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观看”的文化与公共领域的转型：一种理论构建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传播学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现代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想探讨传播媒介与建构和培养一个渐趋诉诸理性、批判的现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公共领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是：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2001, p.102）
。由于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现代大众传媒已经或正在取代传统的家庭、学校、宗教和文化社区，成为塑造现代人的社会文化、行为原则和思维模式的主要力量，在现代社会谈论公共领域或民主建设，大众传媒的形态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模式就成为讨论的出发点之一。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描述并分析了三种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态：1．以展示权威、张扬权力神圣为主要功能的封建专制的公共领域；2．以不受压制的自由讨论为诉求和对权力的合法批评监督为目的的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3．以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控制传媒、操纵公众意识并扩大自己权力为特色的晚近资本主义大众社会公共领域。在这三种形式中，只有第二种接近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理论理想。最后一种，也就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大众社会公共领域类型，被哈贝马斯称为“重新封建化”（refeud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意味着以电子传媒为主体的现代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参与社会民主进程、培育民主文化以及推动公共利益，反而成为操纵大众意识、推广消费文化和扩大私人团体权力的工具，与封建专制的公共领域有相似之处。
对于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转型中的作用，哈贝马斯和大多数的评论者都集中关注媒介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变化，即媒介由谁控制、发言者与接收者在体制上的划分、为什么目的发言等因素影响着公共领域的品质。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划分合理的和堕落的公共领域的分水岭是权力与利益这两种体制上的压迫因素能否在大众传媒中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哈贝马斯将晚近垄断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形容为“重新封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媒的全面商业化使得各种违反理性—批判原则的权力与私利得以以市场的名义和所谓自由竞争的手段攫取大量的公共话语资源来展示、炫耀并强化自己的地位及合法性，犹如封建帝王独占传媒对自己歌功颂德。
但是，认识到社会经济体系和传媒制度的变化对公共领域转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公共领域建设所需要的主观文化因素，即平等、理性、批判的主体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如果将公共领域的历史变迁与媒体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观察，我们可以初步发现，公共领域转型的三种形态——从封建专制、自由资本主义到“重新封建化”的循环，可以与这样一个媒体形态的变化过程相对应，即主导各个时期公共领域的媒体形态由以视觉符号为主（广场、仪式、狂欢等），发展到以文字媒介为主（报纸、杂志、书籍），最后再回到以电子技术支持下的视觉媒介为主（摄影、电影、电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既然媒体形态的变化与公共领域转型在时间上有共时性，它们在逻辑上有联系吗？考虑到媒体形态的变化与文化类型变迁的相关性，而文化与思维体制又是公共领域的主观要素，因此，媒介技术和形态本身应该作为造成公共领域转型的因素之一加以讨论。
对于媒介形态与文化（或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许多人做过论述。最著名的是多伦多学派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的将媒介技术发展史与文明模式的变化直接挂钩的论述，和一些学者如波德里亚（Baudrillard）、杰姆逊（Jameson）等讨论的影像传播与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并认为媒介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麦克卢汉（McLuhan）这样形容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史学者伊尼斯（Innis），“一旦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伊尼斯就可以断定：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还可以肯定，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形态及其力量必然要受到掩盖，是该文化中的人看不到的……”（麦克卢汉，2000, p.142）欧洲学者韦斯特拉滕（Verstraen）认为，除了传媒中的“严肃”内容或传媒的制度框架以外，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娱乐直接参与社会主流意识和文化的构建。因此，传媒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上，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当代传播学者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Verstraen,1996, pp.353—354）
如果这些讨论有可取之处，即媒介形态的确会影响媒介修辞方式、编码规律，进而改变主体的构成、思维范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而这些技术的偏见又很可能被某种社会结构的偏见所强化，那么，在讨论公共领域转型中的文化因素时，媒介形态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变量，应将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对文化类型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现代社会的主导媒介已经从印刷媒体向电子媒体过渡，与之相应的，视觉符号也逐步取代了文字符号在大众传播中的主流地位。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是信息与文化结构的深层转型。视觉技术与其所支持的视觉符号所代表的，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视觉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与消费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有着互为表里、互相支持的关系。“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周宪，2002，第72页）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模型中，理想公共领域的源头既不是贵族的宫廷仪礼，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而是家庭聚会中发展出来的文学沙龙。在文学公共领域中形成的理性、思辨、批判的传统又经过报业的发展扩展到政治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现代化之后的两种公共领域的对立，也是以印刷文字为核心的“文学沙龙”和以电子视觉媒体为基础的大众传媒两种传播体制和传播文化的对立。既然以文字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是理想公共领域的文化基础，而视觉文化又对理性主义文化进行了颠覆，我们就有必要对视觉传播的过程与机制作进一步的剖析，理清构成其感性主义文化的各种要素，解释视觉媒体在公共领域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下文将从影像符号用“仿真”代替文字的“再现”功能，图像对感性、被动主体的“唤询”，以及视觉符号利用剪辑、拼贴的“关联性技巧”颠覆逻辑思维等几个方面讨论“观看”的文化与公共领域转型的关系。
当然，将视觉文化抽离出来做理论分析，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视觉符号与文字符号可以截然分开。事实正相反，现代社会的媒体基本上是对各种表意符号混杂使用的媒体。印刷媒体上除文字外还经常配有插图和照片，而影视媒体更是以文学剧本为基础，并且需要对话、音响效果等配合画面组合来表达意义。就连以视觉符号为中心的广告也要依赖音乐、口号、字幕等的配合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只是某种符号体系在理想状态下的表意机制，在现实应用和文化解读时，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和其他符号因素的复杂影响。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妨碍我们指出某类符号体系表意的基本倾向和特点。