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商主义的核心内容

16世纪到18世纪是重商主义的时代，特别是在最后的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涌现了大量的经济研究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多为商人或者政治家，而作品的内容也多数是针对时事发表的看法和政策呼吁。因此，重商主义既是关于经济的学说体系，也是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体系。作为经济学说的体系，重商主义比较松散，并不系统；作为政策思想体系，重商主义内部差别很大，也缺乏一致性。实际上，系统的理论体系创新直到斯密的《国富论》才出现。之所以将重商主义理解为思想体系是因为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即将金银、货币视为社会的唯一财富，“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的形成适应了西欧各国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商业资本作为资本的最早形态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地理大发现运动、殖民地扩张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市场范围的扩展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分工的深入，促进了生产及贸易。商人作为商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利益的承担者，他们从现实生活出发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并形成了理论学说和政策见解，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重商主义的中心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金银）即财富。虽然重商主义者不否认农产品、自然资源也是财富，但是他们坚持认为金银即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那些不能出售的产品毕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把财富与货币混为一谈之后，就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从而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2．财富来自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既然财富是货币，那么获得财富的途径就是不断地积累货币。因此，除了增加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在流通领域里才能实现，而国内贸易不过是将财富在国民之间进行了重新的分配，并不会实质性地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对外贸易，将本国剩余产品出口换回货币被理解为是国家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

3．强调中央集权国家的作用。重商主义者意识到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利益需要有民族国家政权的支持。因此，他们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干预经济的措施，保护国内工商业免于封建垄断势力的压迫，同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二、各国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重商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但由于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并不相同，因此，又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思想观点。

1．意大利的重商主义

意大利是西欧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早的国家。早在11世纪，威尼斯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造船业、商业及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就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商业城市执牛耳者。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纺织、冶铁制造、国际贸易等也相当发达。然而从16世纪末期开始，意大利的这些城市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被荷兰、法国、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所代替，这些城市则“下降到仅仅是西北欧加工制品的传送带的地位”。对于意大利在17世纪的衰退，比较普遍的解释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得通商航路发生了不利于意大利的变更，但也有观点认为是热那亚、威尼斯的大商业资本家们过于醉心金融投机，放弃了商业贸易活动导致的。尽管这种解释目前仍未有定论，但是意大利商业资本对货币及金融投资的关注确是事实，也充分地体现在他们的经济学说中。

伽斯巴罗·斯卡鲁菲（1519—1584）是一位银行家，针对当时各个国家存在各不相同的货币制度，以及极不稳定的金银比率，在《真知灼见》（1582年）中提出了一个货币制度改革方案。他主张由教皇或皇帝召开欧洲大会，建立全欧统一货币制度，制订黄金和白银比价，为结算与汇款业务创造条件。

安东尼·塞拉，生平及身世不详，只知道他的代表作《略论可以使无矿之国金银充裕的成因》（1613年）是在那不勒斯监狱中完成的。在这本书中，他首先分析了那不勒斯货币普遍缺乏的现象，认为那不勒斯金银不足不是因为汇率高昂，而是因为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建议国家政策重点不在于调整金银的比价，而应该积极干预经济，重视手工业生产，鼓励商品贸易，保持贸易顺差。

另外，塞拉对主张禁止输出货币实现资金充裕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禁止输出现金是不恰当的，对金银的充裕并无助益，反而有害。”如果输出的资金是用以在国外购买本国所需的商品，人们购买它之后，可以使之得到补偿，从而所取得的价值和资源可以与输出的资金相抵消；如果输出资金是用以转口贸易，那么，由于商品的售价会高于买价，那么收回的资金在数量上会大于输出的资金。但是禁止现金出口，将导致商业资金的匮乏，从而无法应付国际贸易的需要，致使贸易萎缩；反之，自由的出口将扩大贸易，而最终使国家受益。

2．英国的重商主义

英国从15世纪末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土地私有及圈地运动，到了17世纪中叶，通过与荷兰、西班牙的一系列战争，英国确定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在国际贸易的作用下，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颇为迅速，工业化进程也非常显著。

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是一位大商业资本家， 1615年被选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担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等若干个委员会成员，在英国的商业界和金融界很有影响，也是重商主义思想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孟的代表作主要有1621年出版的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贸易论》。在这本书中，孟以英国国家利益为视角，提出了贸易差额理论，设计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家贸易地位的政策建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重商主义经济与政策学说，因而《贸易论》被马克思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孟与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认为对外贸易是使国家富足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贸易差额论。贸易差额即一国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当一国产生贸易顺差时，就意味着它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在我们所出口的货物里既然有一部分没有以货物的形态换回一些东西，它必然就会以现金的形态被带回国。”因此，他认为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是增加财富和现金，从而实现国家富裕的通常手段。

同时，孟也赞同金银即为财富，但是他坚决反对“少输入、多输出，尽量把金银铸币保存在国内”的货币主义观点。因为他意识到货币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储藏，而是在于把它投入到能够产生利益的对外贸易中去。英国是一个没有金银矿的国家，除非把它的货币当作资财（stock）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否则就没有别的手段得到金银财富。可见，孟将货币作为资本投资，贸易余额看作积累生产性资本的途径。在进一步的论述中，他还提出贸易出超取得的货币如果都储存在国内，那么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物价上涨，而因为国内商品价格高昂会导致出口的下降。为了避免这种恶果，只有将货币进行再投资，投入到产业活动或者转口贸易中。在这里，孟已经将货币的交易功能正确地扩展到资本机能。

对于如何发展英国的对外贸易，孟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首先在价格方面，对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的产品，即别国尚未能生产或缺乏条件生产的商品可以以高价出售；同时，降低竞争性商品的价格，这将扩大英国产品的销量，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其次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希望政府建立贸易委员会，规范厂商在贸易及工业活动中的行为，确保英国生产出优质产品，赢得国际市场。最后，孟还论述了应该如何利用税收政策实现贸易顺差。他提出降低出口关税水平将有利于英国商品的外销，对于转口贸易型的进口也应降低进口关税，提高那些在食品和服饰等方面的进口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孟除了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实现国家富裕之外，又提出人口与技艺对增加财富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他用铁砂和羊毛在加工之后变成制成品价值大大增加的例子总结出技艺的确可以比自然财富带来更大的利益。在这里，孟已经对价值与财富的源泉有了真正的探索，尽管模糊，但是也指向了劳动（技艺）创造价值的思想。

最后，孟提出了无形收入的概念和思想。他认为一些非商品性的无形收入，例如远洋货运，也会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建议英国的货物只用英国的船只运输，因为除了产品的售价之外，“还可以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的费用以及将它们运往海外的运费。”他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英国的旅游业，因为这也是一种无形出口，外国人到英国旅游可以增加外汇收入。可见孟已经观察到服务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孟不仅关注流通领域的贸易活动，并将这种关注延伸到了经济活动的实体部分，大大超越了重商主义，是新经济理论体系的先声。

3．法国的重商主义

法国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是从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出于维持庞大的宫廷开支和战争费用的需要，法国的封建君主采取了鼓励和扶持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加强经济实力。因此，法国重商主义的形成虽然比英国晚，但实践上却更为彻底和深入。

安徒安·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estien,1575—1621）生于诺曼底，是一位戏作家，在一次决斗后逃往英国，英国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对他产生了震撼，对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一次重要的启发。他回到诺曼底之后，投资创办了手工工场，并在1615年发表了著名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所讨论的商业、工场手工业、国际贸易以及君主的政策等内容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家庭管理的含义，因此没有采用传统的经济学命名，而是首创了政治经济学一词。

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一样，蒙克莱田认为货币（金银）就是财富，因为它是人们生活所需，也是国家实现繁荣昌盛的途径。但是在如何致富的问题上，他又与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不同，他并不认为储藏金银可以使国家富足。他明确提出商业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而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利益。他甚至反对外国商人在法国进行商业活动，认为会侵犯法国的利益。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出生于一个呢绒商人的家庭，早年在里昂习商，后回巴黎经商，1665年直至去世他一直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成为左右法国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由于他的原因，法国在17世纪后半叶一直执行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政策，因此，虽然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论论著，但却被推崇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甚至法国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也被称为柯尔培尔主义。

柯尔培尔认为以金银为代表的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或贫困的最终标准，因此，国家要致富，就要发展对外贸易且必须坚持贸易顺差。为此，他坚决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调整关税，鼓励本国商品出口，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另外，柯尔培尔发起并组织了庞大的商船队，建立了许多拥有特许权的海外贸易公司，企图借此提升法国在海外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柯尔培尔还提出发展海外殖民地也是必要手段。柯尔培尔筹集了大量资金壮大法国海军力量，走上了积极的海外殖民扩张道路，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而致富。

在国内，柯尔培尔还推行了一系列政策积极鼓励发展工业。通过引进国外工匠、信贷、兵役豁免、举办官办工场等政策扶持工场手工业；改良公路、开凿运河，大大提高了运输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针对国内封建割据导致关卡林立税收名目繁多的问题，扩大了税区，统一了税率。

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措施是法国工商业的迅速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为了支持工业部门，提升法国工业品的竞争力，柯尔培尔采取的降低农产品价格等措施直接导致了当时处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的衰退，而在工业和商业方面，法国又直接面对地中海国家、荷兰和英国的强大竞争，毫无优势可言。因此，整个国民经济最终陷入濒临破产的绝境。柯尔培尔一生积极推进的重商主义在他死后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并最终促使了主张自由放任的重农学派的形成。

三、对重商主义的评价

重商主义以商业、工业的一定发展水平为经济基础，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雏形——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因此，与早期的经济思想不同，重商主义者更关注的是实际经验，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公平与正义。将经济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转型，为后来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在刚刚诞生的民族国家里，商业资本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阶层。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史无前例地结合在一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在国王特许下，以贸易特许和专利权形式存在的合法垄断组织。可见，重商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学，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政令实施的保护主义政策体系。

与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相关，重商主义在不同时期也存在重大区别。首先，在回答什么是财富的问题上，虽然观点都认为金银是财富，但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禁止金银出口，鼓励吸收外国货币，而晚期的重商主义则允许货币输出，只是更强调要保证把更多的货币运回国内，即保证外贸顺差。所以马克思把早期重商主义叫作货币差额论或货币主义，而把晚期重商主义又叫作贸易差额论或真正的重商主义。

其次，在如何获取货币财富的方法上，早期观点认为贸易顺差是主要途径，而晚期重商主义则更重视工业生产，他们认识到了发达的商品生产是在对外贸易中获利的重要基础。因此，晚期重商主义有时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最后，在对待货币的态度上，早期重商主义主要把货币看作贮藏手段，即以贮藏货币形式积累财富，坚持流通为中心，而晚期重商主义则已把货币看作在运动中增殖自身的手段，看作货币资本，主张把货币投入流通以带来更多的货币。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那些制度、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营养要素的健全，依靠政府干预积累货币的立场逐渐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所代替，原来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反而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当18世纪英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霸权地位后，由于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自由主义毫无疑问是有利的政策，经济学理论也从主张国家干预走向自由放任，从流通领域走向深入的生产研究，成为资产阶段与封建残余势力斗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