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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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时梳理

不同历史时期,学界和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对语文课程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纵向梳理语文课程性质的演变轨迹,对于当下合理地理解语文课程的性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叶圣陶并非是“工具说”的首倡者

学界常说,20世纪是“工具性”的世纪,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语文教育家所倡导的“工具说”主宰的世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不少研究者撰文指出叶圣陶先生是语文“工具说”的首倡者。笔者认为,此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以近现代一些学者的观点来审视这一说法。

早在20世纪10年代,蔡元培说:国文是一种利器,这种利器就是指“用今人的话表达今人的意思”。1922年胡适在国语设科之初谈到国语的概念时说:“国语是一门学习语言的重要工具。”1931年,程其保指出:“语文为传达思想的工具。”1940年,浦江清在《论中学国文》中论及语文学科的性质,他说:“我们要求太多,反而不好。鉴于现今中学生作文技术之恶劣,我们认为中学国文应该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与理化史地等课程性质完全不同的。”而叶圣陶在1942年系统地论述了国文科的性质,认为“国文在生活上是必要的工具中的一种”,并强调“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的思想工具”。当然,叶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自己的著述中也曾阐发过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一门工具学科。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说,叶老只能算是一个“工具说”的系统的阐发者,而绝不是“工具说”的首倡者。

二、语文课程工具性的确立与理解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学科的性质由于受阶级斗争的影响,逐步思想政治化了,偏离了语文学科本质规律的认识,也偏离了对语文学科工具属性的正确把握。如,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时期,《汉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汉语是一种重要有力的工具,文学也是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1年《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指出“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道关系、语文性质的大讨论。在讨论声中,学界逐步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工具性,并写进教学大纲中。如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强调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这是中学语文教学第一次明确地定位了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提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双基”教学原则,准确地把握了语文教育的发展规律,使语文教学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然而,当时的人们依然对语文的工具属性理解有偏差,甚至把语文这门工具理解为像“轮船、刨子”一样的工具。为此,1963年10月10日张志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说工具》一文。他强调说:“语文这个工具跟其他工具有相同的一面……也就是着眼于掌握字、词、句和篇章的运用能力……它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张志公的观点的确对当时人们错误理解语文的工具属性具有纠偏作用。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多次强调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问题。

就张志公的语文学科性质观,近年来,学者王文彦先后指导两名研究生,写了两篇“论张志公的特殊工具说”的文章。一致认为,张志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到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高度,而21世纪初期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是历史的倒退。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是因为无视历史或忽视历史造成的。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和西方教育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904年1月“癸卯学制”的颁布,促使了语文学科的诞生,语文教育由此走向科学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而这一时期,产生于西欧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对我国教育领域的影响还是比较弱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的兴起,对全球教育领域的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革”十年的破坏,使我国再次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又席卷我国的教育领域。由于过于追求科学化的发展,致使我国的教育又走向“技能化”、“标准化”、“伪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同时,美国人本主义教育理念被引入我国,对“伪科学”的教育导向进行了审视与批判。语文教育领域中就逐步形成了“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和“人文主义语文教育观”两种教育观的对峙局面。据考证,1987年,陈钟梁在《语文学习》上发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才首次提出语文教学要注重“人文性”一词。由此可见,张志公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语文学科性质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上升到“语文学科性质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的高度而已。因为人文性是指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张扬,对人类终极目标和归属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高度敏感,对苦难和悲剧的悲悯焦虑等。其内涵要远远大于思想性的。

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1世纪初新课标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一基本属性是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的。从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学大纲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渐变历史中也可看出,人文性从缺失到逐步占据语文课程性质的半壁江山这一发展过程。比如,1992年,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0年,作为高中新课标的过渡大纲《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大纲中肯定了以往“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改革成果,同时,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替了“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一表述,说明其内涵得以扩大,大大提高了语文学科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化载体”。随着学界对语文学科认识的逐步深入,1997年末,语文教育界掀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对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影响以及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出台,最终促使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颁布,明确指出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性质。历经十年的课程改革实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注:修订版)于2011年12月28日由教育部颁布,并对语文课程性质做了大幅度的修订,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同期,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