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什么样的马勒？

马勒回到了他的年代，马勒实现了喧嚣中的朴素和真挚。马勒的青春岁月在稚嫩而朝气蓬勃的“巨人”“鲜花”意象中御风而来。

热衷听交响乐的人在聆听生涯的某一阶段，经常会产生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惆怅感觉，就是“马勒之后听什么？”

马勒交响乐的诞生，马勒的复兴，聆听马勒，追捧马勒，都属于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音乐本身。在中国听马勒曾经是知识界非常非常时髦的事情，有人把其概括为“马勒崇拜”。这种结论性意见很是危险，直接导致了在中国一段时间里，有头有脸的人耻于谈论马勒，更遑论喜欢得五迷三道、死去活来。当然，另一项自然法则也还在发生作用，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听马勒或以马勒作武器的人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只是初衷不同，视角有变。可怜马勒的肖像在没来得及画完整的时候，已经被扭曲变形了。

在北京热演的人艺话剧《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昭示了社会的动荡与城市的喧嚣，摇晃骚乱的开幕由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和马勒浩瀚宏大的第八“千人”交响曲助威，声势直冲瓦顶，直抵心窝，给予到场观众的震撼胜过一百年前的首演。马勒的亘古巨制在中国的规模效应因一部争观者众的话剧而达到2002年在保利剧院的“中国首演”所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效果。我的哀叹在于，当由专业音响系统传出的管风琴轰鸣伴奏着交响乐队及千人合唱回荡在首都剧场穹顶下时，毛鲁斯神父的赞美诗“欢呼造物主的圣灵降临”一下子被消解到覆盖圣俗两界的背景噪音的地步，马勒在中国的使命看起来走到头了。

马勒在中国的命运一定有全球的大背景，音乐会上演奏马勒不再时髦，以至于靠指挥马勒起家成名的西蒙·拉特尔在履新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登基演出以浓郁的色彩和透支的激情为最通俗的第五交响曲添上重重的一笔之后，煞有介事地宣布将不再安排马勒作品进入今后的演出季。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听到完全不同于拉特尔解读风格的马勒，确切地说，正是马勒经典的力量，唤起越来越多并不以诠释马勒见长的音乐家对马勒作出不同于传统风格的尝试。

当我们仍然把“马勒传统”划分为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佩勒的“正宗”，约翰·巴比罗利和鲁道夫·肯佩的“传神”，列奥纳德·伯恩斯坦和克劳斯·滕施泰特的“殉道”，海丁克和贝尔蒂尼的“学术”几种流派时，殊不知马勒的饱含能量的情感特征在今天已无生存的空间。无论是演奏者还是欣赏者，就像吃腻了大鱼大肉的重油水一样，再也受不了撕心裂肺、泪水四溅的折磨，既伤身体又伤神。我们也再见不到像巴比罗利和伯恩斯坦那样真情投入的诚挚与赤子之心，也不指望年轻一代像昔日的阿巴多、西诺波利和拉特尔一般以承继道统为己任。

总之，今天的马勒，肥，厚，重，响……已到了被摒弃的时候，而瘦，薄，轻，透……渐成解读的旨归。无论是我在现场聆听的维尔瑟-莫斯特和奥科·卡姆，还是在唱片里听到的阿巴多、布莱兹，马勒越来越冷峻，越来越清澈，情绪的聚散不再是焦点，曾经无所不在的死亡的阴影化作身心的从容放松和淡然的面对。阿巴多以身患癌症之躯，刻画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六“悲剧”交响曲，那是跨越一道道生死之关的欣悦和满足，是参透人神两界的超脱与释放；布莱兹以当代伟大作曲家的身份，用十年之功完成马勒全部交响曲的录音，呈现出阶段性的感悟步伐，越到近处，越是物我两忘，清雅脱俗，马勒的血肉被剔尽了，只余清晰的骨骼供人瞻仰。

走得最远的是英国“古乐”大师罗杰·诺灵顿，他从执掌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开始，便进入他的“本真主义”诠释理念的更高境界。他以现代乐队音响回归了贝多芬、舒曼和门德尔松，重现了勃拉姆斯在世所见证的光荣。现在他把他的实验性运用于马勒，说出来或听起来都是那么令人吃惊。在没有聆听诺灵顿的马勒之前，想象是没有边际的，因为这肯定不是勃拉姆斯或舒曼声音的再现；我是那么羡慕2005年的斯图加特贝多芬音乐厅的到场听众，他们亲身经历了一个历史时刻，一个犹如马勒复活的感人瞬间。那天演奏的第一交响曲还加上了后来被马勒删掉的“花之乐章”。记得马勒特意在第三乐章的乐谱上指示出低音弦乐器“不许揉弦”，其独特的音响效果曾经令滕施泰特在芝加哥音乐厅潸然泪下。而诺灵顿不仅在整部交响曲的演奏中实现了“不揉弦”，还根据历史的考证，增加了大量的滑音。马勒回到了他的年代，马勒实现了喧嚣中的朴素和真挚。马勒的青春岁月在稚嫩而朝气蓬勃的“巨人”“鲜花”意象中御风而来。当“复兴”作为运动而尘埃落定之际，我们适时地迎来“本真”的马勒，它看起来听起来都比“真”还真实，因为它在百年的“轮回”之后，以时代的面目回归了时代。

当诺灵顿的马勒第二、第四、第五、第九交响曲的演出和录音相继问世之际，马勒的“惊艳”正像出水芙蓉一般洗亮了观者的眼睛，洗清了听者的耳朵。我们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真是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