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的经验过程离不开语言，语言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社会学作出直面经验现实的理论承诺时，语言现象或语言问题应当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内。然而，事实却正相反，不仅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等实证社会学奠基人没有注意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学研究，而且韦伯和帕森斯等人以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也未能重视同人们的社会行动不可分离的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在社会学视野里失落的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问题。实证社会学用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追究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定性，提出“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的主张，其要害不仅排除了人们的价值判断，而且也无视了人们的主观性，看到的是同物理现象一样的非人、非社会过程。正因如此，他们在创立社会学时，虽然极力强调直面经验现实，但是这个现实是非经验的，现实在他们面前是抽象的，因为现实中的主观因素被净化了。作为人们亲身经历和体验着的现实不仅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现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在语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社会学抽象化了经验现象，忽视了日常语言，因而仍然游离于经验现实之外。

韦伯从历史主义立场批判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抽象性，认为社会学只有以具有主观意愿的人的社会行动为出发点或根本研究对象，才能把握到真实存在的社会生活。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相比，应当说韦伯已经进了一大步。当韦伯把社会行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且强调行动者的意愿时，他看到的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被当作物看待的社会，也正因如此，韦伯的社会学被视为人本主义社会学。然而，韦伯研究社会行动，不是研究它的现实经验过程，而是研究它的理想类型和理性根据，并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而把社会行动的研究上升到社会理性结构、制度结构和权威结构，以及社会控制模式层面上。这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是进入现实生活又离开现实生活的过程。

韦伯的社会学实质是对社会现实开展的理性批判，或者说是对社会生活理性结构的分析与概括。理性批判是启蒙运动以后，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理性批判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人、社会和自然存在的根据，这是一个由经验表层现象而深入其内在本质的过程。因此，理性批判建立的理论是内在论和本质论，它的理论结果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韦伯虽然有意识地抑制了本质论，但他并没有超越本质论，他的理论著述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同传统本质论不同。韦伯的核心范畴是理想类型，是具有超现实性的理论概括。虽然理想类型具有现象学色彩，但是理想类型不是经验现象本身，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形式化概括。其实，形式也具有本质论意义，特别是韦伯论述的这些具有一般性的理想类型，就更具有本质论意义了。追问内在根据和普遍类型的理论，不可能驻留于经验现实，也不可能对日常语言给予关注。因此，语言学问题未被纳入韦伯的社会学视野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把语言学问题引入社会学首先应当归功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强调经验一元论，坚持经验过程的不可分离性，要求对经验生活的研究应当是完整的和具体的。在社会学领域里，首先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明确提出的是米德，而米德（G.H.Mead）正是在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影响下开展社会学的语言学研究的。按照实用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原则，不仅理性根据、情感意志、价值要求和感性活动等已被传统哲学认识到的因素属于经验过程不可缺失的要素，而且人际交往和语言沟通等因素也因此被充分注意，因为这些因素在经验过程中都是同时存在的。于是，在米德的社会学视野里，经验过程被作为包含着多种因素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他对姿势对话、符号互动、意义象征等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讨论，都具有这种含义。

米德虽然把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并未实现语言学转向，而是通过语言学研究转向了心理学，即创立了社会心理学。米德的理论追求是：把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看作外在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观察而透视出其内在的心理过程，特别是揭示出自我意识的分化与成长。如果说孔德、迪尔凯姆的经验研究是物理主义的，那么米德的经验研究则是心理主义的。心理主义的专注同物理主义的渴求一样，最终都将导致对经验生活整体性理解的片面化，二者的区别不过在于：物理主义执着于物的世界，而心理主义则执着于心的世界，而心与物在经验现实中本是同一个世界。

尽管米德对语言学问题的研究称不上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但是他把语言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基本层面，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吹响了前奏曲。在米德之后，符号互动论、人际交换论、结构功能论和社会冲突论等社会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语言问题，这与米德对语言问题研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帕森斯（T.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对语言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在结构功能模式论和社会现代化过程论中，帕森斯都论述了语言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帕森斯关于语言的论述却被复杂而庞大的结构功能模式理论湮没了。

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加芬克尔等人的常人方法学、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解释学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福柯和利奥塔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以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或符号社会学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语言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主流的主题。

加芬克尔把社会学的视野转向日常生活世界之后，立刻发现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对日常语言的研究中发现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索引性（indexity），即表面上孤立的或者间断的语句及其表达的行动，都是被一条无尽的索引链连结在一起的，分析人们的日常语言就可以发现人们思想意识和经验行为的无尽连续性，这不仅说明人们要在联系中看待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不要试图去追究这些话语和行为的终极本质。常人方法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萨克斯（H.Sacrs）把日常语言看作实践活动，不仅联系话语行为的外部环境和文化氛围讨论了谈话过程中的内在环境或心理活动，而且还揭示了谈话作为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作用、交往实践关系。谢格诺夫（E.Schegloff）通过分析谈话的交换系统和言语轮次，讨论了谈话中蕴含的社会习惯、规范和制度等方面问题。常人方法学的这些谈话分析理论同其开启的社会学思维方式革命一样，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学起源于对语言的释义，在神学解释学、史学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那里，解释学的研究对象都没有离开语言文本。当韦伯把解释学引入社会学时，语言问题的研究却被行动类型的概括和主观意识的理解遮盖了。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G.Gadamer）阐述的是哲学解释学，他的主要工作是对语言给予哲学解释。然而，正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语言问题回到了经验世界。像海德格尔（M.Heidegger）一样，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语言不仅展开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带入了社会。人们不仅在谈语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在说我们。伽达默尔说：“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成为语言的对象。倒不如说，知识和陈述的对象已经包括在语言的世界中。”这就是说，语言同现实世界是内在统一的，不是主观同客观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过程，因此，研究现实世界就应当关注语言。

利科从文字文本的解释转向对行动文本的解释，把解释学的语言学研究同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研究直接统一起来。利科指出：“解释学不仅必须表现语言学（谈话的语言学，对语言的语言学），而且必须表现说话行动的理论。”在他看来，活生生的语言在行动之中，同时现实的行动一定是言谈着的行动。因此，研究语言应当面向社会行动，而研究社会行动又必须面对语言。面对言谈着的行动，解释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同社会学达成了视野融合，而且也使解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发生了内容上的变化，解释学社会学不再像在韦伯那里那样注重理性根据的追问和理想类型的划分，而是注重行动的意义、行动的沟通，注重语言在行动中的存在、交流和共识。

受解释学的社会学影响，哈贝马斯把自己的理论视野集中于以语言沟通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行为上，建立了别开生面的交往社会学。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了哲学解释学的重要代表著作《真理与方法》，全面阐述了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哈贝马斯赞成把语言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但是，他反对伽达默尔在语言问题上的保守性，他主张语言学的批判性。在他看来，语言作为生命形式和存在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的，是受特定意识形态控制并扭曲的，因此把语言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必须开展批判性的研究。他指出：“语言也是社会控制或社会权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权力控制表现为合法的语言就是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欺骗，而是用语言进行欺骗。”

哈贝马斯从意识形态批判开展对语言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了他对社会学理论的重建。在后来回顾《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的基本精神时，哈贝马斯指出：“我的讨论不仅是继续阿多诺（T.W.Adorno）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时直接注意非传统的途径——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语言分析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舒茨（A.Schutz）所建立的现象学的俗民方法论——这些，正如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十年后所说的一样，产生了‘社会理论的重建’。”可见，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重建是在吸收了六七十年代哲学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在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影响很大。日常语言是生活世界中的对话，是与日常经验生活直接统一的。当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学研究带入日常生活中时，他实质上已经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或理论境界。舒茨在其现象学社会学中，把语言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日常语言进行了丰富的社会学研究，其中关于对话、沟通、意义、行动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哈贝马斯重建社会学的思想来源。

汇集各家学说精华，哈贝马斯建构了以语言学的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行为理论。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以语言沟通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行动，因此，交往行为理论也就把语言沟通问题作为最基础的部分加以研究。哈贝马斯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称为“普遍语用学”，他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他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个说法，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说，哈贝马斯要通过语言学研究解决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的前提条件问题。本着这个宗旨，哈贝马斯论述了日常语言与生活世界、语用行动的显示功能、表达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用学的经验性与规范性、言语沟通的有效性基础、以言行事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进入社会学视野的语言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哈贝马斯还把语言学的研究同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系统联系了起来，进而触及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以语用学或语言行动理论为主要内容，哈贝马斯发表了《论系统扭曲了的交往》（1970）、《语言的破坏与再建》（1970）、《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1971）、《什么是普遍语用学》（1976）、《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等重要著作，开展了语言行动或言语交往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以说，社会学的语言转向在哈贝马斯的论著中得到了最充分、最深入的表现。

福柯、利奥塔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在60年代以后也开始了语言学转向。米德关注语言问题的思想基础是实用主义，哈贝马斯转向语言学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解释学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福柯等法国社会学家转向语言学的思想基础则至少要追朔到索绪尔（F.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体系，语言的意义只有在符号体系亦即语言结构中才能理解。索绪尔仅仅停留在语言文法分析层面上的语言结构理论，被列维-斯特劳斯（L.Strauss）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建立了把语言文字分析、心理分析同社会结构分析统一起来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或人类学。他曾预言：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不仅会使语言学发生革命，而且会使人类学和一切社会科学都发生革命。”拉康（J.Lacan）、利科等人都对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真正通过语言学研究而使社会学发生革命的首先是福柯。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既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学分析，也不注重语言的心理学分析，而是把语言看作人们的基本生命形式，要通过语言达到对人们生存困境的解释。他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各种因素，因为话语已经扎根于这个世界而且继续存在于这个作为经济过程、人口变化过程等等的世界中。”与哈贝马斯不同，福柯不去追问现实交往活动的内在根据或交往行为理性化，而是在历史过程中揭示由语言表现出的“知识型”的演化过程，进而揭示当代人类异化的生存方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简言之，福柯注重的是通过语言而把握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历时性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称为“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具有激进的批判性。虽然福柯的语言学研究同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有着直接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彻底的否定。福柯也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注重语言的结构分析，但不是认可分析出来的语言结构，而是要摧毁日常语言中的结构，亦可称之为“拆构”或“解构”。福柯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的中心任务是“打破中心，即不给任何中心以特权”。福柯要打破的中心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他认为，人本主义者过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科学主义者过度强调语言的结构规则和外界事物的逻辑规律，二者实质是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下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仅不能真实地解释现实生活，而且作为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禁锢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引起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普遍异化。所以社会学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摧毁结构和拆除中心，而不是再揭示出什么新结构，确立某种新中心。

布迪厄像福柯一样用否定的眼光审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突出地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不仅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着语言，而且语言的变化也改变着社会生活。各种趋向特定政治目的和控制形式的语言，变成越来越有力的统治工具，“语言的暴力”已经成为扭曲人生的最严重因素。因此，布迪厄指出：“社会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描述控制词语的斗争的逻辑，……社会学家对他必须使用的语词应该抱有疑问。”这就是说，社会学不仅应当批判地审视语言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而且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对社会生活有控制作用，所以社会学也要反思自己的语言，要批判地反省自己的语言是怎样介入社会、参与生活的。

布迪厄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其宗旨在于：一方面从社会行动或实践活动出发，超越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摧毁语言中心论的旗帜下重新审视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把研究社会生活的这些原则同样贯彻到对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反思中，在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反思社会学语言的偏失或误区。这种“反思社会学”标志着西方社会学理论进入了学科建设的更高层次。自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问世以来，西方社会学新流派不断产生，但却很少提出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省问题，这与实证主义强调客观对象的自在性和主观观念的自明性是直接相关的。当布迪厄提出反思社会学理论时，这意味着社会学开始怀疑自身，批判的原则不仅针对社会生活，而且也针对社会学理论本身。布迪厄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社会学反思任务，同他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分不开的。

另外，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和吉登斯等许多社会学家也对语言中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学视野里的语言问题作出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语言的社会学研究在当代已经蔚然成风，几乎那些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学理论都包含了语言学方面的内容。社会学转向语言与其现实基础和知识基础的转移是直接相关的。如前所述，后工业社会是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中心任务的社会，而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是在语言交往中成为现实的，所以立足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就一定要面对语言、研究语言，否则就无法直接研究最真实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日常经验事实。人文学科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的主要知识基础，对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哲学率先开展了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许多思想来源于哲学的启发，至于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就是运用和创造新的话语形式或象征符号来表达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想象。因此可以说，人文学科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观念启发和运思空间。

思维方式的变化对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是最重要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回答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为己任，人际关系一直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生活和研究人际关系。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转变有了清楚认识之后，必须从人际关系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团、社团与社团关系中认识人类社会，才能成为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的共识。在主客关系中，社会学看到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化的、剔除了人们的情感意志和理想选择的自然过程；在人际关系中，社会学看到的社会现象都是具有自身存在价值和主体地位的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不仅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人际交往关系是主体间关系，而且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同他们的对象之间也是主体间关系。社会研究者不是站在社会生活之外的观察者，而是同他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有选择、有意志的现实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关系。

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交往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语言沟通，最核心的内容是通过语言沟通而达致理解、形成共识。正是明确地认识到人际关系是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处理人际矛盾是当代社会中心任务，后结构主义社会学、新实用主义社会学、解释学社会学、反思社会学等当代重要社会学流派，同交往行为理论一样纷纷把语言学问题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题，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才全面展开。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学语言学转向既有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现实基础，也有适应后工业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心任务变化而发生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思想基础，亦即世界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