初期，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浪潮中，某学校的基层书记和辅导员，召集学生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说，留长头发穿喇叭裤，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关系到能不能继承革命传统、能不能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大事，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听了会亡党亡国的。在学生看来，这未免是小题大做，过于大惊小怪。但在辅导员眼里，这当然是大事。世界上的许多矛盾，就产生在这种对大事和小事的区分方面。

还有，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专业领域，对大事和小事的判断也有选择性差别。管理学中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曾经发现，员工的逻辑和经理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在经理看来很重要的事，员工可能把它当作鸡毛蒜皮；而在员工看来很重要的事，经理可能就根本搁不到心上。所以，怎样判别大事与小事，这才是管理者的真实功夫。

就拿汉代的丙吉来说，不仅同自己的部下在事务大小上有判断分歧，而且同自己的儿子在事务大小判断上也说不到一块。曾经有一次，他的儿子丙显参与汉高祖庙的祭祀，事到临头才急急忙忙准备祭祀穿的衣服，把这种礼仪没当回事。丙吉大怒，对夫人说：“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显也。”很明显，丙显是把祭祀看作无关紧要的形式，而丙吉则把祭祀看作重要无比的大典。凑巧的是，后来的事态还恰恰被丙吉说准了。从这一点看，准确判断大事与小事，没有固定的公式，需要经验和智慧的积累。那种试图用量化方式把大事和小事简单化处理的想法，很有可能走入误区。现实中的教训，往往是算计得太精明，结果把大事和小事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