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林》初版密韵楼

从1919年10月，王国维接受蒋汝藻之聘开始，至1923年4月，王国维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止，王氏历时近四载，为蒋氏藏书编成经、史、子三部目录，集部目录也编至元末，明代则为草稿。从43岁到47岁间的王氏，正值学术盛年，在密韵楼中的读书、校书、编书生涯是其一生中难得的静好岁月。

在这段岁月里，他与同样以遗老自居的蒋氏志趣相投，相处融洽。嗜书好学的王氏，在此可谓如鱼得水，暂得桃源。其实，早已盛名在外的王氏，学术界、文教界、文人圈子里的各类聘任接踵而至。而他总是把读书看得比聘书更重要，总是认定自己读书比教书更适宜。早在1917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托马衡与其联系，欲聘往北大任教。王氏经与罗振玉商量，拒绝了聘任。其时，王氏正醉心于敦煌遗书的研读，根本无心于任教生涯。到1921年年初，马衡仍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力邀王氏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但仍为其所拒。此时，王氏正倾力为蒋氏藏书编撰目录，正在密韵楼中坐拥书城，终日乐此不疲，何来闲时闲意赴任教职？也正是再次拒绝赴北大任教的这一年5月，王氏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撷其精要，集成了《观堂集林》二十卷。蒋氏对此著颇为激赏，当即表示愿意出资校刊、印制发行。

密韵楼校刊的《观堂集林》，是王国维这部代表作的第一次印行，也可以说是唯一经过王氏本人审定的版本。因为无论是其友人罗振玉1927年编选的《海宁王忠慤公遗书》，还是其弟子赵万里1940年编选的《王国维遗书》，虽然均收录有《观堂集林》，但均为二十四卷的增订本，均为王氏逝世后的选本，并没有经过王氏本人的审定。也正因为如此，密韵楼校刊的《观堂集林》，可以说是王氏生前出版的所有学术著述之集大成者，可以说是能真实反映王氏学术成果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蒋氏本人也非常看重这部著作，在校刊与印制中不惜工本，倾尽全力；可以说极尽一位藏书家精雅风范，以鉴赏一部传世经典的眼光来精心印制。他特聘“聚珍仿宋版”发明者、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来监印，正文采用方形仿宋大字，引文采用长形仿宋中号字，夹注采用长形仿宋小号字，版式疏朗有致，字体清秀俊美，实在是为《观堂集林》这部学术经典增色添彩。在每卷卷末，蒋氏还别出心裁地增添了各色印记，这些印记或篆或隶，均是摹仿宋明古籍的牌记格式，古典雅致，别具一格。这些印记或刻写着“密韵楼”、“乌程蒋氏校刊书籍之印”；或直接以方框形式印于卷末，诸如“壬戌春日乌程蒋氏密韵楼仿宋聚珍版校刊”的字样；所有这些细节，都彰显着这部著作的非同凡响，也映证着校印者的郑重其事。

也正因为蒋氏的郑重其事，《观堂集林》的印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此书随印随校、随校随印的严谨流程，务必经王国维多次审定后方才拼版印制，所以印制流程上不可能全书二十卷同时全部印出。实际上的情形是，从1921年5月至1923年12月，这三年间，二十卷《观堂集林》陆续印出，分订为六册；每一册的成书时间都各有不同。这从卷末牌记中屡屡变更的辛酉、壬戌、癸亥；春日、夏日、冬日字样，就可以明证。就这样，一位顶级藏书家与一位顶级学者的因缘际会，年复一年、春来秋去的周而复始着。虽然二人在密韵楼中的切磋厮磨，也仅有三五年时光，但这亦是足以载入近代中国学术史的学林佳话了。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二十卷本，蒋汝藻1921年校印初版，为王氏生前唯一自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