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筑圃见人心

以诗文造园，是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最重要原因。“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精神”者，诗文之“灵魂”也，“所谓灵魂，是指心灵中起灌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园林的“灵魂”就是“主题”，是“作者”即构园者通过山水、花木、建筑等构园素材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园林具有深刻内涵的主题，标志着作为诗画艺术载体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园林如果只有景而无意，那只能是花草、树木、山石、溪流等物质原料的堆砌，充其量不过是无生命的形式美的构图，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因为“艺术作品所以真正优于自然界实在事物的并不单靠它的永久性，而且还要靠心灵所灌注给它的生气”（黑格尔《美学》第一卷），艺术品“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音调，文字，乃至于其他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同上）。深刻的园林主题，就是园林具有的“意蕴”，可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以获得园外之味。

中国古典园林肇始于帝王对仙境灵域的憧憬，“山水方滋”于汉季（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但彼时人们的“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自慰藉”（同上）。因此，以“有若自然”为最高理想的文人山水园南北朝才诞生。融诗画意境于山水别墅，始自盛唐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主题园则滥觞于中晚唐。

山水园林的诸多审美因素出现在中唐的“山水游记”类散文中。唐元结的《右溪记》文字幽眇芳洁，自成境趣，已暗寓作者的主观情思于小溪。柳子厚的“永州八记”，“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明茅坤《唐大家柳柳州文钞》）。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画面，造成凄清的意境，以景寓情，情景交融，已经肇始文人山水主题园的基本要素，园中蕴涵的诗情画意愈益浓化，园林的景点题名中，已经出现了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题名。如白居易在杭州刺史衙门园林中的亭、堂分别名“虚白堂”、“忘筌亭”，均出自《庄子》。晚唐司空图筑“休休亭”于先人别墅“濯缨亭”旧址，“濯缨亭”显然取自“沧浪之歌”，沧浪亭在唐宁王的“九曲池”中已经出现，但仅取其水的青沧色而已，没有很深刻的含义。司空图易名“休休”，并作《休休亭记》陈述其情，又作《耐辱居士歌》，篇中用晋殷浩被废黜后终日恒书“咄咄怪事”之典，题于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新唐书·卓行传》）这标志着“主题园”的萌芽。

尚雅黜俗的宋代，在艺术领域追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宁谧和浅酌低唱、小院香径的精雅，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诗化的超越情韵，写意式山水园林成为他们寄寓坚定的理性人格意识及其优雅自在的生命情韵的最合适的载体。苏舜钦用一掬沧浪水，疗治他忠而被谤、无罪被黜的心灵创伤（沧浪亭）。朱长文希望“友沮、溺，肩绮、季，追严、郑，蹑陶、白”，追求高人逸士之乐（乐圃）。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为自适其乐，以排遣其“自伤不得与众同也”的抑郁，筑园“独乐”。士人园林更注重文人意绪的写入，一草一木一石，都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的特殊工具。

明清时期宅园遍及全国，园主大多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士大夫文人，园林成为一篇篇“地上的文章”，大多具有深刻内涵：或羡慕“摇首出红尘”的渔父（网师园、渔隐小圃）；或守拙归园田（拙政园、耦园、涉园、日涉园、归田园居）；或表示澄怀观道，寄畅在所因（澄怀园、寄畅园）；或知足常乐、容膝自安（容漆园、一枝园、半枝园、半园、残粒园、园、勺园、一亩园、自得园）；或陶融自然，与风月为侣（寒碧山房、留园、环秀山庄、拥翠、听枫园、蔚秀园、朗润园、镜春园、熙春园等）；或怡亲、娱老（怡老园、豫园、怡园）；或抒发方外之情（壶园、弇州园）等。

中国皇家园林虽然逐渐淡化了神仙主题，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北山》）、永享富贵和六合同春、俯察庶类等专制帝王心理始终主导着园林构景（艮岳、承德、颐和、长春、承泽）等。

总之，中国在宋代以后的园林都具有灵魂，即“文心”。“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明陈继儒《青莲山房》），“文心”又来自中国古典诗文的意境和文学家的高情雅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