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忧国忧民的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所以他常自称“杜陵布衣”，后来曾一度居于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他这一族从十世祖起徙居襄阳，后因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令而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诗书传统的旧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博学多才，武功、政事、学术都有成就，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官守儒”的楷模。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在律诗创作方面对杜甫有直接影响，所以杜甫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他的父亲杜闲曾当过兖州司马、奉天令，但这时家道已经衰落。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开元盛世的同龄人。青年时代他曾漫游吴越齐鲁，24岁时应举不第。天宝初他遇到从宫廷放还的李白，这两位大诗人的结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天宝六年他到长安应制举，这时政治已经愈趋黑暗，奸相李林甫将举子全部黜落，还上表祝贺玄宗“野无遗贤”。此后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虽曾多方干谒希求汲引，天宝十年还向玄宗上过三大礼赋，得到玄宗欣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又因李林甫从中作梗，未得一官半职。直到天宝十四年，他44岁时，才得到河西尉的小官，没有就职，又改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还家探亲时，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他与难民一起流亡，被安禄山军俘到长安，后逃到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任左拾遗。不久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8）弃官，经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营建草堂。其间因蜀中军阀混战，一度流亡梓州、阆州，回到成都后，被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成都南下，次年至夔州，旅居两年。57岁时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漂泊。大历五年（770）病死在湘水上，享年59岁。
李白和杜甫都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李白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盛唐诗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杜甫年辈较晚，经历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卷入过战乱的漩涡，又长期沦落下层，因而能够逐渐走向人民，为人民大声呼吁。他最可贵的精神是能够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宁苦身以利人。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写出许多深刻反映他的时代，堪称“诗史”的重大篇章。而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关注现实的执著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都植根于盛唐的理想、激情、宏伟气魄和时代责任感。
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长大，整个青壮年时代在开元年间度过。他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从一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盛唐文人共有的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无不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显示出诗人对前途的充分自信。但当他满怀希望跨入上层社会时，统治集团已经腐败。长安十年困守，功业上一无所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与王侯显贵相周旋，使他熟知种种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既贫且病，饱经忧患，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秋雨叹》其二）因此，安史之乱前，当大多数盛唐文人还在讴歌太平的时候，杜甫已经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了社会政治中潜伏的严重危机。盛唐文人在天宝时期虽然也对朝廷开边提出过批评，但大都局限于将士的赏罚不均和用兵的劳民伤财：“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王维《送陆员外》）而杜甫的《兵车行》则已指出穷兵黩武所引起的田园荒芜、赋税繁重，人民无法负担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后《出塞》包括了盛唐边塞诗的全部内容，而诗人对民族关系、边塞形势的正确看法使这两组诗的思想境界超过了所有的盛唐边塞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
如果说李白多以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地讽刺杨国忠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注：阮步：魏晋诗人阮籍常常独自驾车出游，不问路径，车迹所穷，便恸哭而返。这里比喻自己像阮籍那样穷途窘步。）”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预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合着他在长安十年的感受，表白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执著意愿。其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钦贡城阙”四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之上。“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注：卫霍室：指像汉代卫青、霍光那样有权势的外戚。）。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等句，又以外戚贵族极度奢靡的生活与贫民的生活形成苦乐悬殊的鲜明对照，因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便更触目惊心地概括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当他回家以后遭到幼子饿死的惨重打击时，又从自己的境遇联想到更加困苦的广大人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注：澒洞：形容浩大无边。）。”不仅表现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从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边戍之卒的骚动不安中看到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在安史之乱中，许多诗人的慷慨高唱沉寂下去，杜甫却卷入了祸乱的中心。他热切地关注着国事的变化，与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磨难，并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身陷叛军占领的长安，写下了许多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和爱国热忱的篇章。《悲青坂》、《塞芦子》、《悲陈陶》表达了人民渴望官军收复长安的心声，对官军的惨败、牺牲的将士致以沉痛的悼念，为不能向朝廷献筹边策而无限焦急。《悲陈陶》（注：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亲自带兵分三路讨伐安史叛军。二十一日，中军、北军与叛军战于咸阳东的陈陶斜，大败，士卒死亡四万余。当时杜甫陷于长安，亲见叛军获胜归来的猖狂，极其悲愤，遂作此诗。）：
这首诗不仅以血淋淋的实录反映出唐军惨败、叛军气焰正盛的形势，两京百姓在血泊中哀吟的惨象，而且以典型的画面凸显出人类战争的残酷，表现的不仅仅是对时势的密切关注，更重要的是无数生命的轻易毁灭在诗人内心造成的强烈震撼。《悲青坂》希望连续惨败的官军得到暂时休整：“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塞芦子》建议官军派兵扼守陕北的芦子关，以防叛军从太原长驱西进；《哀江头》在荒凉的曲江边抒写了在动乱中对太平盛世的追念；《哀王孙》反映了唐王朝在大乱之初几近崩溃到开始整顿的历史过程。《春望》将怀念家人与忧虑国运的深情融为一体：
诗人强烈的忧国之情使无情的草木花鸟都为感时恨别而溅泪惊心，这首诗也成为高度概括家国之恨的传世名作。
在投奔行在到贬官华州这段时期，杜甫写下了可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北征》，抒发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看法，希望朝廷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及时纠正错误，不要过于倚重助唐平叛的回纥，以免造成更大的后患，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中，又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展望和信心。“三吏三别”写下了他在兵荒马乱之际亲眼所见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既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不顾人民死活，又忍痛鼓励人民走上前线支持平叛战争。《彭衙行》、《羌村》三首由诗人家庭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反映了广大人民共同遭受的苦难。由于命运的机缘巧合，使杜甫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底层，他所描写的一切都是亲身体验，并与他经历的兵灾祸乱、政治风波以及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这些诗篇才具有极其强烈真切的感人力量。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将自己饥寒交迫、艰苦备尝的生活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紧紧联系起来，写下了大量怀念盛唐的诗篇，抒发了中兴无望的悲慨。他把儒家奉为国家祥瑞的凤凰当作自己的图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凤凰台》）为了重现太平之治，他不惜生命，甘愿剖心沥血，作为供养凤雏的醴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由个人的不幸遭际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为了他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起所有的苦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体现了历代中国人理想的古圣人之心。
两京收复以后，各地军阀纷起作乱，吐蕃回纥侵扰不绝，宦官把持朝政，战火此起彼伏。杜甫在经历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短暂喜悦之后，又陷入了对时势更深的失望：“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随着对社会弊端的认识愈益深化，他的抨击也越来越有力。《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说：
诗中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夺吏”巧立名目“诛求”的事实，并义正词严地将那班贪官污吏斥为“蟊贼”，指出欲救穷民必先除去这些“务割剥”的“庶官”。《枯棕》诗用被“割剥”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榨干最后一滴血的“江汉人”：
“割剥”是“剥削”的同义词，杜甫是第一个用“割剥”来比喻官府征敛的诗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杜甫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制度，可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苛政和诛求的根本性质。《客从》诗说：
（注：泉客：即鲛人。古代传说，南海里有鲛人，能够织丝，眼泪能变成珍珠。）
以珠化为血的虚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朝廷征敛的珠玉均为人民的血泪所凝的真理。《岁晏行》描写潇湘一带的人民在官府诛求和奸商欺蒙之下无以为生的痛苦处境：“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无衣无食的农民被迫卖儿卖女以交租税，然而他们割舍骨肉换来的是“私铸”的恶钱，与之形成对照的却是达官贵人奢侈无度的生活，这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民不聊生的原因和后果。他在出蜀后所作的《三绝句》中痛骂那些专横残暴的地方军阀是狠毒甚于虎狼的群盗，大胆地揭露皇帝殿前的禁军杀戮百姓、奸淫妇女的罪恶：
（注：羌浑：羌族和吐谷浑，当时经常骚扰青海四川一带。）
他还指出天下动乱、盗贼丛生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认为盗贼本是好百姓，文贪武暴才逼得他们铤而走险。
尤其可贵的是，杜甫在后期还突破了他早年以君为中心、臣为附庸的传统观念的局限，对肃宗、代宗的昏庸无能进行了大胆的讥刺：“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虑补四方。”（《忆昔》其一）指出官军邺城之败，原因在宠任宦官，听信张皇后。他指责皇帝不肯起用贤者，又不能惩罚奸佞：“贤者隐屠钓，王肯载同归？”“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甚至尖锐地提出：“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讥刺天子的“恩泽”虽多，苍生反而日子更难过。当然，面对藩镇割据已初步形成的复杂形势，杜甫的思想也是极为矛盾的。他更多的诗是要求武臣忠于朝廷、报效天子，因为忠于天子已与忠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体。出于对昏君庸主的失望和对明君贤主的向往，他特别怀念开元全盛时期的政治。而这种对开元盛世的追怀又往往与他晚年贫病衰朽的身世飘零之感，以及对世乱不息的忧虑交织在一起：“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忆昔》、《秋兴》、《丹青引》等诗都倾注着追忆开元往事的沉痛心情。他在夔州所写下的几百首诗大多以回顾自己的生平和总结盛唐的兴衰为主题，抒发了自己无力重正乾坤的悲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念念不忘的还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现实。
由杜甫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由于他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突变时期，因而对国家的治乱对比具有特别强烈痛切的感受，这是任何时代的诗人都难以相比的。又由于他个人特殊的遭际，才能使盛世所赋予他的远大理想和时代责任感在乱世中得到深化，使他对现实的批判产生震撼人心的激情和力量。这一点是杜甫高出于中国文学史上所有诗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