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

只有当一种新理论以现实主义理论的假定为基础时，这种新理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流派；只有当一种理论在几个假定上做出的推论是相互关联且不矛盾时，这种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上一节我们讨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道义、利益、实力、权力、权威等核心概念的含义及其关系。本节将在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讨论由上述概念构成的理论推论。

推论1：逐利是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演化的根本动力。

现实主义假定人性是自私的，因而假定由人构成的国家也是逐利的。我们可以在婴儿身上发现逐利行为，但看不到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逐利是人的本性，而遵循社会规范则是人的后天习俗。国家政策是由人制定的，因此人的逐利本性也必然是国家行为的动力。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逐利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力，但不是全部动因；二是国际规范的演化也是由国家的逐利行为推动的。

对于道义现实主义者来讲，在假定逐利是国家行为首要动力的同时，还认为人的不同观念会影响其决策。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是说，人的本性都是天生的，不是通过后天学习可以培养出来的，凡是通过后天学习可以培养出来的行为观念是“伪”。借鉴荀子的这个观念，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后天培养出来的思想观念，即荀子所说的“伪”，对国家的决策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人逐利的本性和思想观念这两者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人逐利的本性是先天的，所有的人都相同，因此人逐利的本性对所有决策者的影响都相同；然而，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每个决策者的思想观念都不同，因此观念对每个决策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克林顿和小布什在是否退出《ABM条约》问题上的策略选择就不同。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思想观念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利益的排序，即在特定条件下将什么利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追求目标；二是以哪种方法获利最为可取。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只影响决策者判断哪种利益更重要以及用什么方法获取，而不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是否客观存在的判断，也不影响其政策是否应以获利为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思想观念对国家利益判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道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认识并不一样。前者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决策者的观念只影响他们对国家利益排序的判断和对获取利益方法的选择；而后者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由社会环境建构出的一个概念。

道义现实主义者还认为，世界主导国逐利是其建立国际规范和推动国际规范演化的原动力。维持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国际规范两者相结合为基础，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长期维持。对世界主导国来讲，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其最大的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秩序保证了该国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为了长期保持这种国际秩序，世界主导国需要建立一种有助于维持这一秩序的国际规范。这种国际规范具有保持国际秩序稳定和降低维护国际秩序成本的双重功能。当然，国际规范对世界主导国的行为也有约束，但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当某种规范对世界主导国是弊大于利时，它就会对这种规范进行修订，从而推动规范的演化。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即将失去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提出要以公平贸易原则取代其原先提倡的自由贸易原则，并且参加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际贸易规则。

推论2：无序体系中不同类别国家的安全自保战略不同。

现实主义假定国际社会是个无序体系，即国际社会没有垄断了军事暴力的机构，因此所有国家都只能进行安全自保，于是形成了各种安全困境。在这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结合不同类型国家功能不同的现实，对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两个推论进行了修订。一是世界主导国的类型差别决定了其提倡的国际规范不同；二是国家类型的不同决定了安全自保战略的不同。

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是相同的。沃尔兹（Kenneth Waltz）说：“在无序领域，单位（国家）起相似功能且倾向于保持不变。同类单位努力保持独立，甚至争取独裁。在等级领域，单位的功能不同，它们倾向于增强各自的特殊功能。”沃尔兹为了阐述理论的简洁，将国家“黑箱化”，于是不考虑国家类别的差异造成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的类别不同是一种客观现实，回避这一客观现实必然导致理论解释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不一致。如美国与梵蒂冈是两个类别完全不同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导着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国际规范的制定，后者则主导着天主教的宗教秩序和规范的改革。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区分国家的类别，才能解释为何世界主导国类别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规范的变化，乃至国际体系类别的变化。荀子将先秦时的主导国划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以他的分类原则为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列强都是殖民主义的强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和苏联则是霸权国家。由于世界主导国的类型不同，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规范就不同于二战之前。二战结束前的国际规范是吞并原则，其后是争霸原则而不允许吞并他国。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在无序体系中国家需要安全自助，因此大国都要进行军事侵略。米尔斯海默反对国家有不同类别的观点，并说：“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大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那是安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换句话说，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性行为，并非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是具有内在的主导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将生存机会最大化，就不得不追求更多的权力。”米尔斯海默的这一观点存在着逻辑问题，因为相同原因导致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解决方法。例如，中医和西医可用不同的方法治愈相同的疾病。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侵略是大国追求更多权力的一种常见的战略选择，但却不是唯一的选择。国家类别的不同、国际规范的不同、国际地位的不同、武器技术的不同，这些差别都可能使不同类别的大国采取不同的战略去获取更多的权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列强采取到欧洲之外的地区开拓殖民地的战略争夺霸权；一战后，德意日以吞并邻国的战略争夺霸权；冷战期间，美苏用代理人战争的战略争夺霸权。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小国没有大国那样的安全自保能力，因此倾向于将本国的安全委托给大国的策略。这种安全委托策略使得许多中小国家并不拥有完整的主权，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就连日本这个经济大国也没有完整的主权。这也是安倍政府将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日本政治目标的原因。如果从国家类别上区分，我们至少可以将现代民族国家分为完整主权国和半主权国两类。

推论3：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大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和体系压力。

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力定义为国家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基于这个定义，所有现实主义者都假定权力具有客观上的零和性，即一方权力的增加是以另一方权力的减少为前提的。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崛起国与现行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二是实力差距的缩小将使崛起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崛起困境。

“结构性矛盾”是指崛起国与主导国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是一个由相互竞争国的实力差距缩小而自然形成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大国崛起是崛起国的综合实力与世界主导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随着双方综合实力的接近以至改变强弱地位，双方的国际权力也随之改变。国际体系是封闭性的，国际权力不可能无限扩大，于是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世界主导国不愿因自身实力相对下降而减少其国际权力，而崛起国则因自身实力上升要求增加其国际权力的现象，因此形成了双方在国际权力再分配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主观政策表现是，世界主导国主张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崛起国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实这种矛盾的客观本质就是主导国要维持现有的国际实力结构，而崛起国要改变现有的国际实力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矛盾被称为“结构性矛盾”。20世纪30—40年代，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就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

“崛起困境”是指随着崛起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该国对外部世界影响所产生的反弹力度在不断增大，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也迅速上升。这个推论其实就是力学的第三定律，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只不过在这里用于描述崛起国实力越强大其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就越大的规律。这个规律符合第一节中关于以实力界定利益的原则。随着崛起国实力的增大，其国家利益向外部拓展的规模加大且海外利益增多，其利益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就增大。与此同时，这个规律也符合权力零和性的假定。崛起国海外利益拓展得越快，与他国发生的利益冲突就越多，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国家数量也越多，从而形成了他国反弹强度增加和反弹国家数量增加的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体系性压力上升。一个佐证是，中国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了“中国责任论”;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这种国际舆论急剧上升。

推论4：政治实力变化可改变实力对比。

现实主义者都接受国家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假定。大国实力发展速度不一致，导致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改变，这种改变是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前提。在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决定一国综合实力的升降；二是国家政治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

道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政治决定论的理论，它推论国家政治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一国的综合实力能否持续增长及其增长的快慢。国家的综合实力由操作性实力要素和资源性实力要素两类构成，前者是指政府的领导能力，后者是指可供决策者运用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当政府的领导能力强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就快，反之则缓慢、停滞甚至衰败。政府的领导力强，则对内具有迅速增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外具有增加盟友和扩大国际支持的作用。将政治实力视为综合国力的根本因素，才能理解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所在。软实力的构成分为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在这两者中，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例如，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在2003—2006年间都持续上升，但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发动了缺乏国际法理基础的伊拉克战争，使得其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即政治实力严重下降。这三年间美国的综合国力显现为萎缩状态，国际地位呈下降趋势。这个例子和苏联解体的例子都说明，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发挥作用。据此，我们可以用图1-1表示各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

以CP表示综合国力，M表示军事实力，E表示经济实力，C表示文化实力，P表示政治实力，根据图1-1，我们可得到一个简化的综合国力公式：

CP=（M+E+C）×P

政治实力决定论的综合国力方程，所体现的是管子所说的“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这个认识与前面关于遵循道义可增强国家的实力和提高行为合法性的观点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表现为一个强国的兴起或一个帝国的衰败皆与其国家领导力的强弱成正相关。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领导性质差别具有改变国际格局的作用。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者构成的，因此国际格局的转变不仅取决于大国的实力对比，同时也取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国际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极转变为冷战后的一极，不仅是美苏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伴随了俄罗斯失去大批盟友。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盟主的道义水平。有诚信的大国能建立起可靠的同盟，且能扩大同盟规模。反之则失去盟友，趋向孤立。从结盟的角度讲，盟主战略信誉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同盟持续的时间、成员数量的增减和团结的程度。对于盟主的诚信与同盟的可靠性两者间的关系，郤缺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这是说，盟主只有具备了划分敌友的原则和助友惩敌的政策，才能维持同盟的可靠性。冷战时期，美国建立的北约和苏联建立的华约这两个军事同盟，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盟主具有战略诚信的重要性。

关于道义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有一点需要澄清。道义现实主义并不认为讲道义就排除了使用武力，而是认为绝不使用武力是不讲道义的。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无力自保安全，于是采取将安全委托给大国的战略。如果一个强国采取绝不使用武力的政策，则意味着它不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受侵略的中小国家。对于中小国家来说，这样的大国是没有道义的，也是没有国际战略信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