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铁与血

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来说，德国统一实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权力中心”欧洲的格局。随着德国的统一，法国长期称霸欧洲大陆的格局被彻底改变，德国成为欧洲权力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极，“从此欧洲少了一个女管家（法国），来了一个男主人（德国）”。

统一前的德意志

由于德意志地区位于欧洲中部，又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常常沦为大国争霸的战场。尤其是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地区成为主战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使德意志的人口遭受惨重损失，“德国（指德意志地区）人口战前近3000万，战后仅剩1200万，约损失3/5的人口。战争进行最激烈的地区，如巴拉丁地区战前50万人，到1635年仅剩4.8万人了”。

恩格斯这样评论“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地区带来的伤害：“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作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

经过“三十年战争”的蹂躏，神圣罗马帝国彻底成了一个空架子，德意志进一步被分裂成300多个拥有自主权的小邦国以及1400多个骑士领地，这就是普鲁士建国前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夺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此这两块儿土地在德法两国间反复争夺易手，并成为引发两国矛盾冲突的焦点，直到二战后方才尘埃落定。

欧洲各大国为了争夺土地而在德意志大打出手，就连远在罗马的教皇也不肯放过德意志。德意志在政治上的严重分裂使教权很少受到世俗政权的抵制，因而得以极大扩张。与列强要抢夺德意志的土地不同，教皇在德意志的目的主要是骗钱。为了能从虔诚的教徒的口袋里骗出钱来，教皇手段卑鄙无耻，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赎罪券”。教会宣称：“当你为某个炼狱灵魂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而《赎罪券价目表》则为各种罪行公开标价：“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亲属，只要交纳5—7枚金币，便可以洗清罪恶了。”至于其他诸如用猪骨头冒充圣徒彼得的遗骨以5个金币的价钱出售，用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等更为卑劣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意志榨取的财富高达30万古尔登（德意志钱币名称），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年收入还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德意志由此被称为“教皇的奶牛”。正是对“赎罪券”的不满才引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被迫第二次退位。欧洲各国列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重新确定欧洲秩序，并瓜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留下来的庞大遗产。普鲁士在此次会议中收获颇丰，获得了近乎一半的萨克森，还得到了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国力进一步增强。

但与会列强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对它们来说一个分裂的德意志无疑更有利于其从德意志的土地上渔利分赃，德意志的分裂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立，但成立了一个名为德意志邦联的松散组织，包括1个帝国、5个王国、1个选帝侯国、7个大公国、9个公国、10个侯国、1个伯爵领地和4个自由市，共计38个成员。

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685年商人从萨克森贩运60块木板去汉堡售卖，不过区区300多公里的路程途中交税就要54块，总税率相当于货物价值的80%。到了德意志邦联时期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德意志的三十八条关税与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入瘫痪，其结果大致就是像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扎紧，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都不能流到其他手脚。你要想在汉堡和奥地利之间或柏林和瑞士之间做生意，就得穿越管辖着十种关税和过境税制度的十个邦，付十次货物通行税。”

对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德意志各邦国来说，政治上的分裂导致市场狭小，这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有根本矛盾的。在李斯特的奔走呼号下，1834年由普鲁士牵头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普鲁士、莱茵黑森、库尔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邦国。加入同盟的地区占全德意志领土的4/5，有3300万人口。同盟条约规定：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之间免除关税，对同盟外邦国实行统一进口税；关税收入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货币、度量衡、票据法等也逐渐统一。关税同盟的建立排除了各邦之间的经济樊篱，使德意志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体，这不但使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关税同盟的存在，普鲁士以同盟各国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向英法等经济大国争取到了有利于同盟各国的外贸条件，也极大促进了德意志地区的对外贸易。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的当年关税收入即达1.45亿塔勒（当时流通于德意志及中欧一带的一种银币），第二年收入即达到1.65亿塔勒，增长13.8%。关税同盟建立后十年关税收入总体增长了8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意志经济贸易的繁荣。

德国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实现了经济统一，这就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而普鲁士以自己在同盟内一强独大的身份完全主导了同盟的运作，并动辄以废除同盟要挟迫使其他同盟成员接受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对其施加政治影响。虽然很多同盟成员不满于普鲁士的霸权，并企图以靠拢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但当普鲁士挥舞起废除同盟这根大棒时它们只能选择屈服，因为它们的内部市场实在是过于狭小，经济的分工使它们再也无法离开这个普鲁士阴影下的关税同盟了。它们内部正变得越来越有权势的资本家们都是同盟的坚定支持者，或者说，他们都是普鲁士的同盟军。

铁与血

随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德意志统一越来越成为德意志全民族的共识。当时有两个德意志大国具备统一的实力，一个是普鲁士，另一个是奥地利。当时的奥地利是一个大国，不但统治着包括现代奥地利在内的大量德意志民族人口，而且还是统治着包括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部分意大利、部分波兰等地的庞大国家。但此时的奥地利已经腐朽，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积极谋求民族独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奥地利穷于应付，已是精疲力竭。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奥地利更是沦为“重灾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少数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混杂在一起，奥地利几乎是遍地烽火，就连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革命。革命群众四处抓捕反动头子宰相梅特涅，吓得这家伙男扮女装逃往英国避难。如果不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沙皇俄国出兵残酷镇压革命奥地利就崩溃了。1848年之后的奥地利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统一德国，使德意志人感到“在奥地利的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幻想”。而野心勃勃、国力又蒸蒸日上的普鲁士自然就成了渴望统一的全体德意志人的希望之所在。

目标和人选已经确定，接着就是路线问题了。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宪政道路”，主张通过发展议会政治，以自由主义改革创造出有利于统一的国内外环境。具体设想是以德意志议会取代邦联议会，制定自由宪法，设置责任制政府，以民主宪政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实现民族统一；另一条是“王朝道路”，主张依靠武力来实现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麦。他对空想式的“宪政道路”极为鄙视，1862年9月30日，出任宰相后仅仅一个星期，他就在议会发表演说，对宪政道路大肆抨击：“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铁血政策”，俾斯麦也因此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美名。

俾斯麦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就连起用他的普王威廉一世也有了要把俾斯麦免职的念头。威廉一世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收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

俾斯麦却没有一点儿打算退步的意思：“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他还给威廉一世打气：“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

“铁血宰相”的称号给人一种俾斯麦是个战争狂人的印象，但其实并非如此，俾斯麦纯粹只是把武力当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更擅长的是国内政治的运作和外交，正是在他天才的领导下德国才实现了统一。

普丹战争

俾斯麦是只耐心等待机会，机会一旦到来就紧紧抓住的鳄鱼，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北方的弱国丹麦。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是丹麦南部的两个属国，按照复杂的条约规定这两个属国的管辖权属于丹麦，但却不是丹麦的领土。就其居民而言，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大多数是德意志人，而石勒苏益格的居民虽以丹麦人居多，但其德意志化的程度却很深。这两块地方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数百年来的大多数时候却被丹麦管辖，是否属于德意志或是丹麦实在是笔糊涂账。

拿破仑时代后德意志民族主义高涨，德意志内部不断有人呼吁收回“德意志人的土地”。为了应对德意志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1863年3月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决定取消石勒苏益格的自治，并且对荷尔斯泰因的自治权利也进行了限制，企图以此加强对这两地的控制。这就引发了两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并且更加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1863年11月腓特烈七世去世，由于他没有男性继承人，所以王位由其堂妹继承，即克里斯蒂安九世。

早就对丹麦心怀不满的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的居民从故纸堆中找出了1000多年前古老的法兰克人法典，并根据该法典“土地遗产不得传给妇女”的条文拒绝向新任女王效忠，并且提出了这两地合法统治者的人选——奥古斯腾堡公爵。理由是他的直系祖先在100多年前曾担任过丹麦国王，依据男性继承法他不但是这两地的合法统治者，而且还应该是丹麦国王。

但这个奥古斯腾堡大公的整个家族都定居在德意志，其本人又是普鲁士王太子的好友，丹麦与德意志的关系又如此紧张，丹麦怎么可能接受他统治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更何况这两地的居民居然还声称他才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这岂不是造反吗？

眼看危机愈演愈烈，俾斯麦心中大喜。他一面挥舞民族主义的大旗，让普鲁士扮演起“德意志弟兄们希望”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以此向掌握钱袋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员们施压，逼着这些一年前还想罢免他的人拿出钱来给他整军备战。

其实以普鲁士的军事实力打败小小的丹麦已是绰绰有余，但俾斯麦还是决定拉上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一方面是避免普鲁士过早担当起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旗手而引发奥地利的猜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际上把对丹麦的战争打造成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以避免列强的干预。

面对俾斯麦结盟的邀请奥地利却犯了难。因为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与奥地利并不接壤，反倒是紧挨着普鲁士，自己出兵打仗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只能是白白地便宜了普鲁士。但不出兵又如何面对整个德意志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狂潮呢？奥地利绝不能容忍普鲁士单独扛起德意志民族领袖的大旗。

再三权衡之下奥地利只好接受了俾斯麦的邀请，同意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丹麦。其实大家都清楚，奥地利这是白给普鲁士打工，所以当时就有人讥讽奥地利说：“维也纳的内阁设在柏林的威廉街（普鲁士首相官邸和外交部的所在地）。”

1864年2月1日战事正式爆发，普奥联军毫无悬念地连战连捷，丹麦被迫求和，在列强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和议，丹麦被迫同意放弃在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的全部权利。

胜利之后普奥两国在如何瓜分胜利果实的问题上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奥地利与胜利果实并不接壤这一前提就决定了分赃的结果一定是有利于普鲁士的，更何况普鲁士还有精明的俾斯麦。最后双方签订《加斯泰因公约》，对胜利果实做出了极为奇怪的安排：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为普奥共有，但分别管理，奥地利管理南面的荷尔斯坦因，普鲁士管理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这就导致应由普鲁士管辖的石勒苏益格与普鲁士本土隔开了，中间隔着一个由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斯泰因。而奥地利却与由他管辖的荷尔斯泰因中间隔着普鲁士。这无疑会给双方的管理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和混乱，奥地利对俾斯麦执意这样安排也感到困惑不解，称《加斯泰因公约》是“没有谜底的谜语”。

谜底当然是有的，就在出谜人俾斯麦那里。俾斯麦知道要想实现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统一就必须打败奥地利这个德意志大国，彻底消除其在德意志诸小邦国中的影响力，而他故意安排下的《加斯泰因公约》就是为了给普奥两国制造争端，以便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加斯泰因公约》不过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

普奥战争

俾斯麦明白，他谋划的对奥地利的战争能否胜利最为关键的不是在战场上，而在于外交。与弱小的丹麦不同，奥地利是大国，而且奥地利的皇室哈布斯堡家族曾长期占据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在德意志诸小邦国的影响力更在普鲁士之上。如果不彻底打败奥地利，把奥地利的影响力从德意志的土地上排除出去，那些小邦国就不会甘心情愿地被普鲁士统一。事实上德意志诸小邦国在面对普鲁士越来越凶恶的霸权的时候总是企图靠拢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这当然让普鲁士无法容忍。所以奥地利必须被打败，不是因为奥地利做错了什么或是对普鲁士的安全造成了威胁，而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普鲁士统一德国事业的妨碍。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就是：“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列政策这种温和方式解开，而只能用剑斩开。”

俾斯麦明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将会被列强们看作一场对德意志诸小邦国领导权的争夺，也就是说获胜的一方将很有可能统一德意志，这将是列强们并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法国。由于地理上的接壤，德国一旦统一将会使法国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这无疑将是法国的灾难。法国不但会失去长期以来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而且其自身安全都将受到严重威胁。保持一个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不但可以保证自身安全而且大大有利于法国从中渔利。

对俾斯麦来说，法国的态度完全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不但因为法国是个大国，而且法国位于普鲁士的西方，而奥地利位于普鲁士的东南方向。如果不能让法国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那普鲁士就将会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普鲁士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打败法国和奥地利的两面夹击的。所以稳住法国，让法国保持中立就成了俾斯麦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法国当时的皇帝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并无过人的才干，只是因为拿破仑垮台后法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法国人普遍怀念强人拿破仑曾带给他们的秩序和荣光，拿破仑三世才借此当选总统，随后又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立为帝。拿破仑三世的偶像就是他的叔父拿破仑，一心要效仿叔父建立赫赫武功，只可惜他的野心极大但本领却是极小，现在居然掌控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是法兰西民族的不幸。

1864年10月，1865年10月、11月，俾斯麦三赴法国拜谒拿破仑三世。在与拿破仑三世的会谈中俾斯麦探明了他的意图：拿破仑三世想获取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但是根据1831年英国、俄国、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参加的伦敦会议的协定，比利时是获得上述五国保证的永久中立国。法国夺取比利时必将引起英国的不满，所以拿破仑三世希望可以取得普鲁士的支持。

但俾斯麦并不想为此而得罪英国，他只是含糊答应只要拿破仑三世让普鲁士在“德国放手去干”，那么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比利时部分地区为法语区），但双方并没有签订条约对俾斯麦的承诺作出书面约定。

这并不是拿破仑三世的粗心大意，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其实目前对于上述三块地方的兴趣并不大。此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让普鲁士和奥地利赶紧打起来，而且打得越大越好。根据他的判断普奥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必定在短时间内无法结束，而且奥地利的胜算更大。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奥地利显然更为强大，1865年的奥地利比普鲁士人口多78%，军队多38%，国防预算多54%，国力和军力都明显占优。恩格斯在1866年4月2日普奥战争爆发前两个月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从军事上来看，我认为双方的军队大体差不多，战争将是十分残酷的……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普军第一军团及易北军团的指挥官）没有得力的和有威信的参谋人员，那么我认为普鲁士人会被打败……如果第一仗以普鲁士人的大败而结束，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奥地利人向柏林挺进。如果普鲁士获胜，它却没有力量渡过多瑙河，尤其是通过佩斯（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向维也纳进攻。奥地利能够单独迫使普鲁士媾和，而普鲁士却不能单独迫使奥地利媾和。”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一看法与拿破仑三世所见略同，这也是当时的普遍观点。

拿破仑三世的如意算盘是当普鲁士被打败后他将能够从已被严重削弱的普鲁士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而老奸巨猾的俾斯麦一眼就看穿了拿破仑三世的心思，故意在会议中大谈普奥战争必将是残酷且长期的，普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普鲁士只是认为现在打比拖下去要好，而他本人则很担忧未来两败俱伤的前景。拿破仑三世简直就要担心普鲁士不敢去打奥地利了，居然说：“对于普鲁士的扩大，我们没有反对意见。”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与奥地利结盟，不会“自己去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

英国的态度也很重要。英国一向奉行大陆均势政策，对于日益野心勃勃的法国越来越感到不安。在对欧洲大陆的总体局势作出评估后，英国认为普鲁士的势力扩张尚不足以改变欧洲的均势，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普鲁士的扩张还可以对法国形成制约，这对英国是有利的。俾斯麦对英国的这种态度深感欣慰，慨然允诺与英国签订关税协定，降低了关税，以进一步巩固与这个由资本家控制的大国的“柏拉图式的友好感情”。

此时的俄国刚刚镇压了波兰起义，整个国家是民穷财尽，根本就没有力量干涉普奥之间的冲突。而且俄国与英国、奥地利、法国的关系都很紧张，实在是不能再失去普鲁士这个唯一的朋友了。俾斯麦很快就得到俄国政府的保证，俄国将在普奥未来的冲突中保持善意中立。

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国，但意大利的统一却还没有最后完成，主要是因为威尼斯地区还被奥地利占据。俾斯麦对这个潜在的盟友自然是不肯放过，竭力游说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共同打击奥地利，但意大利宁愿多花点儿钱把威尼斯买回来也不愿意为收复祖国的神圣领土而流血流汗。没想到奥地利人却对自己的侵略所得看得很重，任意大利人怎么开价就是不卖。意大利人还是举棋不定，就连急于促成普奥开战的拿破仑三世都看不下去了，他提出由法国保证意大利的安全，再加上俾斯麦答应给予1.2亿马克的援助，意大利这才下定决心与普鲁士结盟。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正式签订同盟条约，双方保证在对奥战争中不得单独媾和。

但让俾斯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开战后不过两天，12万装备精良的意军竟被8万奥军打得溃不成军。意大利海军虽然斗志昂扬，并且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却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仍然输掉了海战。意大利在整个普奥战争中唯一的作用就是拖住了8万奥军，如果不是普军速战速决，使这8万奥军来不及回援萨多瓦，那意大利连这点儿作用都起不到了。

但这已是后话了，至此俾斯麦已经完成了彻底孤立奥地利的战略部署。传统的欧洲五个大国中除了当事的普奥两国外，其余三个大国都将保持中立，新兴的意大利还成了普鲁士的盟友。而在此之前老大腐朽的奥地利竟浑然不觉，照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俾斯麦决定动手了，他故意制造事端，有意恶化与奥地利的关系，切入点当然就是他两年前故意安排下的荷尔斯泰因。

事实上1865年的最后两个月俾斯麦就开始故意制造摩擦，借口是“奥古斯滕堡公爵（普丹战争前由荷尔斯泰因及石勒苏益格居民提出的该两地的合法统治者）待在荷尔斯泰因是同奥普对这些地区的共同主权不相容的”。普鲁士派驻石勒苏益格的官员故意煽动奥古斯腾堡的支持者闹事，以此证明奥地利把他留在荷尔斯泰因是多么不负责任。奥地利对于普鲁士横加干涉内政自然不满，作为对普鲁士的回应，1866年1月23日，奥地利驻荷尔斯泰因的总督批准在荷尔斯泰因的行政中心阿尔托纳举行一场支持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群众集会。俾斯麦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把事情闹大的机会，三天后他向维也纳发去抗议照会，威胁要“终止两国政府的合作”，要“保留普鲁士政策的行动自由”。奥地利首相门斯多尔夫回答：“别人不得干涉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的权利。”

两国的外交冲突继续升级，俾斯麦此时还正在努力争取意大利，一直到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正式签订同盟条约后奥地利才如梦方醒。此时的奥地利悲哀地发现自己不但被俾斯麦彻底孤立，而且还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处境。情急之下的奥地利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号，主动向柏林表示奥地利军队不会开始针对普鲁士进行军事动员，希望柏林也能够向维也纳作出对等的承诺。

此时整个德意志和普鲁士国内对俾斯麦一再挑起与奥地利的争端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狂热的民族主义使他们无法理解俾斯麦为什么要向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动武，为什么一定要自相残杀。俾斯麦因此成为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1866年5月7日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行刺俾斯麦，但却没有打中。传说柏林大学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喃喃低语：“这个国家的手枪有多么差。”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无法面对德意志地区和国内汹涌的民族主义压力，只得接受维也纳的建议。

普鲁士虽然暂时停止了针对奥地利的军事动员，但意大利的动员工作却进行得如火如荼。1866年4月27日奥地利仓促决定开始针对意大利的军事动员。俾斯麦趁机大肆指责奥地利的军事动员是针对普鲁士的，奥地利此前的承诺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奥地利有口难辩，明明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却被俾斯麦刻画成了一个蓄意发动民族内战的恶棍。

1866年5月7日普鲁士开始军事动员，战事一触即发。6月1日奥地利做出最后的外交努力试图避免战争，提出将两国关于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的争端提交德意志邦联议会进行裁决。俾斯麦当即指责奥地利此举公然违反了《加斯泰因公约》。6月7日普军开进荷尔斯泰因，奥军忍辱含垢未加抵抗主动撤离。俾斯麦没有找到开战的借口非常懊恼，只好继续向维也纳寻衅滋事。

6月10日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议会里提议要求将奥地利赶出邦联，虽然投票结果是普鲁士的提议遭到否决，但这对奥地利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愤怒的奥地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组织邦联军队讨伐普鲁士，结果得到邦联议会的通过，可见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远远在普鲁士之上。

普鲁士立刻发表声明，宣布邦联已经瓦解，呼吁各邦追随普鲁士组成新的德意志邦联。可惜响应者寥寥无几，萨克森、汉诺威、黑森等几个较大的邦国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

6月15日普鲁士向萨克森、汉诺威、黑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普军通过其领土，但遭到一致拒绝。6月15日普军攻入萨克森，次日攻入汉诺威和黑森。6月17日忍无可忍的奥地利向普鲁士宣战，次日普鲁士向奥地利宣战，20日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普奥战争全面爆发。

战事在三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北线是普鲁士对支持奥地利的诸小邦国，其中以汉诺威为主，但6月27日汉诺威军队的主力即被击败，汉诺威被迫投降，北方战事结束。西南战线的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事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其实也不重要。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普奥两军直接对阵的东南战线的主战场。

俾斯麦对于这场自己策划和发动的战争并无必胜的把握，他骑马站在山头观看数十万人在脚下厮杀，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感觉像在玩扑克牌，把不属于自己的100万塔勒孤注一掷。甚至还有传说他随身携带了一瓶毒药，万一普军在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失败他就打算不活了。

7月3日普奥两军在波西米亚（今捷克境内）的萨多瓦村附近展开决战，奥军溃败，死伤及被俘4万余人，普军只损失了1万人。

普鲁士全军上下振奋，在战前一再犹豫不决的普王威廉一世一扫往日的优柔寡断，慷慨激昂地谈论起“拿破仑式的凯旋进入维也纳”。当时全军都要求乘胜攻入维也纳，迫使奥地利多割地多赔款。只有俾斯麦仍然保持着他那铁一般的冷静，坚决反对攻入维也纳，并要求立即与奥地利签订宽大的和约。整个普鲁士只有俾斯麦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我们应当履行的不是法官的职责，而是执行德国的政策；奥地利反对我们的斗争并不比我们反对奥地利的斗争更应受到惩罚；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在普鲁士王国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或者为之开辟道路。”

俾斯麦知道法国绝对不能容忍进一步削弱奥地利而坐视普鲁士的崛起，一旦战事蔓延则法国必定介入，届时普鲁士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而要完成德国的统一迟早必与法国一战，那时一个中立的奥地利对普鲁士来说将是极为重要的。俾斯麦苦口婆心地劝说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威廉一世和将军们：“假如奥地利遭受严重的损失，那么它可能成为法国或我们任何一个敌人的盟友”；“尽可能防止给奥地利造成倍感受辱的回忆。普鲁士军队胜利地进入帝国首都，这当然会给我们的将士留下令人愉快的回忆，但从我们的政策来看这并无必要”；“但使奥地利的自尊心受损伤……只会给我们以后的关系增添困难”。

但头脑简单的将军们根本无法理解俾斯麦的深谋远虑，他们怒斥俾斯麦是在拱手让出“‘普鲁士的利剑所得’的胜利果实”，仍然坚持要攻入维也纳。俾斯麦对执迷不悟的将军们怒喝道：“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瑙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王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

俾斯麦的声色俱厉和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威廉一世和他的将军们，几乎陷入绝望的俾斯麦提出如果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停止进军并立即与奥地利签订宽大的和约他就辞职。

得知普军仅仅在七周内就彻底打败了奥军，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极为震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不但不能从普奥的争斗中渔利，而且还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普鲁士。为了避免奥地利进一步被削弱以便留下将来牵制普鲁士的棋子，拿破仑三世立即宣布调停普奥之争。

奥地利随即宣布接受法国的调停，而普王威廉一世在俾斯麦以辞职相要挟下也不得不屈服，“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

1866年8月23日按照俾斯麦提出的宽大条件，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了《布拉格和约》。和约规定：第一，德意志联邦解散，建立“没有奥地利帝国参加的新的德意志组织”。奥地利由此被彻底赶出了德意志；第二，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第三，南德意志各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存在”；第四，奥地利赔偿普鲁士军费300万英镑，普鲁士军队在和约签订后三周内全部撤出奥地利。

10月3日，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奥地利将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

公平地说，对奥地利这个战败国来说，《布拉格和约》和《维也纳和约》是相当宽大的，除了威尼斯外奥地利没有割让领土，赔款的数目也不算大，30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亿美元，这就为以后奥地利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奠定了基础。《布拉格和约》签订后俾斯麦即宣称：“与奥地利的争端已经解决，现在我们必须恢复旧日的友谊。”在俾斯麦的努力下，奥地利在德国统一后成为德国最坚定的盟友，其深谋远虑确实令人叹服。

俾斯麦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发动这场战争不是想从奥地利身上获得领土和赔款，他的目标更加远大，他要的是统一德国。所以此战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把奥地利这个德意志大国的影响力在整个德意志的土地予以彻底消除，搬开奥地利这个德国统一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且扩大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小邦国中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便戛然而止，决不允许所谓的胜利果实妨碍他的政治目标。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俾斯麦始终把军事力量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加以运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克制，使军事力量始终服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相反，就这一点来说俾斯麦远远比拿破仑高明。

我们可以看到和约条款中有三条都是为了达到把奥地利的影响力从德意志地区清除出去的目的，俾斯麦的目的完全达到了。普奥战后普鲁士吞并了在战时追随奥地利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使普鲁士的领土连成一片。1867年7月由普鲁士控制下的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包括了德意志北部地区的21个邦和3个自由市，其面积和人口占了整个德意志地区（不包括奥地利）的2/3，德国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普鲁士也开始了对南部德意志地区的渗透，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和萨克森被迫与普鲁士结成关税同盟，在失去了奥地利的保护后这些小邦国完全无法抵抗普鲁士的武力威胁，俾斯麦强迫它们签订条约，规定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它们的军队必须交由普鲁士指挥。

1867年7月，就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几乎同时，这些条约正式公布。欧洲列强吃惊地发现南德各邦既不会回归奥地利的势力范围，也不会像拿破仑三世想象的那样成为普法之间的缓冲区，它们已经成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