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1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内涵

对于古代建筑，我们往往会被它的外观所吸引，特别是某一单个建筑的“样式”往往成为关注焦点。进而我们会对那些体现古代匠师精妙创意和高超技巧的加工工艺和局部细节感兴趣，比如梁架、斗拱、雕刻、彩绘等等。但建筑的艺术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它的核心是“空间”。而且，建筑尽管有着浓厚的艺术色彩，但它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建筑要满足复杂的物质和精神功能，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要欣赏中国古代建筑，首先要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内涵有所了解。

建筑的产生

人类最初的营造活动——“营穴”，古人类的洞穴仅仅是为了躲避严寒和猛兽的侵害，为自己建造一个栖身之所，与其他物种所经营的巢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距今约一万多年起，气候急剧变暖，冰雪消融，洪水肆虐。于是有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洪水泛滥，有了诺亚的方舟，有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大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鞭策人类走向文明，而人类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建筑”，作为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建筑已不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它已成为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耸的建筑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人们精神上的依托，使他们敢于远离居所，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尽管这时的建筑还是简单粗陋的，但人们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建筑的精神作用和审美价值，它促使人们在此后数千年里，不断地探索营造建筑的法则，不断赋予建筑物某些特定的“语言”，以表达其精神内涵。在文字产生以前，他们就开始用建筑的语言表达对上苍的感激和敬仰，表达自己与自然、宇宙对话时的喜悦与豪迈的心情。通过建筑语言，他们把最美的诗句奉献给上苍，把自己对宇宙的理解传达给后人。

早期人类建筑活动的根本目的归结起来只有两个：满足“遮蔽性需求”和“标识性需求”。前者使人类获得更适合的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后者使人们更确切地把握自己的时空位置，确立自己在自然界，进而是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遮蔽性”的实现，有赖于建筑物有坚固的结构和可靠的围护，这一点即使在远古时期也不难做到。而“标识性”的实现，却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方式，鸟类靠视觉，地面动物靠嗅觉，它们都可以准确地判定方向，迅速地迁徙。而非常不幸的是人类在这两方面都不发达，古人类的迁徙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地面建筑的出现，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定位坐标。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建造了许多仅具有标示性功能的建筑，如灯塔、航标、钟鼓楼以及宗教建筑中的塔幢、钟楼、邦克楼等，前者适用于现实世界而后者适用于精神世界。要实现建筑的“标识性”，无非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高大其体量，二是提高其形态的可识别性。体量的大小受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无限增长，而提高形态的可识别性却可以通过某种手法来实现。采用某些方法可以使建筑物从繁杂的背景中突显出来。为提高建筑物的标识性，古人开始认真地探索建筑营造的规律并试图确定建筑形式的基本规则。建筑形式规则的确立对于古人来说是一项艰难而浩繁的工作。许多建筑的规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古人来说，发现和准确地把握这些规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古人没有现成的经典可以参阅，唯一的师法对象就是宇宙、自然。在这方面，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天圆地方”的直观感受，为我们提供了易于把握的基本几何形状，日升日落的自然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方位感；山林水域为我们提供了尺度的参考；四季变换、山峦起伏让我们懂得了节奏和韵律的意义；海纳百川、众星拱月给人们作出了主从等级的示范。通过对自然的体验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逐渐把握了上与下、先与后、主与从等概念，掌握了大与小、前与后、中间和边缘等关系。人们发现完整的、简单而易于把握的几何形，适当的尺度变化，按一定秩序（节奏和韵律）组合排列的形体，较容易从背景中显现出来，而这一切恰恰是传统艺术的基本法则，并且也成了组织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山东临沂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上，我们发现有女娲、伏羲手持规、矩的图像。将人类社会的诞生和建筑设计的基本工具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古人对尺度、形状和秩序重要意义的认识，也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建筑环境空间秩序与人类社会行为秩序的内在联系。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思考，反过来促进了自己对环境事物间的关系和秩序的理解。建筑标识性的实现，使人类的建筑环境空间具有了某种秩序和规则，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巢穴。所谓环境空间的秩序不仅涉及物质环境层面，最终也涉及人类社会行为层面。实现这种环境秩序，有赖于建筑语言规则的确立。通过处理复杂的建筑空间和建筑构件的关系，进一步触发了对社会秩序的新的构想，也加深了人类对天、地、人、神之间关系的认识。因而，在许多古老文明中，建筑营造活动被视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工作的一部分。建筑不仅作为部落的标志显现给族人，也作为人类的标志显现给天地神灵；它不仅用来指示人们回家的道路，也用来指示人类精神的归宿。

远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尝试着将组织建筑空间的一些基本手法运用到建筑营造活动中，从内蒙古莎木佳祭坛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经创造出十分严整的中轴线，并且沿着这条中轴线，按照一定的规则布置建筑体量，形成有严格秩序的空间序列（图1-1-1）。

图1-1-1 内蒙古莎木佳祭坛遗址

在我国陕西省临潼地区的仰韶村，由于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仰韶村的名字就和中华文明的源头联系到了一起。由这个遗迹所代表的文化被称做仰韶文化。从发掘的部分来看，这处遗迹大致呈圆形，西南角被临河切去一块，其余部分皆有堑壕围护。有房屋遗址近百座，其中五座大房尺度远大于其余。所有房屋均围绕五座大房形成五个组团，各组团又围绕中心广场作环形向心布置。五座大房入口都朝向广场中心。遗址的布局有明确的中心，有明显的层级结构，有主从关系。它的布局手法显然和星空有关系，和古人对宇宙形态的理解有关系。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体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实现了“遮蔽性”的需求，同时也满足某种精神功能，具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的建筑已经具备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建筑”的基本条件。

建筑的发展演变

回顾中国古典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中国古典建筑发展至唐代木结构体系成熟，此后1000多年里其结构技术再无任何明显进步和变化。第二，自宋代起，建筑体量日益缩小，且建筑样式趋于简单化。这和我国宋、明两代经济、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反差，好像违背了建筑发展的普遍规律。其实，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中国早期的建筑也追求高大的体量和完整的几何形构图，也追求建筑的体形变化与和谐，也追求材料、结构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从商代到南北朝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所谓的“高台建筑”。也就是将建筑修建在一个个高大的夯土台基上，并且将建筑主体安置在一个几何形的，多半是方形或圆形广场的中心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筑群体组合的基本规则，比如宫殿建筑中的“东西堂”制度。但早在西周时期，已出现了另一种思路。在陕西凤雏村发现过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图1-1-2）。这组建筑空间布局严谨，建筑低矮，所有建筑空间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布置，大小、朝向不同的房间围合成一个个院落，封闭的、半封闭的、开敞的空间按一定秩序交替出现，不同建筑有明确的等级关系，有严格的功能分区。这种布局手法在此后的1000多年中，并没有在建筑实践中得到普及，但在儒家经典《礼记》中被记载下来，成为西周礼制的组成部分。直到隋朝建造（《中国古代居住与住居文化》）大兴城太极宫后，这一思路才得以在实践中大范围推广，并产生了宫殿建筑中的“三朝五门”制度以及合院式民居建筑。但直到唐代，建筑设计的思路仍然在“东西堂”制度和“三朝五门”制度间游移不定，唐代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仍然保留有“东西堂”的影子，唐代建筑在关注群体关系的同时，还在追求单体建筑的高大与丰富。直到明清时期，高台建筑的影响基本消失。这时的单体建筑才变得简洁平实，而群体关系更加井然有序。

图1-1-2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复原图

中国古典建筑的发展过程，从其思想背景来看，和儒家思想的成熟和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三朝五门”制度实际上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具体化表现，其空间体系反映出明显的君臣、尊卑、长幼、内外、主从关系，它的建筑空间关系，与儒家期望的社会行为规范所要求的个人行为模式高度吻合。同时，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交流也是这一建筑模式关注的问题。通过游廊、敞厅等半开放空间，人们可以方便地进入室外环境，每一个房间都可以享受到阳光、月色，可以看到树木和天空，可以享受花香鸟语。受这一思想背景的左右，中国古代的匠师们从隋唐时期起，就逐渐地把注意力从单个建筑的技术方案、艺术手法上转移到建筑群体关系上，转移到空间体系的构思上。如何使建筑环境空间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设计思考的出发点。许多近代学者、建筑师们对于宋以后，中国传统建筑的简化与缩小发出过许多哀叹，其实多半是出于误解。

中国宋代以后的建筑匠师们设计的建筑也许小了些，但他们的眼界和胸怀更广阔，思想更深邃，对建筑本质的理解更深刻。在这里，建筑的“三要素”不再是功能、技术和艺术手法，而是“个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这一层面出发，现代建筑师所面临的诸如：艺术多元化，新的功能要求层出不穷、技术突飞猛进如何取舍等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实际上，许多现代建筑师（比如莱特）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从这一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却未必了解，多数人只是在重复过去已经完成的工作。中国传统建筑理论自身也并非无懈可击，其中也有矛盾之处。要使传统理论适应现代要求，势必面临更多的矛盾。但从“个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出发来思考建筑设计问题，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或许，这代表着未来建筑活动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