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方瓷窑

东汉晚期瓷器制造业在浙江地区的出现和发展，带动了江南地区制瓷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省博物馆陶瓷专家李刚在其《古瓷发微》一书中指出：“任何一类手工业制品总是包含着生产与消费两个因素，并且，这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两者间的平衡而协调的关系的维持，决定着它的存在与发展。”即生产者注重营利，而消费者注重实用与美观的统一。因此社会生产力和需求量决定了制瓷业的发展。越窑的规模和发展也是遵循了这个原则。三国东吴时期窑址的数量增加了4—5倍。两晋时期，政局动荡，北方地区战事频繁，大批贵族士人纷纷南迁，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统治相对稳定的江浙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安定，贵族阶层生活用器的需求促进了瓷器制造业的繁荣。这个时期，窑址逐渐遍布东部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南方广大地区。浙江宁绍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即后世称为越窑的瓷窑体系，也是六朝时期中国范围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窑场。西晋时期，越窑窑场集中在绍兴、上虞一带，仅上虞境内的窑场就有六七十处。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窑址主要分布于绍兴、上虞、诸暨、萧山、余姚、慈溪、鄞县、临海等地。越窑窑场众多、分布区域广、产品风格一致。南朝晚期，随着厚葬习俗的衰退，陶瓷明器的生产大大削减，窑场数量和规模开始萎缩。

对越窑产品的认识一方面来自于窑址发掘中对瓷片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器物的整体认识则来自于大量六朝墓葬出土的瓷器实物。这些墓葬主要集中在江苏南京、镇江、金坛；浙江绍兴、宁波一带。南京是东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镇江是京畿区域，这一带是六朝王室贵族、豪门士族、达官显贵的墓葬聚集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大中型墓葬被发现，出土了大量高品质的越窑青瓷。绍兴、宁波一带是越窑的中心产区，也是大地主、豪族的聚居区，各家族墓地出土了大量越窑青瓷。这些越窑青瓷种类齐全，质量上乘，是六朝越窑产品的实物代表，为我们了解越窑当时的产品面貌提供了资料。这些瓷器虽然都是墓葬陪葬品，但仍可分为生活实用器和明器两大类。常见生活实用器有碗、盘、碟、钵、罐、洗、盆、盘口壶（图2-1）、尊、扁壶、耳杯、杯、托盘、罍、香熏炉（图2-2）、虎子、唾壶、奁、砚、水盂、灯、烛台、水注等，这些实用器涉及餐饮、文房、盥洗、照明等各个生活领域，也说明了瓷器在生活用器中的地位。明器类有俑、魂瓶、灶、井、鸡笼、猪圈、簸箕、米缸等，营造了墓主人生前富贵生活及庄园经济的立体景象。

图2-1 东晋青釉盘口壶

图2-2 西晋青釉香熏炉

越窑在东汉晚期至南朝时期，产品特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三国时期：胎质略松，色偏黄；釉以淡青色为主，少有流釉和剥釉；纹饰简单，多弦纹、水波纹、方格网纹等，晚期出现堆塑造型的谷仓罐（图2-3）。这一时期的主要器型有碗、盘、碟、钵、罐、洗、盆、耳杯、槅、托盘、香熏炉、虎子、唾壶、泡菜坛、水盂等日用瓷器，鐎斗、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磨盘、碓等明器。

图2-3 三国青釉谷仓罐

长江中游地区也是六朝时期南方青瓷的产区，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长江中游地区东汉晚期的青瓷发现较少，器形多见于简单的罐和碗，例如湖北当阳、黄冈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三国时期器形增多，有盘口壶、四耳扁腹小罐、泡菜罐、盆、盘、耳杯、唾壶、砚、槅（图2-4)、灯、熏、水盂、虎子、俑、仓、灶、井、磨、房舍、家畜圈等。西晋时期器形多动物等立体造型，例如狮形烛台、鸡首壶、蛙形水盂（图2-5）、人形灯等，出现褐色点彩装饰；东晋时期明器种类减少而生活用器增多，造型和装饰趋于简朴，动物造型明显减少。南朝时期典型器物有：盘口壶、鸡首壶（图2-6）、细颈瓶、五盅盘、多足砚、多足炉等，壶瓶均较修长，莲花图案成为装饰主流。20世纪50—80年代，湖北地区发掘的近400座六朝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青瓷器，主要集中在鄂城地区；江西地区近80座南朝墓葬中出土青瓷400——500件。这些出土的青瓷代表了当时流行于这个地区的青瓷的面貌，其中小部分青瓷产品来自浙江越窑，大部分则是本区域烧制的。湘、鄂、赣三地的产品在胎质、釉色和流行器型上相近，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发现的窑场有湖南湘阴窑、江西丰城窑，湖北地区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窑场。长江中游地区青瓷产品与越窑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例如胎土氧化铝含量高而氧化铁含量低，胎色灰白，釉色青绿或青黄，施釉不匀，釉层薄易剥落，整体质量明显低于越窑。

图2-4 三国青釉多层槅

图2-5 西晋青釉蛙形水盂

图2-6 南朝青釉鸡首壶

福建地区在六朝时期属偏远地区，但因临浙江和江西，受其影响，青瓷的使用也较普遍。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逸歆2006年论文《福建六朝墓葬出土青瓷研究》统计，福建的六朝墓葬共150座左右，其中有明确纪年的约50座，最早的为霞浦孙吴天纪元年（277年）墓，最晚的为晋江霞福陈祯明三年（589年）墓。两晋时期福建地区的青瓷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西，到了南朝中晚期开始独立创烧，并逐步走向成熟。自己独有的器型有单管、双管、四管插器（图2-7）和莲花造型的烛台、熏炉等。

图2-7 南朝青釉四管插器

汉晋六朝时期，成熟瓷器在浙江地区出现以后，南方瓷业快速发展，形成以越窑为中心的发达区并辐射至周边湘、鄂、赣、闽的南方青瓷文化圈，并随着海外贸易外销至东北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地区。受航海技术的限制，早期的海外贸易局限于近海周边国家，特别是朝鲜，距离瓷业发达的浙江较近，在朝鲜半岛发现的六朝青瓷较多，1969年从南朝鲜忠清南道天原郡出土了青瓷天鸡壶、青瓷四耳壶；20世纪70年代从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的石椁墓出土了青瓷羊以及金炯泰氏所藏的黑釉天鸡壶，都是两晋时期的越窑器。西汉时期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有来往，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给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曹魏时期两国也常有遣使往返。南北朝时期，日本通过朝鲜学习中国文化，并与南朝保持海上交往，有不少中国人经朝鲜移居日本。日本有一件类似东汉晚期五联罐造型的青瓷“须惠器”；奈良法隆寺藏有一件越窑青瓷四系盘口壶，壶底墨书“佛高九寸”，壶内放置丁香香料。这件南朝青瓷可能是唐代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作为盛装丁香的容器带到日本，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中国陶瓷传世品”。东南亚国家出土的陶瓷器则多为广东、湖南、福建窑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