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教学法（节选）

二

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绝对不算巧。所以本讲义所讲，只是规矩，间有涉及巧的方面，不过作为附带。

诸君听这段话，切勿误认我所讲的与什么文章轨范什么桐城义法同类。那种讲法，都是于规矩外求巧，他所讲的规矩，多半不能认为正当规矩。我所要讲的，只是极平实简易，而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地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

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地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要求，看似寻常，其实实行做到，极不容易。试把它分析一下：

（1）该说的话 该说的话，是构成文章必要的原料。作文第一步，先把原料搜集齐备，便要判断哪种原料是要的，那种是不要的。要不要的标准，要相题而定。——又要看时候如何，又要看作者地位如何，又要看读者地位如何。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和作一篇《论暑期学校之功用》，关于暑期学校的原料可以彼此通用的虽然甚多，然而两篇所应去应取当然不同。同是这两个题目，今年作的，和三两年后作的，所说话当然不同。同是作记，以南开为主体，与以暑期学校为主体，所该说的话当然各各不同。同是作论，对办学的人说，和对学生说，所该说的话当然各各不同。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都是文家第一大忌。该说的不说，我们在古人文中很难举出确例，因为我们认为该说的话，也许作者当时实在没有完备的材料；然而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司马迁作的《孟子荀卿列传》，他所根据的资料——《孟子》《荀子》两部书现在尚存，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发见出传中该说而未说的话很多。不该说而说，可以算是二千年来文人通病。有名的六朝骈体文，和唐宋八家文，依我看来，总是可以不说的话居十之八九。因为他们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做文，乃是因为要做文才勉强找话来说。还有许多话，在这个人是该说的，在那个人是不该说的；在这时候是该说的，在那时候是不该说的。例如最近黎黄陂复职前所发的“鱼电”，可以说是人人该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黄陂无论何时都该说的话，独有黄陂自己打定主意承认复职前之数日，便不该说。学作文的人，先要自己定出个立脚点，然后根据这立脚点把该说的话定出个范围。这是第一种规矩。这种规矩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

（2）要说的照原样说出 原样有两种：一、客观的原样；二、主观的原样。客观的原样，指事物之纯粹客观性，像画画一般，画某人便的确是某人，画那处风景便的确是那处风景。这是做记载文最必要的条件。主观的原样，指作者心里头的印象，要把他毫厘不爽的复现到纸墨上来。两者之中，尤以主观的为最紧要。因为任凭你如何主张纯客观的作品，那客观的事物总须经过一番观察审定别择才用来入文，不能绝对的与主观相离。文家临到下笔时，已经把一切客观的都成为“主观化”了。所以能够把主观的原样完全表出，便算尽文章能事。但这句话却很不容易实现。我们拿着一个题目，材料也有了，该说话的范围也定了，但对于所有材料，往往就苦于无法驾驭。有时材料越发多越发弄得狼狈，闹到说得一部分来丢了一部分，把原有的意思都走了；又或意思格格不达，写到纸上的和怀在心中的完全两样。想医第一种病，最紧要是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令他配搭得宜。想医第二种病，最要紧是提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一切话都拥护这主眼，立于辅助说明的地位。这又是作文最重要的规矩。这种规矩也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

（3）令读者完全了解 这句话看着像很容易，其实不然。我自己读许多有名的古文，便不了解他真意何在。所以令人不了解之故有四〔二〕：其一，谬为高古，搬上满纸难字或过去的文法，令人连句也点不断，段落也分不清。其二，没有论理学的修养。

三

今论记载文作法。凡叙述客观的事实者为记载文。其种类可大别为四：

一、记物体之内容或状态。如替一部书作提要，替一幅图画作记，说明一种制度的实质，说明一件东西的特性之类。

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记形势的如方志之类，记风景的如游记之类。

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简要的如列传之类，详细的如行状年谱之类。其中复可分为一人专传、多人合传。

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小之记一人一家所发生的事件，大之记关于全国家全人类的事件。短之记以一日或几点钟为起讫的事件，长之记数千年继续关系不断的事件。

右四类中，第一类最为易记。因为范围是有限制的，观察力容易集中；性质是固定的，让我们慢慢地翻来搜去观察不会变样子。第二类也还易记。因为性质虽然不免变化，比较的还属固定；空间的范围虽然复杂，可以由我们画出界限部分来。第三类的记载便较难。头一件，因为人类生活总须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才能表明，而时间最是变动不居的。第二件，因为要想明白一个人的真相，不能光看他外表的行事还要看他内在的精神；不能专从大处看，有时还要从小处看；所以作一篇好传记，实不容易。至于第四类的记载便更难了。要知道一件事的原委因果，总要把时间关系空间关系观察清楚，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分析明白。种种极复杂状态都拼拢在一处，非大大的费一番组织工夫，不能记述得恰好。无论做何类记载文，有两个原则总要教守的：

第一：要客观的忠实。记载文既以叙述客观的事实为目的，若所记的虚伪或讹舛或阙漏，便是与目的相反。所以对于材料之搜集要求其备，鉴别要求其真，观察要求其普遍而精密。尤要者，万不可用主观的情感夹杂其中，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要而言之，凡作一篇记载之文，便要预备传到后来作可靠的史料；一面对于事实负严正责任，一面对于读者负严正责任。学生初学作文时给他这种观念，不惟把“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即以文体论，也免了许多枝叶葛藤。

第二：叙述要有系统。客观的事实，总是散漫的断续的，若一条一条的分开胪列——像孔子作《春秋》一般，只能谓之记载，不能谓之文。既要作文，总须设法把散漫的排列起来，把断续的连贯起来。未动笔以前，先要观察事实和事实的关系，究竟有多少处主要脉络，把全篇组织先立出个系统，然后一切材料能由我自由驾驭。教学生作文从此人手，不惟文章容易成就，而且可以养成他部分的组织能力。

四

以上泛论记载文的纲领已完，以下便举实例分论各种作法。

记载文有把客观事实全部记载者。例如韩昌黎《画记》（《古文辞类纂》卷五一），记的是一幅田猎人物画手卷。用四百多个字，把画中人马及其他动物杂器物五百多件全部叙入，能令我们读起来仿佛如见原画。我常推他是《昌黎集》中第一杰作。他这篇杰作，实很费一番组织工夫才能构成。他先把全画人物分为四大部，一人，二马，三其他动物，四杂器物。第一第二部用列举的记叙法，第三第四部用概括的记叙法。他把这个组织系统先行立定，再行驾驭画中的材料。写人的状态应最详，他便用精密的列举，先写大人，后写妇人小孩；大人之中，先写骑马的，次写别种动作的；骑马之中又种种分类，别种动作中又种种分类，叙明作某种状态者若干人，某种某种状态者又若干人。而总结之以“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叙马，亦列举其状态，而不举每种状态所占之马数。总结处却与叙人同一笔法，说道：“凡马之事二十有七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叙其他动物，则但云：“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但举其数，不复写其状态。次叙杂器物，则分兵器服用器游戏器三类，统记其总数“二百五十有一具”，更不分记某器有若干具了。其余山水树林等情形，文中一字不见，但我们从他写人马状态里头大约可以推度得出来。这篇文用那么短篇幅，写那么琐屑复杂的状态，能令人对于客观的原样一目了然，而且在文章上很发生美感。问他何以能如此呢？主要工夫全在有系统的分类观察。把主从轻重先弄明白，再将主要部分一层一层的详密分类，自然能以简御繁。我们想练习观察事物的方法，这便是一个模范。

这种叙述法，施诸一幅呆板的画或尚适用，因为画中人物虽然复杂，毕竟同属画出来的东西，想把他全部叙下，还有办法。若所叙的对象含有各种不同性质，你想要全部一丝不漏都叙下，结果一定闹到主从不分明，把应叙的倒反落掉，令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了。所以叙事文通例，总是限于部分的记述。纸面的记述虽仅限于一部分而能把全部的影子摄进来，便算佳文。部分记述之主要方法有四：

一、侧重法。

二、类概法。

三、鸟瞰法。

四、移进法。

侧重法专注重题中某一点或某几点，其余或带叙或竟不叙。最显著的例，如陈群等之《魏律序略》（《晋书·刑法志》引）。目的专在记魏律与秦汉律篇章之异同。起首便说道：“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少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这几句把改律的动机和宗旨都简单明瞭提出。以下便将旧律某篇某篇如何不合论理如何不便事实，据何种理由增加某篇挪动某条。末后总结一笔：“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全文不过七百字，然而叙述得非常得要领。我们试把他仔细研究一遍，便可以制成一个极明瞭的“汉魏律篇章对照表”。他对于许多法律上重要问题，都没有提及，所记专集中于这一点。正惟集中于这一点，所以对于这部分确能充分说明，遂成为天地间有用且不朽之文。

凡遇着一个廓大的题目，应该叙述的有许多部分，最好专择一部分为自己兴味所注者以之为主，其余四方八面的观察都拱卫着他，自然会把这部分的真相看得透说得出。别的部分，只好让别人去研究说明。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说是文家取巧，其实也是做学问切实受用的一种途径。

侧重法只要能把所重的说得透切，本来无论侧重那一点皆可。但能够把题目最重的地方看清楚，然后用全力侧重他，自然更好。我刚才说过：“部分的叙述，须能把全部影子摄进来。”想以部分摄全部，非从最重要处落脉不可。比方攻击要塞，侧重法是专打一个炮台，所打的若是主力炮台，自然比打普通炮台效力更大了。例如有一个题目在此：“记德国新宪法”。不会用侧重法的人，想要把全宪法各部分平均叙述，一定闹到写了几万字还是茫然无头绪。会用侧重法的人，便只认定某几点重要，其余都不管。但是同一样的侧重法，侧重得握要不握要，文章价值自分高下。例如侧重在新宪法和旧宪法比较，看帝制与共和异同何在，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关于共和之建设，各国大略相同，就令从这方面详细解剖，仍不足以说明德宪特色。我有位朋友张君劢做过这一篇文，专把德宪中关于“生产机关社会有”的条文，和关于“生计会议”的组织及权限详细说明，其余多半从略。这便是极有价值的一篇文字。因为这两点是从来别国宪法所未有，德国新宪能在今后立法界有绝大价值，就靠这两点。

凡一件事实，总容得许多观察点。所以一个题目，容得有许多篇好文章。教授学生时，最好是择些方面多的题目，先令学生想想这题目可以有几个观察点；等他们答完之后，教师把几个正当观察点逐一指出，然后令各生自认定一个观察点做去；既认定时，便切戒旁骛以免思路混杂。凡所有资料，皆凭这观察点为去取。经过几回这样的训练，学生自然会把侧重法应用得很好了。

但前文讲的观察点之比较选择，万不要忘却。倘若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能成为正当的好文章。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叙个人阅涉琐事居大半。太史公自己声明所侧重的观察点，说道：“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他既有了这几句话，我们自然不能责备他不合章法。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偏锋的观察法，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该。

五

类概或类从法者，所记述的对象，不能有所偏重，然而又不能遍举，于是把他分类，每类挈出要领，把所有资料，随类分隶。这种模范作品，最可学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朴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篇传叙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种族，情形异常复杂，虽在今日，尚且很难理清头绪。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得了如指掌。他把他们分为三大部，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代表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其他散部落亦并不挂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如滇、夜郎等——的事情，然已显出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体的关系。这是详略繁简的最好标准。

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这方法。用这方法最要注重的工夫是分类。分类所必要的原则有三：第一要包括，第二要对等，第三要正确。包括是要所分类能包含该事物之全部；对等是要所分类性质相等；正确是要所分类有互排性不相含混。例如说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这个分类便不包括，因为把苗子猡猡等族漏掉了。例如把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名为七曜，便是不对等，因为日月和五行星不同性质。例如把中国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便是不正确，因为有许多书可以入这部也可以入那部，或者入这部不对入那部也不对。分类本来是一件极难的事，以严格论，每种事物，非专门家不能为适当的分类。但要想学生心里缜密，非教他们多做这层工夫不可。学做记事文，尤以此为紧要途径。好在学生学别种功课时，已经随时得有分类的知识。教授作文时，一面把他们已学过的功课当题目，叫他们就所听受者加详加密分类；一面别出新题目叫他们自己找标准去分类。如此则作文科与别科互相联络，学生无形间可以两面受益。

把类分清之后，要看文章的体裁篇幅何如。若是一篇长文乃至著一部书应该逐类都详细说明，那便循着步骤说去就是了。倘若限于篇幅要有剪裁，那么学《史记·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写以概其余，这是作文求简洁的最好法门。试再举两个分类的例：各史《儒林传》，自《晋书》以下，都不分类了，我们读起来，便觉得流派不明。《史记》《汉书》《后汉书》所叙各儒者，都不以年代为次，但以各人所专经分类。《后汉书》更分得清晰，每部经分今文家古文家，两家中又分派，每派各举出几个代表人物，读过去自然把一代经术源流派别都了然。所以《晋书》以下的《儒林传》可以说是无组织的，前三史是有组织的，《后汉书》是组织得最精密巧妙的。

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体例和旧史很有不同，他立的传很少，应立传的都把他分类。他只用开国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历治水诸臣……等等名目做列传标题，把人都纳在里头。于是凡关于这一类人所做的事都归拢在一处。每篇之首，把事的大纲提挚清楚，用几个重要人物做代表，其余二三等人附带叙入，事迹既免挂漏，又免重复，又主从分明。比较各史，确应认为有进步的组织。这段话讲的是著书体例，教学生作文或说不到此。但以文章构造的理法论，构造几十卷书和构造几百字的短文不外一理。总要令学生知道怎样才算有组织，怎样才算组织得好。做有组织的文字，下笔前甚难，下笔后便容易；做无组织的文恰恰相反。同是一种材料，组织得好，废话少而能令读者了解且有兴味；组织得不好便恰恰相反。想学记载文的组织文吗？分类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工夫了。

六

鸟瞰法和前两法不同：前两法都要精密的观察，鸟瞰法只要大略观察。像一只鸟飞在空中，拿斜眼一瞥下面的人民城郭；像在腾高二千尺的飞机上头用照相镜照取山川形势。这种观察法，在学问上很是必要。前人有两句诗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仅有部分的精密的观察，结果会闹成显微镜的生活，镜圈里的情形虽然看得无微不至，圈子外却是茫然。如此则部分与部分间的相互关系看不出来，甚至连部分的位置也是模糊，决不能算是看出该事物的真相。鸟瞰法虽然是只得着一个朦胧影子，但这影子却是全个的。这个方法，凡做一部书的提要或做一个人的略传一件事的略记，都要用他。而且在一篇长文中总须有地方用他。所以要学。

鸟瞰法的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货殖列传》。从“汉兴海内为一”起到“燕代田畜而事蚕”止，这几大段讲的是当时经济社会状况。物的方面把各地主要都市所在，与物产的区划，交通的脉络；人的方面把各地历史的关系，人民性质遗传上的好处坏处，习惯怎样养成，职业怎样分布，都说到了。他全篇大略分六部，（一）关中（陕西）。当时帝都，把陇（甘肃）蜀（四川）附入。（二）三河（河南）。把种、代、赵、中山（山西及直隶之一部）附入。又附论郑、卫（河南）。（三）燕（直隶）。把辽东附入。（四）齐、鲁（山东）。（五）梁、宋（山东、河南间）。（六）三楚。西楚指江淮上游一带（湖北及河南、四川之各一部），东楚指江淮下游一带（江苏、安徽附浙江），南楚指东南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他分类不见得十分正确，所论亦互有详略，加以太史公一派固有的文体很有些缭纠，像不容易理出头绪，但他能把各地的特点说出，各地相互的关系处处保联络，确是极有价值的一篇大文。鸟瞰法的文做得好不好，全看他能不能提挈起全部的概要。试举两篇同题目的为例：汉朝的高诱作了一篇《吕氏春秋序》（现在冠于原书篇首），清朝的汪中也同样有一篇（《述学》补遗）。高诱的钞《史记·吕不韦列传》占了四分之三，都是说吕氏的故事，其实吕氏并非学者，这书又是他的门客所编，与本人无甚关系，况且这些话《史记》都说过，何必再说呢？末段才说到这书的内容，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全是空话，而且四句之中便有重复，我们读了绝不能对于这部书得何等印象。汪中的便不是这样：他说他某篇某篇采自儒家言，某篇某篇采自道家言，某篇某篇采自法家墨家兵家农家言。末后总结说：“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类书）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我们读了这篇序，就令看不见原书，然而全书的规模性质都可以理会了。

七

移进法和前三项不同。前三项都是立在一个定点上从事观察。或立在旁边，或立在高头；或精密的观察局部，或粗略的观察全体。要之作者拣择一个定点站住，自然邀同读者也站定这一点，把我观察所得传达给他。移进法恰与相反：作者不站定一点，循着自己所要观察的路线，挪动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读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观察。这种作法，《汉书·西域传》便是一个好例。

《西域传序》先叙述西域交通的两条路，说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颜注云，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因为这些地方初通中国，一般人不知其所在，不能像什么关中、河内、燕、蓟、齐、鲁，提起名来大家都会想象他在某地点。所以这篇传换一种记载法：先把两条大路点清眉目后，入本传正文，就跟着路线叙去。路线是从南道往、从北道归。头一段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自此便顺着南道叙鄯善，且末；……经过葱岭中的西夜，子合；度岭叙罽宾，安息，大月氏；算是南道的最远点。跟着趋北，叙北道最远点的康居，大宛；……回头入葱岭，叙捐毒，莎车，疏勒；……顺着北道东归，最后到车师前后王庭而止。其不当两大路之冲者，则随其所附近之路线插叙。每叙一国，都记明去长安若干千里。他这种组织法，和本书的《地理志》迥别，好像带着我们沿着这两条路线往返旅行一遍，能够令我们容易明白且有兴味。

和这个一样的作法，如柳子厚的游记：内中《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邱记》至《小邱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等一连十多篇，其字句之研炼，笔法之隽拔，人人共赏，不必我再下批评。最妙是把他逐日发现的名胜，挨次分篇叙述；令我们读起来好像跟他去游览，和他得同等的快乐。这就是移进法的好处。

移进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最相宜，因为观察点跟着地段挪移是最便的。但跟着时间挪移也可以。就历史的记载而论，纪传体是站在一个定点上观察的，编年体就是跟着时间挪移的。所以《左传》《通鉴》里头许多好文章，极能引人人胜。还有许多好小说，令读者不能中断，非追下去看完不可，都因为用移进法用得入妙。

所写对象本来有空间时间的层次，作文时一步一步移进去，自是这一类作法的正格。亦有本身原无层次，作者自己创造出层次来移进。汪容甫有篇名作《广陵对》，便是绝好模范。江是扬州人，这篇《广陵对》是说扬州在历史上的关系，替自己乡上大吹特吹，用近人通用的命题，也可以标为“历史的扬州”。扬州史迹本来甚多，若平铺直叙说去，不惟无味，亦且一定错乱挂漏。他把所有史迹先行分类：最初所叙一类，是没有什么成功然而关系很重大的。从楚、汉之交的召平说起，次以汉末三国的臧洪，东晋祖约、苏峻构难时的郗鉴，桓元僭逆时的刘毅，萧梁侯景作乱时的祖皓、来嶷，唐武后革命时的徐敬业，宋篡周时的李重进，宋亡时抗拒蒙古的李庭芝，明亡时抗拒满洲的史可法。恁么多件事并为一类，都是忠愤爱国一流。总束一句道：“历十有八姓二千余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间。”引起读者的眼光看扬州成了忠义之乡了。然而这些什有九都是失败的史迹，而且主其事者多半不是扬州人。于是他进一步，叙本土人有成功者为一类。内中又分两小类：先从守境之功说起，叙三国时陈登的匡琦之战，南宋时韩世忠的大仪之战，宋、元之交赵葵的新塘之战。继叙进取建设之功，则晋拒苻秦时谢玄的淝水之战，隋平陈时贺若弼的白水冈之战，五代朱温割据时杨行密的清口之战。令我们读起来，便觉得扬州地方真是举足可以为轻重于天下；扬州人之武勇真个如荼如火。末后一段，叙扬州人在扬州以外所做的事，历举十几位，各种人物都有。又把我们眼光引到别方面去，觉得扬州真是人才渊薮了。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洗炼，笔笔都跳荡，固然是他特别令人可爱的原因。然而最主要者实在他的章法；本来只有许多平面的材料，他会把他分类，造出层次，从这个观察点移到那个观察点，每移一度，令人增加一重趣味。这可以说是故意造作出来的移进法。我们懂得这种法门，无论遇着什么题目都可以应用了。

（全文原刊《改造》1922年5月15日，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